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應運而生，正是世界文學時代下的文學研究新正規化，下面是小編蒐集的一篇探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一、世界文學時代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轉向的必然性
兩百年前的歌德已經預言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他指出：民族文學的意義現在已經不大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開始，每個人都應促進其發展程序。[1]至如今這個高度全球化的地球村時代，民族國家間無論在物質聯絡還是文化聯絡上，都變得更加緊密，某種程度上，這對作為文化產品的文學而言，已然是一個世界文學時代了。這個時代的到來，不僅緩慢而堅定，而且突然又彷徨。緩慢堅定的原因是它從歌德的預言和呼喚開始，已經歷經了兩百多年的風雨歷程。突然的原因是它的到來是在20世紀後半期才突然加速的(全球化在這一時期迅猛發展，網際網路時代也隨之到來)。而之所以彷徨，則是面對這個時代，人們普遍有一種驚慌失措的感覺。這突然而來的新時代，不僅使得文學全球化趨勢加速，而且使得新的文學境況下的文學研究也經歷著痛苦的轉型。具體來說，即是這個新時代下的文學狀況很大程度上已不同於以往，而理應恰當處理此種新狀況的文學研究卻還尚未完成蛻變。當然，這種文學研究正規化的時代化轉型並不是絕對的，未完成蛻變，也不是說就是在停滯不前。但是，必須承認面對突然而來的文學新時代，研究界卻有不少人感到無力和失落。因為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最重要的戰場古典文學研究，在新時代的映照下，的確經歷著研究理念的滯後、研究方法的守舊、研究物件的偏狹、研究視野的狹窄等頗難克服的學術困境。雖然說，某種程度上，由於古典文學的研究物件的固有的限制性，這四種所謂“困境”在很多人看來根本就算不上，因為他們堅信古典文學研究沒必要與時俱進，它就應該堅守傳統的方法和歷史考據的理念。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即使與時俱進也應該遵循自身的研究規律。是的，這兩種看法當然都有道理。但本文並不想就此論題進行無謂的泛泛之辯。面對這一困境，本文只是要結合自己的一些思考，列舉並闡說一些個案，以期對這一困境的克服提供一些啟示。
本文將緊緊圍繞這幾個問題，即，為什麼中國的學術實踐很難在國際學界獲得有力的響應，也較難產生影響力?中國的文學研究應不應該和國際結合或者努力走向國際，力爭與國際學界有更多的交流與對話?中國的學術研究成果該怎樣推向國際，並能獲得較好的接受和認可呢?當然，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都不是簡單一篇論文就能回答清楚的。然而，對本文而言，這樣的問題卻是嚴肅而重要的。儘管這裡的思考，以及可能得出的某些結論，或許是簡單膚淺的。本文認為，世界文學時代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根本上來講，具有某種不可逆轉的轉向趨勢。
雖然說具體層面上的如何轉，轉往哪裡，都還存有較多的爭議。例如是否應拋棄傳統的訓詁學考據學等語言學史學模式的爭論。然而一味地對這些問題泛泛而談、爭執不休，於學術發展而言意義不大。本文將列舉三個範例以簡要探討這些問題。一些學者的較為成功的實踐個案，或許能給予我們有意義的啟發。甚至，也許還能進一步引導我們思考一些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比如古典詩學的現代化問題、古典文論的當代價值等)，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正規化
(一)劉若愚的以西闡中模式
20世紀六七十年在美國任教的華裔學者劉若愚為中國文學的國際化研究開創了可貴的先例。
他率先開闢了融合中西詩學以闡釋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理論的新的學術道路，並嘗試著建立了自己的比較詩學理論體系。這種大膽的革新之舉，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界引起了很大影響，直至今日還餘波猶在。可以說劉若愚以新的視角和模式看待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創舉，強有力地證實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世界文學語境下的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雖然他的一些觀點在當時乃至今天都還存在爭議，然而，其垂範後世的大膽的開拓性、創新性卻是難能可貴的。以早期的《中國詩學》和中期學術思想較成熟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為例，我們簡要梳理下劉若愚的開拓性貢獻。[2][3]
