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性變革，是繼中國國有工商改革之後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一般來說，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工商企業在產權制度、組織管理體系、資源配備方式、員工激勵與約束機制、風險控制體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國有工商企業既有的改革經驗與教訓，對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鑑價值。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的基本選擇路線，從“放權讓利”來獨立化工商企業自己的利益開始，到國家控股前提下產權結構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運用中國的資本市場，運用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將國有工商企業變革為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直到今天，國有工商企業改革仍然在繼續，未來大體的格局，是國有股份進一步減少（國有股減持暫停並不意味國有股不再通過其它的方式減少）⑴。國有工商企業這種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國有商業銀行制度變革的基本路線。從時下一些改革的討論和運作考慮來看，建設新型的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進而上市，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認識⑵。
那麼，國有商業銀行處於何種階段呢？它大體處於產權結構多元化的準備階段，以及運用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進行內部構造的改造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國有商業銀行所面對的內部治理體系改革，以及產權結構多元化準備，均是由國有商業銀行自身來承擔的。它遭遇到了國有工商企業改革過程中都涉及過的“改革悖論”問題。所謂“改革悖論”，簡單地說，就是指國有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經濟組織，它既是改革主體又是改革物件之間明顯的“內在矛盾”⑶。如果將國有商業銀行“人格化”，國有商業銀行這個“人”現在進行的改革或改革準備，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顯而易見，當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不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悖論”是不存在的。問題在於，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業銀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員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無特別區分或說明均同此義）的利益，這種改革意味著銀行自身和員工利益的某種犧牲或放棄，“改革悖論”也就生成了。
由於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的產品是貨幣資金及相關的服務，牽涉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又與財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關，而且資產規模龐大，制度體系複雜，組織機構縱橫交錯，層級多樣化，員工數量多且依附性強，其原有體制的頑固性和改革的艱鉅性更大，“改革悖論”所體現出來的深度與複雜性，更為突出。在國有工商企業的改革中，鑑於產權結構變革安排的相對迅速與上市公司形式的強烈約束，特別是工商企業受行業、產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場力量的衝擊（如產品沒有銷路、全行業虧損嚴重等）而被迫較快進入重組程序，大量規模及結構遠不如國有商業銀行復雜的國有工商企業，也就很快轉換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論”隨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變革的過程之中，問題並不怎麼突出。對於國有商業銀行來說，這個“改革悖論”就遠沒有那麼容易輕鬆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當下一個迴避不掉的“真實問題”，也是一個確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問題，它將深刻地到整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全部過程。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理解這種“改革悖論”並關注這種“悖論”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對於現代企業理論具有重大的價值。當然，在改革類似於國有商業銀行的國有超大型工商企業集團中，“改革悖論”的理解亦是價值連城的。
二、 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悖論”的主要及其邏輯後果
在市場經濟體系下，國有商業銀行作為經營貨幣資金和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其企業組織形式的規定，決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在其內部，每個員工則有既獨立於國家，又獨立於銀行本身的經濟利益；至於作為“出資人”的國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資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實際上是集中“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相對獨立或對立經濟利益的集合體，它與所謂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中的“股東、公司及員工”三方利益共存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