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他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貢獻，尤其是對中國學術史的研究，產生的影響力更為廣泛深遠，持久延綿。本文系統地介紹了梁啟超在中國學術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展示一個比較清晰、可資參考的影像，使眾人能夠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梁啟超。
[關鍵詞]梁啟超 新史學 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重在“論”，致力於對學術發展演變過程進行考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重在“史”，廣徵博引，描述各個學術派別的開創人物。這兩部是學術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與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於對一代學術的貫通考察，都重視對各派學術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擴大了學術的研究範圍。
《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為六章:1.史的意義及其範圍;2.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史之改造;4.說史料;5.史料之蒐集與鑑別;6.史蹟之論次。其中在說史料一章中將史料分為文字記錄和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兩大類，之下又細分為12小類，相比過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一章中，梁啟超結合自身的治學經驗，提出辨偽書的“十二條公例”，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學理論方法體系，吸收傳統史學的精華，利用西方進化論來批判舊史學的弊端。不僅倡導了巨集觀上的史界革命，還對具體的技術問題作出了闡述。此書倡導客觀態度和經世致用的精神，歸納出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研究史料和編纂史書的方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分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長;3.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詳細論證了五種專史的寫作方法。其中有一節專門講“史學史的做法”，這是具有開先河意義的。
《新史學》喊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從理論上論證史學革命的必要性，系統提出了新史學的理論，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鬆等一批人的呼應。另外，還從歷史主體、歷史服務物件、歷史理想三方面歸納了對傳統史學的批判。
二、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學術概論》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創辦了萬木草堂，為學生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作為康有為得意門生的梁啟超受其影響，很早便重視學術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啟超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將數千年的學術思想分成七個時代:一、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二、春秋末及戰國是全盛時代;三、儒學統一時代，即兩漢;四、老學時代，即魏晉;五、南北朝、唐之佛學時代;六、宋、元、明之儒學佛學混合時代;七、近二百五十年來的衰落時代;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對於每個時代，他都總結出各自的特點，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原因以及對於後世的影響。這對於當時的學術界無疑是產生了巨大影響的。胡適就曾在《四十自述》裡評價說:“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這篇文章為梁啟超日後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1902年梁啟超受邀為蔣方震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梁啟超早就認為清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於是有意將之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作比，相為印證，汲取其長，以資借鑑。脫稿之後，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為題發表，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定名為《清代學術概論》。
此書共33節，前3節總論時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卻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梁啟超對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簡單的解釋和評價，顯然對清代思潮的評價比較高，滿懷希望和憧憬。梁啟超將清代學術分為四個時期:一是啟蒙期。二是全盛時期。三是蛻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啟超所作的四個分期其實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個復古階段。從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到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最後推至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貫穿始終，使各個時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實為科學的研究精神。清學雖然進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這種科學的研究精神應用於其它領域，其他事業，令其發揮效用，那麼清學的靈魂也就不會滅亡了，而且必將造福於社會。
總論之後各章節為分論，展開對每個時期不同流派加以詳盡的介紹論述。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主要以時代為經線，以學派、學者為緯線，對於清代二百多年的學術加以全景式的論述，脈絡清晰，詳實豐富，涉及到清代幾乎所有重要的學者和著作。從內容上看，包括了經學、史學、國小、金石學、校勘學、輯佚學、佛學、地理學、文學、哲學等各個方面，廣泛充分至極。僅以短短6萬餘字就勾畫出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大致經由，不僅羅列出歷史事實，而且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梁啟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論述中還非常注意理清學者的思想淵源和闡釋各種思想對後世後代學者的影響。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創新的魄力和對傳統史學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種良著的。這本書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對於新史學的倡導
梁啟超非常看重歷史學的作用，他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說歷史學可以幫助國民鑑往知來，成為激勵愛國心的源泉，並可促進國民團結和社會進步。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思想發達，就得益於史學。中國雖然號稱史學發達，但實際上，傳統史學卻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就要求對於舊史學進行徹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對於傳統史學的批判，梁啟超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1896年，梁啟超就根據當時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書使讀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為行孔子之制，何者為非孔子之制”，“歷代制度皆為保王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讀史以政為重，俗次之，事為輕”。他認識到傳統史學傳史以帝王將相為主體而將民間之事排斥在史書之外，很少考慮芸芸眾生之事，而且都是為朝廷為君臣而作，而非為國民而作。