在這兩部專著中，筆者以為其主要的學術貢獻有三個：一是首先關注到中西文學不同語言間的跨文化對話和會通的問題，並積極探索會通之道;二是以西方學術思想為鏡鑑，意識到中國傳統文論的豐富性和駁雜性，同時意識到對之進行系統化建構的必要性;三是意識到一種打通中西的、普遍適用的詩學理論的可能性，並在建構新的中國詩學理論體系的同時，嘗試著建立比較文學正規化下的比較詩學理論，從而探求一種世界性的普遍詩學。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劉若愚對中國古典文論研究的大膽嘗試，未必盡如人意。但其畢竟是首先嚐試，大膽創新，膚淺粗陋乃至不當之處實在在所難免。我們這裡只需細心體悟的是此學術創舉的積極的示範意義---他畢竟在新的語境下，用新的語言來試圖建構能為他者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國文學理論，並在這一建構中，也力圖準確地梳理和闡釋中國古典文學思想的精髓和實質。可以說，正是這種可貴的有意義的嘗試，使得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世界化的步伐邁出了第一步，也即為世界文學時代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樹立了一種可貴的新正規化。
(二)陳伯海的古典詩學現代性闡釋的嘗試
在二十多年後的中國大陸學界，同樣有一批學者開始了古典文學研究新正規化的探索之路。這其中陳伯海所做出的學術實績最值得稱道。他的《中國詩學之現代觀》堪稱古典文學現代化研究的經典範例。在這部極富功力的專著中，陳伯海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傳統詩學。
他以簡要清晰而又精闢透徹的現代學術語言概括了傳統詩學的總體特徵：天人合一、群己互滲的生命本體觀，實感與超越相結合的生命活動觀，文辭與質性一體同構的生命形態觀。而且，這種總括性建構始終是在與西方詩學的相互闡發、雙向觀照中得出的。實際上，他是以比較思維的方式，以比較詩學的具體範式來得出這種富有價值的總結的。他的研究實踐已融入了比較文學的理念。他把中國傳統詩學簡要地稱之為“生命論詩學”,並勾畫出了傳統詩歌的完整的生成軌跡：發端於情志，成形於意象，完成於意境。也即是，由“因物興感”經“立象盡意”再到“境生象外”,在這裡“情志”是生命的本根，“興感”是詩性生命的發動，“意象”乃生命的感性顯現，“意境”則是生命經自我超越所達到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說，陳伯海以言簡意賅的現代學術語言，在與西方詩學的相互闡發雙向觀照下，高度凝練地概括了傳統詩歌乃至文學的生成過程，既指出了其本質，也指出了其外在形態的核心特徵。而且，進一步地，他還詳盡地點明瞭中國源遠流長的多元詩學系統中那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結構：即中國詩是將詩性生命的本根、生命境象與生命形體組合成“意-象-言”的系統，加以詩性的發動為貫串，更以氣、韻、味、趣諸要素相穿插。於是，由此嚴整的內在邏輯結構，傳統生命論詩學的總體架構便清晰地浮現了出來。不能不說，陳伯海所精心梳理和建構的“生命論詩學”,有著相當強的學理性：既有理論概括的精準性，又簡單凝練，清晰易懂。這樣的對傳統詩學現代化所做的可貴實踐，確有很大的意義。雖然說，一些學者會認為如此簡單扼要的總結，會抹殺掉傳統詩學思想的多元性和原生性，然而，此舉積極的意義也必須要承認。尤其是在當下這個世界文學的新時代，如此的富有新意識新思維的開拓性研究，是有很強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這種對古典文學進行的比較文學視閾下的研究路徑，對於今天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包括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都富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三)宇文所安的“第四種方法”
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這本書，為我們又一次樹立了從全新的角度研究古典文論、批評古典文學的正規化。正如樂黛雲所指出的，他為我們樹立了古典文學研究的“第四種方法”.所謂“第四種方法”,即是指“通過文字來講述文學思想，僅以時間為線索將貌似互不相關的文字連貫起來，他的講述採用統一的形式：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譯文(英文)，然後是對該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說(不是概說)和對所涉及問題的評述”[5]2.樂黛雲認為，這樣“就輕而易舉地真正做到了從文字出發，根本改變了過去從文字”抽取“觀念，以至排除大量與”觀念“不完全吻合的極其生動豐富的文字現實的錯漏，並使產生文字的語境，長期被遮蔽的某些文字的特殊內容，甚至作者試圖彌縫的某些裂隙都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5]序2.樂黛雲先生似乎興奮地發現了一條傳統文論研究的新出路。這和她一直以來努力尋找的突破中西文論體系的新路徑不謀而合，或者說她一直尋找的正是此種路徑“:在互動中通過‘雙向闡發’而產生新思想、新建構的門徑”[5]4.