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德曼曾經誇張地說過，終有一日，解構主義將會帝國主義式地佔領大學的研究領域，但是直到病逝，德曼也沒有看到這一幕，相反，短短十幾年後，不是解構主義，而是研究卻帝國主義式地佔領了大學課堂。如今，在美國的學術機器中，文化研究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它有自己的雜誌、課堂、會議、教授、聽眾、組織，文化研究擠進了學、文學、人類學、學、學、學，擠進了一切人文科學領域。文化研究像一場狂風暴雨，將美國大學中幾十年的形式主義趣味沖刷得乾乾淨淨，它幾乎讓所有的大學知識分子對它產生興趣，但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魔力何在？事實上，文化研究是反定義的，它不是一個學科，不是一個理論流派，不是一個學術行會；它不是定義式的，而是描述性的，它無法組織起一個一致的本質性的學科屬性，它僅僅是一個策略性的命名，是對一種學術趨勢、趣味的描述，是描寫學術轉向的權宜之計。文化研究，最好不要將它視作為一種方法模式，視作為一種共同的主題探討，視作為一種理論的完善和深化，最好將它視作為一種態度，視作為大學機器的策略性調整，視作為大學和大學知識分子的某種新的存在方式。
大學是整個社會機制中最具有反思能力的空間，至少，大學並未受到商業和權力邏輯的過於粗暴的滲透，因而具有某種程度的自律性。這種自律性，長期以來表現為大學的不諳世事，大學對世俗生活毫無興趣，它始終如一地關注超驗性，關注普遍性，關注一以貫之綿延千年的永恆主題，大學深陷於形而上學問題的糾纏中，大學的疑問就是本體論的疑問，大學的猜想就是玄學式的冥想，大學的功能類似於神學功能，大學知識分子就是無所不能的普遍知識分子，他們置疑和玄想的方式就是，因此，哲學在大學中長期享有無限榮光的地位。但是，隨著形而上學的搗毀--形而上學的搗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終結者是福柯和德里達--玄想式的哲學的優先位置也變得岌岌可危，那些飽受形而上學壓抑之苦的學科興趣開始有了拋頭露面的機會，超驗性慾望不再是大學的唯一被承認的學術動力，相反，反超驗性、反普遍性成為一股潮流：為什麼非要訴之於遙遠的無限性呢？為什麼一種研究、一種興趣非要帶上本體論式的置疑呢？為什麼要信奉那些帶有真理意志的哲學要求呢？為什麼要把多種多樣的經驗還原為一個呆滯的"一"呢？總之，我們為什麼不能對日常生活產生濃厚的興趣呢？難道我們每天置身於其中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無關痛癢？我們為什麼要放棄周遭的語境而轉向那些難於解答的空洞問題？
文化研究正是大學產生自我懷疑後的一個選擇，一大批大學知識分子接受了法國理論對超驗性的批判，他們開始轉向微觀而具體的實際經驗，開始轉向日常生活，轉向世俗文化，如果說法國理論僅僅推翻了形而上學從而為日常生活的批判打開了大門的話，那麼，國家則因為他們所特有的實用主義稟賦與這種日常生活批判一拍即合，英語國家的知識分子早就為他們的超驗能力感到愧疚，他們當中很少湧現出能與歐洲相提並論的哲學家，在純粹的理論方面，他們只是歐洲人的學生和闡釋者，歐洲無論怎樣罕見和艱澀的理論家，在英語國家都會得到淋漓盡致的解釋。英語國家對歐洲的理論爛熟於心，但是，他們就是產生不了歐洲那樣的理論和理論家。他們總是對具體性感興趣，對眼下的東西感興趣，對日常生活感興趣，他們是些不折不扣的經驗主義者，他們擅長於具體性的分析和批判，這樣，與其說是他們有意地選擇了文化研究，不如說是文化研究自然而然地選擇了他們。他們和文化研究有一種天然的親合力。
這樣，不是法國和德國，而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大學在全力鼓動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將英語國家的實用潛能激發出來，將他們的理論實踐能力激發出來，如果說歐洲的理論是來自於對現實的抽象的話，那麼，文化研究將這種抽象而來的理論再一次應用於現實，它是理論的實踐，它將多種多樣的理論實踐化了，它是對理論的肆意消費。在文化研究這裡，理論已經化成了一種巨大的方法論資源，或者，反過來說，理論發展到十分嚴密、十分高階的階段，它內在地需要文化研究將自身現實化，它需要文化研究作為它的歸宿。