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他創立了“新理學”的哲學體系，並且由他提出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形成的方法論系統，是20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現代化程序。
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階段概述
在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馮友蘭先生自始至終都保持著高度的方法論自覺。
20世紀20年代，馮友蘭先生初涉哲壇，就明確把比較方法、科學方法和哲學方法作為治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方法。
1925年以後，他採納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和邏輯分析方法，於30年代初出版了具有中國哲學史典範意義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在1937年與人合著的《怎樣研究中國哲史？》一文，提出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六種方法，構築了較為系統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
他於30年代中期對“釋古”方法的闡釋，30年代末提出了“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方法，40年代對“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的系統論述，豐富、深化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並創立了融貫中西的新理學哲學體系。
五六十年代，他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抽象繼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作了新的拓展，獨立完成兩卷《中國哲學史新編試稿》。
80年代，他在總結以往中國哲學史研究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階級觀點和民族觀點的統一、“學院式”研究法和“書院式”研究法以及“雙譯法”等，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作了更高的綜合，他也因此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
總之，馮友蘭在他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論始終是他關注的中心。
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的內容
編寫中國哲學史最關鍵的就是研究方法，一個人採用了什麼樣式的研究方法，就會造就出什麼樣式的中國哲學史。馮友蘭高度重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運用歷史主義與邏輯主義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和編寫了中國哲學史，並一以貫之。
（一）歷史主義方法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時代精神；一時代之哲學即其時代精神之結晶也。”①哲學與歷史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要想研究中國歷史上各種哲學學說，就必須對其時代有所瞭解，這樣才能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馮友蘭提出“兩種歷史觀”，指出歷史有兩義：一是指“事物之自身”，稱為“客觀的歷史”；一是指“事物之紀述”，可名為“寫的歷史”或“主觀的歷史”。他認為“歷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絲毫無待於吾人之知識。”而寫的歷史則是因人而異，姿態萬千，因此，對寫的歷史好壞的評價關鍵在於是否與客觀的歷史相合，即能否做到“信”，只有注重尋求歷史中事物的因果的寫的歷史才能算是信史。馮友蘭還主張，哲學史的研究要與時代背景相結合。
綜上可見，馮友蘭通過自己的積極探索，把歷史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從傳統形態推進到了近代形態，為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邏輯分析方法
從主要傾向上看，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領域始終一個理性主義者，主張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和哲學史。他在《新知言》一書中將研究哲學的方法歸為兩種：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所謂正的方法就是邏輯分析方法，負的方法則是直覺的方法。
正的方法，即由維也納學派所倡導的邏輯分析方法。維也納學派認為，所有命題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分析命題，一種是綜合命題。分析命題是無關於事實、不必待事實的證明即可斷定其為真的命題。綜合命題則是有關於事實、必待事實的證明才能判斷其真偽的命題。形上學中的命題都是綜合命題，又都無可證實性，所以，形上學中的命題都是無意義的，因而形上學也就可以取消。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分析方法給馮友蘭以很大的方法論啟示。他認為，那種與事實相聯絡的、有待於事實證實卻又無可證實性的形上學是一種“壞的形上學”，從而主張建立與“實際”無關的、一片空靈的“真正的形上學”。
關於負的方法，馮友蘭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烘雲托月”，它是畫家畫月的一種方法，即要想畫月，只用在紙上烘雲，於所烘雲中留出一片空白，其空白即是月亮。他還指出，“一個完全的形上系統，應當始於正的方法，而終於負的方法。”②
雖然馮友蘭認為要想最終要達到哲學超理性的神祕境界，從方法上講，應當使用負的方法，但是卻自始至終都肯定了邏輯主義方法在哲學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只有用邏輯主義方法進行研究和創作，寫出的東西才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充分發揮了邏輯分析方法的現代化作用，使中國傳統哲學中模糊不清的概念更加明晰，判斷更加規範，論證更加有說服力。
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思想之我見
中國傳統學術缺乏方法論的自覺，馮友蘭自覺地將歷史主義與邏輯分析等方法融入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追本溯源，探究哲學思想的發生、發展的過程，用邏輯分析方法重新澄清中國哲學中模糊、籠統的概念，進行“辨名析理”，促進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現代化。
關於將邏輯分析方法引進中國哲學界一事，馮友蘭先生曾說：“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言，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對於中國人來說，傳入佛家的負的方法，並無關緊要，因為道家早已有負的方法，當然佛家的確加強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傳入，就真正是極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給予中國人一個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個思想為之一變。”③中國傳統哲學中並不是完全沒有邏輯（如先秦名家、墨家都有名辯邏輯），也不乏“辨明析理”的分析，但與負的方法即直覺主義方法相比，所缺的是嚴格區分外在與內在、客觀與主觀、事實與價值、邏輯與心理等的二元分立的邏輯分析方法。馮友蘭既以之為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分析中國哲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又以之為建構哲學的方法，創立了新理學哲學體系，並形成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相統一的哲學方法論和哲學史方法論，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它也有其一定的侷限性。當馮友蘭強呼叫邏輯分析方法來解釋和分析中國古代的觀念，從而澄清傳統哲學的概念和命題的時候，他是在嘗試著中西哲學方法的結合；而當他要拿直覺主義或神祕主義方法來補充邏輯分析方法時，他不僅不能將分析進行到底，甚至又重新步入中國傳統哲學籠統直觀、模糊多義的混沌中。這一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解決。
註釋：
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華東師範出版社，2003版，第11頁。
②馮友蘭：《馮友蘭選集》（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頁。
③馮友蘭：《三鬆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頁。
【參考文獻
[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華東師範出版社。2003版。
[2]馮友蘭：《馮友蘭選集》（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馮友蘭：《三鬆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