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但是，這個例子喻示了一個重要事實的浮現：電子技術成為一系列新型大眾傳播媒介的催生婆，這些傳播媒介形成的衝擊波正在開啟生活的種種傳統界限，重新書寫一批著名範疇的涵義，諸如自然與文化，虛構與現實，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與神話，生與死，遠與近，進步與落後，權力與民主，財富與貧窮，如此等等。一批傳統界限的消失產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對於親眼目睹電子傳播媒介演變的人說來，技術與自然之間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辯；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電話機或者電視機如同窗外樹木一樣"自然"，與生俱來，那麼，二者不都是他們所置身的"現實"嗎？
迄今為止，電子傳播媒介已經積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長的問題：電影給人們的視覺開啟了什麼？電影昭示了文化生產方式的哪些根本改變？城市人口每日耗費幾個小時的觀看電視節目？電視與、書籍以及兒童成長之間如何產生聯絡？中等已開發國家的電話普及率是多少？行動電話改變了哪些生活觀念？機聯網為活動帶來了什麼？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網際網路從事競選和釋出商業資訊？詳盡地蒐集種種統計資料之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電子傳播媒介已經進駐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並且形成一個巨大的網路。這個網路正在對的、文化和行政組織產生深刻的改造。種種傳統儀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會，師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躍在一個個村落的社戲--正在被電波、電纜、晶片和積體電路所摧毀。技術的力量正在清除這些文化儀式擁有的象徵符號。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類身體的延伸；如果人類的身體因為媒介的配置而發生變異，如果人與機器的結合體正在形成某種新型的單元，那麼，這種身體與機器組織的社會必將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種種變異。新技術的內化與文化的轉型同時發生。一些家甚至主張按照生物學的原則理解機械，某些機械正在跨越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馬克·波斯特認為："人類對於身體的機器複製過程已經到達這一時刻：人類正在以電腦和一般意義上的電子媒介交流系統對人腦進行一點一點的複製。一種智慧性的機械身體如今已成為工業、和大學圈內許多人士夢寐以求之物。"這時，機械、電子技術與主體建構之間複雜的聯絡必須得到正視。（1）電子傳播媒介對於主體的形成是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這個意義上，正面提出和闡述"電子文化"這個概念已經時機成熟。相對於印刷文化和紙張的社會，電子傳播媒介是否誕生了另一種文明？如果說，種種歷史湮久的遺址和古老的典籍還如此引人注目，那麼，無論如何，人們沒有理由對於即將進入的另一種文明視若無睹。
在大多數人那裡，電子傳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視為一種進步的標誌。這不僅因為電影、廣播、電視或者網際網路相繼為大眾的日常現實製造了巨大的快樂；更為重要的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問世往往是與進一步的民主和開放聯絡在一起的。歷史證明，媒介的壟斷時常導致符號的壟斷；反之，符號的解放必然籲求媒介的解放。相對於報紙，電視顯然提供了一個遠為廣泛的公共空間。不同的性別、年齡、文化階層都可能圍繞電視形成種種共同體。電視分別被視為稱職的安慰者、孤獨者的伴侶、新聞中心或者良師益友。儘管如此，許多人仍然抱怨電視是一種單向的發射。電視仍然壟斷了資訊的收集、組織、編輯、詮釋和釋出。因此，計算機網際網路的出現再度激動了人們。許多人看到，計算機網際網路正在將這些權力歸還大眾。網際網路是無中心、無權威的。網際網路不僅最大限度地敞開了門戶，而且，網際網路的特徵是大眾與傳播媒介的互動。
所以，人們對於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隱蔽枷鎖不易察覺。人們往往忽略了，電子傳播媒介的強大功能之中存在強大的控制。的確，電視是一扇觀察世界的視窗，這扇視窗正在向人們展示無邊無際的經驗，人們彷彿從這個視窗躍入一個不同尋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們察覺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對的是同一扇視窗之中的相同景象，那麼，人們就會意識到這個視窗隱藏的另一種威力。無論是呼籲、召喚、勸誡還是發號施令，電視的符號體系和傳播範圍都是無可匹敵的。如果說電視發射臺的部分權威來自機械的力量，那麼，網際網路的無中心網路結構--網際網路的進出路徑是分散的--同樣得到了強大的技術支援，網路似乎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海關、邊防線、國界、遼闊的海域和崇山峻嶺--這些傳統的空間柵欄對於網際網路已經失效。民族國家賴以劃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經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術知識和語種突然顯示了比地理位置遠為重要的意義。