第二年，梁啟超將歷史著作分為君史、國史和民史三種，他認為西方各國民史興盛，而中國傳統史學所載若非君史即是國史，總是在中國歷史過程中找出一個王朝作為某一歷史階段的核心，並以此來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其實質是君權至上，這樣的史學根本不能滿足時代要求，不能反映社會群體對自然和人類社會自身的改造過程以及社會群體智慧和道德的進步狀況，缺乏一種感染國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顯然，他對於中國封建舊史學之體例、內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滿之意。
1901年，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更多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後，對舊史學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認為中國傳統史學“不過記載事實”，而不能說明其中的因果關係;所敘述的不過是“人間一二有權利者興亡隆替之事”，僅是一人一家的譜牒;雖為政治史，卻僅記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舊史學敘事籠統，不能歸納出歷史事實的演變規則，不能反映歷史進化的規律。那麼就需要新史家能夠獨具慧眼，善於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發掘新史料，從中找到歷史演變的主要線索，並且廣泛吸收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相關社會學科乃至自然學科的成就與方法，研究歷史專題，從而全面揭示歷史發展的根本大勢。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在其“脫亞入歐”及“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大量傳入了有關西方的各種書籍，其中有關文明發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學者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869年至19世紀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興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譯熱潮，不少歐洲文明史析論的著作都傳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對日本文明史學影響較大的吉佐、博克爾、梯也裡、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澤諭吉樹起的文明史學的大旗之下，日本學者發表了不少他們對於西歐文明史學的響應文章。這樣，在歐洲文明史學的衝擊下，明治日本史學家對傳統史學展開攻擊，由長期仿效中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時值梁啟超流亡日本，不必說，自是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於是他成為了中國的“西學橋樑”，大量而高速地介紹了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潮和理念學說。
1902年，梁啟超著《新史學》，對於傳統史學進行了更為系統深入的批判。在書中他總結出傳統史學的“四弊兩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兩病即“能鋪述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造成的不良後果是難讀——史籍浩如煙海，一生難以盡讀;難別擇——讀者難以分辨何為有用，何為無用;無感觸——不能激勵愛國心，團結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緩了。
在批判舊史學的同時，梁啟超還極力倡導資產階級新史學理論。他在新史學的指導思想、服務物件、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從而構築起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在指導思想上，要以進化論為指導，探討人群進化的原因，“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來指導後人沿此道路前進，從而獲得更大的幸福。在內容上，要擺脫“帝王中心論”的束縛，將舊史轉化成為國民服務的工具，促進國民互助團結精神的發達，養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在服務物件上，要擺脫為死人服務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歷史取代死人本位的歷史，要為現實服務，“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為經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應儘量剔除主觀偏見，“為歷史而歷史”進行純客觀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純客觀，也要在儘可能的範圍之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啟超有關治史方法的論述包括了對客體(即史料)的處理方法和對主體(即史家)素質的要求兩方面的內容。
“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跡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又極易。因必有證據，然後史料之資格備;證據一失，則史料隨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範疇、價值意義、資格條件都很簡捷地表述出來了。梁啟超認為傳統史學慣於從史書記載中尋找史料，忽略了“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等文字記錄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價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舊眼光，擴大史料蒐集整理的範圍，充分利用非文字記錄的史料，令其價值彰顯，則必能使中國史學之面目煥然一新。
怎樣蒐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對於常人向來不認為是史料的，“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那麼，首先“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敏銳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然後“須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世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蒐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這就是說，治史者應該有敏銳的洞察力，能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有價值的史料，能以新視角賦予舊史料以新的意義，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煩，親力親為，進行徹底精密的研究，綜合分析比較所蒐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實面目和有用價值。
史料蒐集到之後並不能完全信以為真，還要進行正誤辨偽，即鑑別。鑑別真偽最直捷的方法是舉出一個極有利的反證，但事實上，並非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卻苦於找不到有力的反證來駁斥它。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懷疑的態度，設立假說以待日後考證審定。一般的原則，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為可信。梁啟超專門提出了一整套詳盡的辨別正誤、鑑別真偽包括辨偽書、辯偽事的方法原則。另外，梁啟超還積極宣傳西方的學術方法，認為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演繹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非常值得正處於向近代過渡時期的中國的眾學者，尤其是新史家們認真學習和汲取。這些方法對於今日的史學工作者亦是極為有用的。
蒐集與鑑別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結果如何，還取決於學者自身的認識能力。因此，梁啟超提出了史家修養“四長”論，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