淺析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研究正規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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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學東漸; 西方哲學; 中國化; 研究正規化;

淺析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研究正規化論文

西方哲學的傳播和發展在中國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時間, 漸漸被接受、辨識、認同與融合。而這一過程實質是西方哲學“轉基因”的過程, 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漸形成特色的文化系統的過程。而在有研究中, 將其與西學東漸混淆, 西方哲學中國化中的“本土化”、“中國化”特點未能得到體現。因此, 對比西學東漸與西方哲學中國化, 對於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一、西方哲學中國化相關概述

(一) 西學東漸的概念與內容

早期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 多從“西學東漸”角度出發, 其中的西學囊括多方面知識, 其中包括了學術、知識、科學技術與宗教等, 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西學東漸, 可理解為西方國家所生產的學術、知識、科學技術與宗教等經過某種途徑傳入中國, 而在傳入及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便被叫做西學東漸。假定從世界文化系統視角出發, 主要可分為西方、東方兩個文化系統, 前者以歐洲為中心, 後者以中國為中心, 在文化系統的碰撞交融下, 極大程度上地推進和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程序。從西學東漸具體內容看, 主要體現為:

(1) 近代中國發展中西方文化的滲透與影響;

(2) 西方制度文化、物質文化以及心態文化等傳播於中國;

(3) 受西方文化影響, 出現中西文化觀情況, 表現為全盤西用、西體中用、全盤拒絕等;

(4) 近代社會受西方文化影響, 在各領域中均有所表現, 如中國人風俗習慣的轉變、思維模式的轉變以及對經濟、教育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影響等[1]。

(二) 西學東漸發展特徵

西學東漸在中國歷史中所表現的實質是一種文化現象, 而這種文化現象又能體現出一定的時代背景, 所以西學東漸有明顯的時代特徵。西學東漸特徵表現為:第一, 時代特徵。該文化現象在中國的產生, 並非體現在單純的文化交融層面, 更被賦予“救亡圖存”意義, 被用於中國社會危機、時代危機的解決。第二, 被動轉向主動特點。儘管西學傳入中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文化侵略含義, 但事實上, 國人某種事實上自覺自願的接受也是西學東漸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被動接受的現象主要表現在該時代背景下, 具有特殊性。第二, 全面接納轉向為選擇性汲取。西學中囊括的內容較多, 不乏精髓內容, 但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與中國本土文化產生了碰撞, 有相互融合的, 也有相互排斥的, 長此以往便出現選擇性汲取的概念, 避免因固守傳動文化而對西學全盤拒斥, 同時又避免徹底將中國傳統文化改造成全盤西化的情況, 此時選擇性吸收西學內容成為大多學者與受眾青睞的內容[2]。

(三) 西方哲學中國化與西學東漸比較

西學東漸有其自身發展歷程, 最初傳入中國時更為注重的是如何漸入, 保證西學的主體性, 對於如何使中國文化包容西學以及二者的融合併未給予重視。同時, 西學東漸強調實施學描述, 忽視中國人主體精神。假設從西方哲學中國化、西學東漸兩方面對比, 更能將西學東漸的特徵表現出來。具體比較有:第一, 西學東漸歷史實效性屬性。從西學東漸的整個東漸過程看, 一直保持“漸”的過程, 因此使“西方哲學形態”在中國形成, 對整個現代化程序產生影響。第二, 主體明確。西學東漸所傳遞的內容以西方哲學的內容為主, 逐漸向中國文化中滲透, 其中西學為主體。而自進入中國後, 西學則可作為“異質文化”, 需經過本土文化重新改造, 此時便出現中國文化、西方哲學融合的現象, 該現象被叫做“西方哲學中國化”。第三, 知識傳遞特點。西學中囊括的內容極多, 從表面上傳遞的為知識理論內容, 如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 而從深層次上看, 則為文化交融過程。[3]

二、西方哲學中國化實現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一) 理論依據

從“西方哲學中國化”所表現出的主體性、時代性看, 該提法比較西學東漸更加具有說服力, 其有特定的理論依據與現實依據。首先從理論依據看, 關於西方哲學的研究, 可具體細化為三個階段, 包括:

(1) 西方哲學中國化在1979年前的研究;

(2) 1979年與1999年時間段的研究;

(3) 1999年以後的研究。之所以將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劃分這三個階段, 主要原因在於在這三個階段中所體現出的不同的歷程特點, 如第一階段中接受與辨識, 第二階段中辨識與認同, 第三階段中認同與融通。通過深入分析, 三個階段各自體現知識型、歷史型與思想型特點, 其中知識型特點表現在對西方哲學的解讀方面, 而歷史型特點強調從史學意義角度對西方哲學做斷代劃分。另外, 思想型特點強調以中國文化語境為基點, 融入西方哲學內容。這種融合有多種表現, 包括:

(1) “中國化”中, 可通過研究西方哲學, 瞭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容, 或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內容挖掘;