沒有一定軟體知識和技術的人無法在網路之中自如地馳騁，計算機程式的編寫者已經事先指定了人們所能馳騁的.範圍；另一方面，是網路空間的通行語種--不諳英語的人進入網路之後常常空手而歸。換言之，只有受過良好教育和通曉英語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網路所提供的種種優惠。人們無法想象，一個文盲可以利用網路製造不凡的機遇。這個意義上，網路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會條件為前提。這即是另一種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來，必須在雙重視域之會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電子傳播媒介的誕生既帶來了一種解放，又製造了一種控制；既預示了一種潛在的民主，又剝奪了某些自由；既展開了一個新的地平線，又限定了新的活動區域--雙重視域的意義在於，人們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當伯明翰學派的子弟，又扮演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也許，人們沒有必要急於確定一個結論，一個肯定或者否定電子傳播媒介的評價。人們需要的是和展開，從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現為一種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現為一種控制。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考察的雙重視域幾乎同時開啟。如同人們意識到的那樣，多數電子傳播媒介不是逐漸從民主轉向保守，從開放轉向封閉，或者將區域性的微型解放納入總體性的權威體系；在我看來，二者之間基本不存在某種辯證的轉換。電子傳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解放和控制均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技術特徵聯絡在一起。電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果電視臺沒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率，電視又怎麼能得到如此之多觀眾的擁戴？另一方面，如果電視臺執行的費用不是如此之高，廣告商又怎麼能如此規模地包攬文化權力，裁定電視節目的趣味，甚至充當唯一的裁決？
這提示人們充分地關注傳播媒介的性質。這時，人們迅速地想到了麥克盧漢的著名論點：媒介即資訊。媒介傳播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質所傳送的資訊。機械的意義不在於機械本身，而在於機械如何為人類所使用。麥克盧漢在這個意義上反覆地闡述了印刷術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例如，"電力生活中的新結構和新形貌，越來越多地與機械時代陳舊、線性和切割的和工具相沖突。"電子傳播媒介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擴張式組織模式而產生了彼此糾纏和相互擁擠的內向性"爆炸"。（2）所以，技術程式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不同的傳播媒介將會改變既有的資訊。鮑德里拉形象地闡釋了麥克盧漢的觀點："鐵路帶來的’資訊’，並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合狀態，等等。電視帶來的’資訊’，並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係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3）
雖然麥克盧漢的論點曾經遭受異議，但是，媒介的性質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人們至少必須意識到電子傳播媒介與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之間的關係。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麥克盧漢論點之上進一步說："媒體的變化將改變資訊。換個方式說，’媒體就是意識形態’。" J·希利斯·米勒認為，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了出版、無線電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新的電傳技術現在生產出用以取代所有這些的新形式。這些新媒體--電影、電視、因特網--並不僅僅是以未被改變的形式傳播意識形態或真實內容的被改動的母體。它們構成它們所’輸送’的內容，並任意把那個’內容’改造成該媒體本身所強加的資訊的表達。"（4）J·希利斯·米勒察覺到，電子傳播媒介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規模侵入生活、社群生活和社會生活。"對於性和後現代性、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抵制全球資本主義霸權的各種手段、意識形態、大學、性別、種族和階級等所有那些都由於我的這樣一個信念而曲折地表達出來，即新傳媒技術是所有這些領域的決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釋說，衡量電子技術的巨大突破決非僅僅侷限於範疇。儘管發明者並沒有蓄意地製造某種社會變革，或者預見這些發明的後果，但是，這些發明還是製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斷裂。