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回顧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世界各國為求自救所尋求的兩條路徑，即建立某種貨幣聯盟和重新實行美元本位制。在分析美元本位制利弊的基礎上，作者提出對於亞洲國家來說，唯一的出路在於效法歐洲，積極推進亞洲貨幣的一體化程序。而且，無論今後的亞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可能採取怎樣的形式，擴大人民幣在大中華地區、亞洲地區、乃至全球的使用範圍，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匯率金融危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被國際社會熱議了半個多世紀但迄今尚無結論的問題。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但是，這種主要基於道義理由的責難不可能產生實質性效果，因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經濟和金融的實力：在國際金本位時期，擁有大量黃金儲備的國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兌換的法償貨幣時代，則是那些在全球生產和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能夠讓自己的貨幣走遍全球，為其他國家使用和持有，並且以此來左右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動態。基於這樣的道理，今天我們所以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列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正是因為，本世紀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的長達20餘年的高速增長，已大大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實力對比－－實力格局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引發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從亞洲金融危機談起
亞洲金融危機10週年的時候，曾經有很多國際組織和研究者擔心，金融危機將重返亞洲。例如，著名的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在一篇題為《2007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經濟和社會概覽》的研究報告中就宣稱：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整整十年的時候，金融危機可能重返這個地區，而其主要的觸發因素，將仍然是貨幣匯率危機。今天來看，危機復歸的預言固然過於凶險而且完全沒有兌現，但關於匯率問題將始終困擾亞洲國家國內經濟執行和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的論斷，則確實觸及了廣大亞洲國家（地區）的心頭之痛。
匯率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中心環節；發生匯率危機，折射出的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因此，如果說亞洲的問題出在匯率上，那麼我們可以等價地說，亞洲國家的經濟執行強烈受到如今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合理影響。
在亞洲金融危機剛剛爆發之時，人們還是習慣於把危機歸諸危機國家自身。諸如國內金融體系特別是銀行體系不完善、監管體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財政赤字等等，是人們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機的程序很快就讓人們意識到這些論證過於陳舊。稍加分析便會發現：那些傳統上導致危機的因素，在發生危機的國家（地區）中似乎並不突出。事實上，就在危機爆發的前3個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曾對韓國、泰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的基本面和市場化程序給予高度評價。這一矛盾現象迫使人們去另尋根源，於是，固定匯率制、過快和過度的自由化、過度的負債、以及裙帶資本主義等等，被赫然列為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新罪魁。客觀地說，以上所列種種，確實都是亞洲國家（地區）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可以就此蓋棺論定，則多數人心裡都不甚踏實。人們或明或暗地感覺到，一定還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著，否則，危機不至於那麼沒有先兆，其傳播不至於那麼迅速，其影響範圍也不至於那麼遍及亞洲地區。
在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的時候，現任中國銀監會顧問，十年前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的沈聯濤先生髮表了一篇名為“十年回望亞洲金融危機”的文章，對亞洲金融危機提出了新的看法。這篇洋洋灑灑2萬餘字的長文，第一節的標題就不同凡響：“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不在泰國，而在日本。”那是因為：“日元的升值與亞洲的繁榮相聯絡，貶值則意味著亞洲的衰退。”換言之，沈聯濤先生認為，牙買加體系所確定的匯率制度，是導致並加深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
從 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開始構建其全球供應鏈。首先從亞洲各國獲得原材料，隨後又購買廉價零部件，而將成品主要銷往美國，然後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這種被稱為“飛雁模式”的製造業擴充套件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隨後是“亞洲四小龍”，再之後是“四小虎”，最後是中國大陸。問題在於：這一環環相扣的系統存在著嚴重缺陷：供應鏈網路有著美元和日元兩種貨幣標準。基於這一結構，亞洲便存在著日元套利的交易機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質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資於美元或者泰銖，以獲得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對美元貶值，那麼，投機者就能獲得雙重收益：利差收益和匯兌收益。
真是一語中的！這裡說明的道理是：只要亞洲國家面對多種他國貨幣作為國際交易手段和儲備資產，只要那些有影響力的大國的國內經濟走勢存在差異，只要匯率波動不居，則不論國內基本面如何，亞洲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就是隨時可能的事。所以，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改變，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關鍵貨幣國家，就將始終生活在達摩克利斯劍之下。
二、少數國家主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非關鍵貨幣國家的潛在風險因素
為了探討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回顧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發展是有益的。上個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建立了佈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一種“雙掛鉤”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按照一個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掛鉤。這個制度正常執行的條件，一是美國在保證國內經濟穩定發展的同時不斷向國際社會提供清償力，二是各國實行固定匯率制並維持該制度的穩定。眾所周知，這個制度隱含著“特利芬兩難”的矛盾，於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上半葉，該制度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是以“牙買加協議”為標識的國際浮動匯率制。
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世界各國都開始自謀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徑基本上有兩條。
第一條路徑是尋求建立某種貨幣聯盟，在一個小範圍內另起爐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證是歐元區的建立。經過長達30餘年的艱苦努力，這個地區終於在上個世紀末，以國際協議的方式形成了統一貨幣區。歐元的啟動以及隨後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可，使得歐元區各國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以匯率波動為要點的國際貨幣制度不穩定給區內各國經濟帶來的不利衝擊。另外，在這種體系下，區域內每個國家不必保持高額外匯儲備，從而使得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