(2) 西方哲學研究最初更加註重保證文字譯文的準確性, 或客觀評述人物學派思想;

(3) 西方哲學研究最初侷限在某一文字或某一學派方面, 而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中, 強調從整體角度分析, 明確哲學內容在中國所體現的立場、方式與態度等。由此可見, 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提出有具體的理論依據, 包括知識型、歷史型與思想型等, 這些均為哲學中國化的主要理論依據[4]。

(二) 現實依據

除理論依據外, 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有其現實依據, 具體體現在學科建設、學術研究層面。以學術研究為例, 從整個西學東漸歷程看, 學術方面的研究均較為明顯, 如蘇聯哲學傳入, 1950年與1951年尤金在華講學, 再如許多哲學著作在華的'傳播, 包括《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無神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之一》以及《簡明哲學辭典》等。因西方哲學思想與各類哲學著作的影響, 許多中國人也試圖編寫相關的著作。如1957年人民出版社《哲學史簡編》, 其中主要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闡述。綜合來看, 西方哲學中國化實質為西方哲學思想、著作為中國人辨識接受並與中國文化元素融合的過程。所以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方面, 有一定的現實依據[5]。

三、西方哲學中國化正規化的解讀

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是近年來較多學者研究關注的問題, 從這些研究正規化中均可發現, 研究不再侷限在傳統單一、片面的層次上, 而是更注重整體性, 包括文明對話與思想創造、基於“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研究以及哲學的重新構建與創造等。

(一) 文明對話與思想創造

所謂西方哲學中國化正規化, 是指中國人解讀、加工後所產生的中國化西方哲學, 這一文化基因已被納入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具體分析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正規化, 首先表現在文明對話與思想碰撞方面。西方哲學研究中, 不再侷限於以往的僅將其作為異質元素情況, 更傾向於思想碰撞層面。這種思想碰撞表現為:第一, 民族文化中西方哲學思想的融入。西方哲學引入後, 將不被視為“另類”文化, 這種“對話”方式下, 是實現不同文明形態交融的關鍵所在。第二, 批判中的創造。不可否認西方哲學中囊括較多先進的文化與科學內容,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中國傳統哲學中現代意識的不足, 特別是近年來部分哲學研究者, 更注重從西方哲學、中國傳統哲學批判的角度出發, 取其中精髓重新創造, 對推動中國哲學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二) 基於“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研究

西方哲學最初引入中國, 大多研究內容更傾向於如何實現“西方化”, 研究中注重如何對西方哲學進行復制, 而在哲學理論主體自覺意識的強化下, 西方哲學不再侷限於“在中國”層面, 更強調兩種文化的交融, 形成中國式的思維。同時, 從較多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正規化中能夠發現, 強調重建或重塑哲學理論形態, 當西方哲學思想引入到本土民族中, 需重新吐故納新, 在吸收與改造下成為本土民族思想。這些均能反映出西方哲學的引入對中國文化雖然有一定的衝擊與影響, 但是在引入後也處於被中國化狀態, 這一中國化過程將使西方哲學思想被更多人接受。此外, 通過西方哲學中國化, 也意味中國哲學將進一步創新發展, 同時也為哲學“世界化”的探索提供新思路。

(三) 哲學的重新建構與創造

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中, 以往所表現出的正規化停留在“哲學即哲學”思想層面上, 而當前研究正規化所展現的是“哲學實質為重新建構與創造的過程”。從“哲學即哲學”思想看, 該研究正規化能夠反映出對民族文化無足夠的信心, 所以需將西方哲學、本土文化進行分離, 雖然這種研究展現了對西方哲學的尊重, 卻完全停留在西方哲學歷史性研究層面。直至近年來國人在民族自信、主體意識強化的情況下, 注重在研究中將西方哲學與中國文化內容融合, 通過文化的重構與再造形成新的哲學形態。從目前國內西方哲學研究正規化變化情況看, 主要有:

(1) “時代性內容”, 將中國時代現實問題與哲學思想關聯在一起;

(2) “民族性形式”, 通過對比映照中西哲學中的不同特點, 研究理解其中統一性的問題;

(3) “人類性問題”, 通過對中西文化史、哲學史的研究, 探討人類性問題, 而非侷限於某一狹隘的思想觀點中。

西方哲學中國化所展現的雖然是一種理論正規化, 但也體現了當代中國人的理論自覺和主體自覺。在實際的解讀與研究西方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 應從中國本土化視角出發, 注重將中國成果與特色展現出來。

參考文獻

[1]任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正規化圖譜[J].中國社會科學, 2017 (1) :63-82, 205-206.

[2]韓秋紅.“西方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研究的理論自覺[J].哲學研究, 2015 (7) :87-92.

[3]李承貴.中國傳統哲學的認知正規化研究——探尋20世紀中國哲學複雜生成的一種視角[J].哲學動態, 2015 (5) :36-42.

[4]餘衛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N].南通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5, 31 (1) :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