J·希利斯·米勒贊同地引述了德里達的觀點：電子傳播媒介終結了傳統的文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愛情信件。他們認為，上述學科均是與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國家觀念、言論自由的權利結合在一起的。電子傳播媒介正在重新整理這一切。德里達甚至斷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國家的地位沒落了。電子傳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種種內與外的界限。個體、自我、隱私、家庭、工作地點、大學等等無不隨之改觀。更為嚴重的是，"它們也威脅到我們的這樣一個假定，即政治行動基於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確邊界、種族和文化統一性的一個特定民族國家。"J·希利斯·米勒說，"民族國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電子社群在電腦空間中的，具有新的人類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產生--這是新的電傳制度產生的三個結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並未像許多思想家那樣對於電子技術的未來憂心忡忡；他期望電子傳播媒介的開放性可能產生新的革命性聯合--因為"新電傳技術可能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但這種技術超越了創造者而具備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對於印刷文明，某些權威可能因為電子傳播媒介的啟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擴大；但是，這不等於說接受主體的能動性完全消失。人們無寧說，這是一個未確定的因而也充滿了創造可能的新型空間--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人們才會充分意識到隱藏於大眾之間的潛力。
傳播媒介與文化型別之間的呼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麥克盧漢認為，石頭是穿越縱向時間、粘合許多時代的媒介，紙張卻傾向於聯結橫向的空間，建立政治帝國或者娛樂帝國。（5）的確，新舊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的文化風格不得不追溯至傳播媒介的性質與構造。結繩紀事不可能產生微積分，長篇小說不會銘寫於甲骨或者竹簡之上，機械複製技術的成熟徹底滌除了周圍神祕的崇拜氣氛，互聯對於傳統的作者與版權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戰。谷騰堡發明的印刷術如何徹底地撼動了宗教、政治、科學和文學，印刷文明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聯絡，、規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識形態如何利用印刷機器得到不斷強化，這是許多人倍感興趣的題目。巍峨的皇宮、朝廷奏議、烽火傳訊、旌旗獵獵--這些歷史景象與電視機裡的競選政治、電子資訊組織的立體戰爭分別屬於不同的文明。如果說，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個傳統的社會空間，那麼，這個社會空間正在遭受電子傳播媒介--從電話、電視到機網路--的徹底改造。從資訊的攫取、購物形式到身體的快樂，一系列變異或顯或隱地陸續發生。一切都在證實，傳播媒介不僅是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傳播媒介還決定了文化的型別、風格以及作用於社會現實的方式和範圍。
如同揭示的那樣，早期的統治階級控制傳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於壟斷文化和知識，生產維護主導權威的意識形態，並且造就一支加固秩序和秩序的文化衛士--巫師、史官、僧侶以及一大批騷人墨客無不程度不同地從屬於這一支龐大的隊伍。近，尤其是大眾傳播媒介崛起之後，商業與市場經濟愈來愈多地介入傳播媒介的爭奪戰。從報紙、平裝書到電視、機網際網路，文化的生產能力、生產規模和傳播範圍日益強大，文化的成分與功能也日益複雜。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地形圖之中，文化是被決定的；文化如同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的副現象。但是，傳播媒介的執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對於社會的組織和控制--功能急劇地增強。全球化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視為電子傳播媒介的傑作。許多時候，電子技術的勝利怎麼估價都不過分。當然，這並非主張文化決定論或者技術至上，但是，人們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經濟""政治"等一系列傳統範疇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組。電子傳播媒介時代，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邊界開始消失，文化生產本身正在成為最為強盛的經濟產業之一。電視的影像生產產生了鉅額的利潤，眾多網站競相湧向股市，這一切無不暗示了電子傳播媒介、文化生產與經濟的共謀關係。電子傳播媒介所傳播的是一種"文化"，電子傳播媒介的運作方式是一種相當典型的經濟活動。