樂黛雲先生於是便主動研究、深入學習此種新正規化，並認為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她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我們從西方文論這一外在的語境找到了一個新的視點和角度，可以從廬山之外來重新審視和闡釋久已熟知的中國傳統文論;第二，在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多次往返的雙向闡釋中，會產生一種互動，讓我們發現或者說‘生髮’出過去未曾認識到的中、西文論的許多新的特色;第三，宇文教授的教材最使我心悅的還有一點，就是他往往在本人對材料的精細解讀中融進了傳統學者與現代學者的觀點，將他自己對中國詩歌的精讀經驗自然帶人對理論文字的解讀之中。”除此三點之外“,他還特別留意那些傳統文論和傳統文學史研究所無法包納、無法處理，但對文學發展實際上具有巨大潛在推動力的東西的表達”
總之，樂黛雲先生樂觀地總結道“:此書本身就是一箇中西文論雙向闡發、互見、互識，互相照亮的極好範例。我們接連兩年在兩屆研究生班中，對宇文教授的教材逐字逐句進行研讀，學生和我都得益甚多。”
可見，樂黛雲對宇文所安所做出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新嘗試的讚賞是溢於言表的。這種讚賞當然有其合理性。因這種新視角和新模式正如樂黛雲所指出的那樣正是目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急需的。毋庸贅言，宇文所安的新正規化確能給我們不少啟發和觸動。
在此，筆者還想點明宇文所安30年來潛心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對古典文論和詩歌方面的深入鑽研，確實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實績。他所提出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模式，強呼叫新思維新視角考察以往習而不察之問題的主張，確實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比如在另一本專著《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中，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早期生成模式的懷疑和繼而所做的深入研究，[6]就令我們耳目一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一些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文學史常識。選擇懷疑常識，懷疑既定的歷史敘述，懷疑千百年流傳的定論、權威之見正是宇文所安的研究正規化的新異之處。這種大膽的質疑和反撥，或許正標示著他對國內古典文學研究現狀的價值。
三、新正規化的啟示
通過以上三個範例的簡要分析，我們大概瞭解了國內外研究者對於古典文學研究方法的幾種新探索。事實上，要把古典文學研究從綿延至今幾百年的考據學、訓詁學、歷史學等模式中擺脫出來，轉向世界文學時代下的新式的古典文學研究，即適合時代語境的富於時代意義和現代價值的研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傳統的古典文學研究也自然有其不可抹殺的存在價值，比如考據學這種史學研究模式。雖然說錢鍾書先生早就批評過這種模式，但其價值卻是不能完全否定的。錢鍾書在批評的同時，也隱約為我們指出了真正的“文學”研究之道。但他並不是建構了一套明晰的可操作的文學研究新方法論，而是以自己豐富的學術實踐(如《七綴集》《談藝錄》[7]等)來為我們樹立古典文學研究新正規化。他以自己開創的學術典範，打通了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學科壁壘、國界壁壘、語言文化壁壘，成功地將原本固守狹窄領域單一方法的古典文學研究擴充套件為世界文學視閾下的“大文學研究”.而且他的研究不僅打破了以國界、語言為劃分依據的研究正規化，還打破了僵化機械的學科之界，運用各種藝術的、美學的、文化的、理論的、歷史考據的視角和方法，對文學進行了最廣義最精深的研究。可以說，他的以古典文學為主要物件的新型文學研究正規化為我們樹立了極其優秀的典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認真研讀和思考。儘管限於學術積累的年限、知識面的寬度和思想見識的`深度乃至方法視角的差異，我們未必能做到像他那樣的學術實績，但認真吸取他的研究理念，學習他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這點對轉型期的古典文學研究和致力於文學研究新正規化探索的比較文學而言尤其必要。