確實，在文化研究這個新型的學術機器中，那些交替並置而又有巨大差異的理論形態被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各種各樣理論形態的差異性界線似乎被抹去了，理論之間的時間距離也扯平了，理論像是從各個山谷裡湧來的小溪，他們在文化研究這裡匯成了河流，這些理論為了獲得它們對日常生活的解釋能力，他們彼此借用、妥協、改裝、協調，它們相互利用，文化研究充分暴露了理論的彈性。在此，理論的協調並非為了生產另一個惰性理論，它也不是組織一把萬能的鑰匙，不是構成一個靜態而頑固的理論模型，它們的協調更多是隨機的、稍縱即逝的、一次性的、有具體誘因的，這些理論的協調就是為了和活生生的歷史達成一種方便的闡釋關係、它就是要和一種當代語境、和一種歷史實踐發生相關性。因此，文化研究並不要求一種成型的理論，但它依賴各種各樣的理論，它不是一種理論流派的名稱，也不是一個有高度自治性的知識區域，它僅僅是由於當代徵候的壓力而必須採取反應的龐大的學術機器。
這樣一個學術機器的興趣就是當代的'世俗文化，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就不再帶有精英主義色彩，它不再是那種慣常的高階的知識分子文化，相反，文化在此是性的，只要是涉及到意義的生產、流通、消費的日常行為都是文化，文化被意義所定義，它不再是純粹的唯美主義的，而是充滿權力色彩的，文化成為意義的鬥爭場所，最終也是利益的鬥爭場所，因此，文化研究毫不奇怪的滑向了歷史主義，在當代社會裡，階級、身份、性別、種族的不平等不再通過一種直接的壓制關係表現出來，而是對意義隱祕的操縱、爭奪、控制的結果；權力不再表現為暴力，現在它粘附在意義上，它藉助意義自我掩飾，權力正是藉助意義的名義而實踐的，意義的生產和消費最終都是權力的戰略效應，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意願就是揭開意義的面具、暴露意義的活動機制，最終暴露一種資本主義的權力現實，這樣，文化研究既是歷史性的，又是政治性的。顯而易見，它的源頭既在傳統之內，也在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傳統之內，既在工人階級的左翼傳統之內，也在大學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之內，文化研究正是受惠於這些各種各樣的知識傳統。它頻繁地在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福柯的權力理論、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理論、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之中穿梭，這些理論無一例外地是對資本主義的壓制關係和權力關係的揭發和暴露。文化研究依賴於這些大理論，它有時是對這些理論的直接套用，有時是對它的改良、有時又將他們組裝起來。文化研究依據物件的差異性而靈活地運用這些理論，這樣，文化研究從來不是一種僵化而呆板的闡釋學，它總是在摸索中展開它的敘事，它在整理、調節、歸納、除幻中展開它的敘事，它呆在紛亂的線索裡面查詢、觀望而不是以一種突現的理論形態匆匆作結。文化研究並不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某個問題，它並沒有強烈的理論上的抽象意圖，相反，它總是隨機的、具體性和策略性的，因而，它並不具備一個穩定的構架、它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程式、手段、方法，它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
讓我們再說一遍，文化研究不是一個流派，不是一個理論組織，它僅僅是大學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關係的校園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並不能觸及到根本的資本主義體制本身，校園批判儘管是立足於底層的，但底層對此一無所知，校園批判已經變得職業化了，它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智識活動，變成了一個書本作業，變成了一個課堂遊戲。如果說，在60年代，資本主義校園內激進的左翼思潮越過了圍牆的話，那麼，現在，文化研究--毫無疑問，它繼承的是左派傳統--更多的是大學內部的一種生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