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規化”、“深度視點”與中國哲學“研究典範”

隨著我們對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不滿足感的日益增長，試圖改善它的期望也變得更加強烈了。這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往往不會去考慮的問題，即重新認識我們所從事的中國哲學研究這項工作“自身”的性質，反省和檢討我們對它所採取的各種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們願意參與到這項反思中工作之中，是因為我們也感到困惑和不安並渴望找到一種新的重大途徑和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整體背景之下，中國哲學研究擺脫了政治化寫作並慢慢走上了自律性的軌道。也許有人覺得這一點已經失去新鮮感而沒有再提的意義，但對於經過了一個非常“特別時代”的我們來說，保持對它的記憶能夠使我們更好地認識當前我們所遇到的問題的性質。大概誰都會承認，如果沒有這一過程，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很難說是中國哲學研究自律性狀況之下的問題。比起中國哲學研究的他律性和單一性來，在很大程度是自行選擇的自律性和多樣性研究，的確使中國哲學研究顯示了在60和70年代我們所不能想像的面貌，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進展並使“積累”成為可能。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感到相當的安慰和滿足。但是，現在我們又焦慮地感覺到我們不能再安於現狀了。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呢？人們試圖從不同的方面尋找和診斷我們的困境。姑且拿“中國哲學”這一術語的正當性問題來說吧!相應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認同感的增強，大家對運用西方正規化解釋中國學問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深感不安。在人們開始對運用西方哲學正規化和觀念觀察中國哲學常見方式產生懷疑的時候，有人甚至對通用已久的作為代表“中國學問”一個方面的“中國哲學”這一術語本身也發生了動搖。理由好像是說，“哲學”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長於西方並適合於西方，他所承負的那一大套東西都是與西方文化整體聯絡在一起的，讓他成為代表中國一部分學問的化身，就使中國學問喪失掉了他的真實面目和獨特性。在這種憂慮之下，拒絕西方觀念和正規化在中國運用的主張和放棄“中國哲學”這一術語的要求就被提了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接受這種邏輯，我們就必然要遇到這樣一種局面，即撇開自然和技術領域，僅是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幾乎所有領域所使用的近代以來翻譯過來的大量源於西方的“術語”（主要是通過日本翻譯並輸入進來，數量之多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都得放棄，用這些術語所命名的學科和學術分類都得改弦易轍。且不說這樣做的可能性如何，關鍵是這樣做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實質性意義。張之洞很早就拒絕使用“哲學”這一術語，因為他把“哲學”只看成是“西方之學”，並試圖以“名學”或“理學”代替“哲學；王國維從“普遍性”的立場出發，堅持認為哲學是中國的固有之學，只是用名不同罷了。當胡適、馮友蘭和張岱年等先生用“哲學”這一術語分別書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大綱》的時候，他們都認真思考了運用“哲學”概念的正當性問題，並從此出發建立起了為時代刻上了印記的中國哲學研究正規化。按照張岱年先生的處理方式，“哲學”術語源於西方但“哲學”不等於“西方哲學”，因為他把“哲學”視為一個“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等都是他的一個“屬”。我們知道，即使在西方，“哲學”概念也一直在發生著變化。我們沒有固定不變的“哲學”概念，就像我們沒有固定不變的“哲學”體系和思想一樣。如果不從“類”的觀點考慮問題，即使在西方也照樣會發生使用“哲學”概念的困境。因為“哲學”術語起源於希臘，如果只能把它與希臘相聯絡而有所謂“希臘哲學”，那麼把中世紀之後的“西方哲學”也稱之為“哲學”就有困難。“哲學”概念在中國也在發生著變化，我們不能說我們所說的“哲學”就“等於”西方所說的“哲學”。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使用不使用“哲學”，而在於如何在使用中不斷地為“哲學”賦予新的意義，在於如何從中國哲學中發現哲學的豐富意義。同樣，“中國哲學”也不是固定的產物，他會隨著我們不斷的理解特別是那種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轉化”和“轉生”。“哲學”名詞的使用只是一個例子，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廣義上運用“正規化”的正當性問題。不管如何，只要我們進行觀察，我們就需要觀察的“立場”和“視點”，而“正規化”恰恰就是構成我們立場和視點的`那種基本的東西。觀察中國哲學的視點一旦改變，中國哲學的形象相應地就會發生改變。在稍早的黑格爾眼中，中國的歷史似乎變成了一塊凝古的化石，它毫無進展，千古都在重複著那永恆不變的東方專制主義的老調：“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1]“它的顯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屬於‘精神’的一切──在實際上和理論上，絕對沒有束縛的倫常、道德、情緒、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　一概都離他們很遠。”[2]黑格爾的文明觀不言而喻是一種“歐洲中心論”，在歐洲之外的東方世界特別是中國都被他邊緣化為理性和自由的不毛之地。黑格爾的中國不變論和父家長制專制主義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人們對東方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的看法，有人比喻為黑格爾咒語。[3]如果與更廣的“啟蒙敘事”或“反傳統敘事”聯絡起來，我們就不會對中國哲學曾經被作為暴露和顛覆的物件感到驚訝。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就仍然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但是，90年代以來，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概念視為當然的一種設定。按照這種設定，作為與希臘、印度差不多同時並行的中國，也處在這個“軸心”之中並擁有軸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徵。[4]人們樂意接受這種設定，是因為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文明觀，滿足了要求改變那種把中國古代文明邊緣化的願望。雅斯貝斯批評說：“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締造了歷史哲學。在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