總之，通過考察幾個較為成功的古典文學研究新正規化的個案，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點認識：一是進行有別於傳統考據式、釋經式的文學研究新方法的探索確有必要;二是不少學者已經探索出了較為成功的路徑，做出了很大的學術實績;三是我們可以學習吸收乃至效法這些前人成功的範例，以期對中國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學做出有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成果。
此外，我們還可以得到一點啟示，即世界文學時代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我們還應以現代審美批評為主(宇文所安的《追憶》對中國古典詩歌做出了相當精彩的審美批評)。另外，對古典文論也應力求現代性的闡釋(如陳伯海對古典詩學所做的精彩的現代性闡釋一樣)。除此之外，在具體研究中，還應盡力打通古今中外的古典文學研究成果，嘗試與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進行深度的對話和交流，並主動學習借鑑他們的研究理念、研究模式，以爭取給自己有意義的啟示和指引，從而完成國內古典文學研究的革新和拓展。這也可使中國的文學研究成果能更有效地推向國際學界，產生國際影響力，從而增強中國文學研究在國際學界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如能做到這樣，古典文學研究在世界文學時代下的春天便能很快到來。
四、古典文學研究新正規化與比較文學之關係
實際上，通過上述三個章節的論述，我們已經可以瞭解到這些新正規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比較文學的性質。甚至可以說，這些實踐成果都是在比較文學的視閾下，吸收比較文學的方法才最終做出的。比較文學正是對文學的新思維、新視角、新方法下的比照性研究，它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出富於新意的、有著時代價值的結論。一言以蔽之，比較文學正是力圖突破舊思維舊模式的創新型研究。
比較文學以突破成規、突破舊模式為核心理念，力圖為真正的“文學研究”建立一種具有普遍範導意義的新模式。這種模式當然並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可以簡單描述的，更多的是一種理想化的研究觀。然而在世界文學時代下，我們正需要這樣的切合時代的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學研究觀。
比較文學應運而生，正是世界文學時代下的文學研究新正規化。它就是在這一新的時代背景下產生髮展的，它之所以發展壯大也正是基於這一時代的需要。新時代有新文學，新文學需要新研究正規化。唯有新研究正規化，才能研究這種從未有過的新文學---全球化時代下交錯縱橫的複雜的世界文學狀況。也唯有新興的比較文學能較為有效地解決此種現實狀況的研究課題，得出有意義的時代性結論。新文學時代即世界文學時代下，比較文學，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其理念具有普遍性意義。所以作為研究者，無論研究物件是什麼，我們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都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抱殘守缺。
開放性、包容性應是任何文學研究應有的價值取向。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方法，它的研究物件在具體學術實踐中當然是以國族文學為主要研究物件，而實際上，比較文學的真正研究物件應是不分國界的、不分語言的“文學”,即文字集合形態上的“世界文學”.雖然說，這種意義上的研究物件由於過於寬泛而不易操作，但顯然我們仍需要為之付出努力。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我們也應該拓展視野，開啟思維，努力學習他人的研究經驗，盡力以富於新異的方式進行有意義的學術探索。
參考文獻：
[1][德]歌德。歌德論世界文學[J].查明建，譯。中國比較文學，2010,(2)。5.
[2][美]劉若愚。中國詩學[M].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77.
[3][美]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M].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
[4]陳伯海。中國詩學之現代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美]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M].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6][美]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M].胡秋蕾，王宇根，田曉菲，譯。北京：三聯書店，2012.
[7]錢鍾書。七綴集[M].北京：三聯書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