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充分證實了阿多諾對於文化的闡述："文化工業的全部實踐就在於把赤裸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甚至自從這些文化形式一開始作為商品為它們的作者在市場上謀生存的時候起，它們就或多或少已經擁有了這種性質。但是，在那時，它們對利潤的追求只是間接的，仍不失它們的自治本質。文化工業帶來的新東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產品中直截了當地、毋庸喬裝地把對於效用的精確的和徹底的算計放在首位。"（6）雖然文化、商品、經濟利潤、意識形態各個環節的並非一脈相承，但是，人們不得不承認，文化與經濟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織為一體，共存共榮；文化對於物慾的抗拒意義正在縮減乃至喪失。電子傳播媒介的符號體系、機械效能、執行費用、傳播效果無一不在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合作推波助瀾。對於電子傳播媒介說來，需要一門政治經濟文化學。所以，電子傳播媒介對於現實的、支配以至於重塑是多維度的。從個體的身份歸屬、種族文化的面貌、意識形態的建構到國民經濟總產值，電子傳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種核心。這個意義上，出現鮑德里拉式的斷言並不奇怪--現實正在變成符號的模仿。無論是反抗還是順從，這一切乃是人們深陷其中的歷史環境。
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是文化的重要區域。儘管"文化研究"的內涵仍然眾說紛紜，但是，文化研究已經時髦地成為顯學。或許，"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這表明了文化研究遊離於傳統學科的程度--人們無法援引傳統學科的範疇予以界定。理查德·約翰生認為，文化研究"必須是跨學科的（有時是反學科的）。"相近的意義上，詹姆遜將文化研究稱之為"後學科"。（6）許多時候可以說，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學科的疆界為活動半徑。這時，人們必須意識到的兩個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顯學，至少證明了文化研究的興盛恰逢其時。無論如何命名這個時代，人們都可以發現，現今所遇到的問題是綜合性的。例如，電子傳播媒介的考察必須聯合文學、符號學、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如此等等。換言之，傳統的學科地圖已經無法分配和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文化研究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描述與。儘管跨學科的分析也將產生另一些後繼的疑問，但是，至少在，文化研究顯示了突破學科疆域之後的巨大活力。從考察的物件到考察問題的方式，許多文化研究因為拋開了陳陳相因的程式而富於開創性。其次，文化研究成為顯學之後的一個危險是被重新體制化。人們可能重新設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規章和模式，予以定型，從而為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再度增添一個新的學科。表面上，學科提供了某種框架與學術規範；然而，這一切是知識生產、分類、佔有與分配所形成的後果。所以，學科時常有意地呈現了什麼，聚焦了什麼，或者隱藏了什麼，掩蓋了什麼--學科的所聲稱的"普遍真理"並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來，跨學科的意義不在於設立一個超級大型學科，跨學科的意義在於解除既有學科的遮蔽，開啟傳統學科框架背後的盲區。對於文化研究說來，拒絕體制化--拒絕重新演變為一個固定學科--的動力源於日常現實的啟示。日常現實的壓力時常使學科的框架搖搖欲墜。文化研究拋開了精英主義、經院主義的習氣，文化研究不再依據某個學科的傳統版圖--例如，文學，歷史或者經濟學--指定一個超凡的獨立舞臺，這包含了迴歸日常現實的企圖。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時候，我所蒐集的許多材料來自《訊息》、《南方週末》等日常讀物。它們的確不是經典，但是，它們是一個有力的說明--說明電子傳播媒介已經多大程度地演變為日常現實的組成部分。當然，迴歸日常現實決不是撤消理論分析的另一種說法。犀利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學科給予的不可放棄的遺產。文化研究必須保持日常現實與理論分析之間的強大張力。從歷史性演變的描述到有線電視訊道某一個黃金時段的娛樂節目，從符號學的闡述到計算機虛擬生存的經驗，大理論與日常現實的結合無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勝的風格之一。
註釋：
（1） 參見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頁
（2） 《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頁
（3） 波德里亞《消費》，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32頁
（4） J·希利斯·米勒《性、後現代性與新技術制度》，《文藝》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於此文
（5） 同（2）
（6）阿多諾《文化再思考》，《文化研究》第一輯，天津社會出版社2000年版，199頁
（7）參見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詹姆遜《論"文化研究"》，《快感：文化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