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隱居地當今湖北襄樊市，而不在河南南陽市，時賢論述備矣 [1]。茲不慚續貂之譏，再贅考數事。
1．《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漢末依荊州牧劉表，劉備三顧其隱居草廬。亮建議劉備乘劉表年老昏聵而佔有荊州，乘劉璋闇弱而奪取益州，並結好孫權，以北抗曹操。“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漢室可興矣！”宛，當今南陽市；洛，當今洛陽市一帶。這話是諸葛亮隱居地望絕不可能是當今南陽市之強證。因為諸葛亮本隱居劉表統治之荊州，既建議奪佔此荊州，則下面緊接所說由一上將所統率“荊州之軍”的“荊州”，自指奪佔成功後之荊州，亦即這時諸葛亮與劉備正促膝密談時所在地之荊州，而絕不可能指別的地方。如果這一隱居地是在宛，則諸葛亮怎麼會說由一上將統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呢！說“向”，便表明諸葛亮隱居地亦即亮、備密談之地，與宛決非一地。聯絡時賢所考可知，只有二人密談之地當今襄樊市，“宛、洛”遠在北方，說“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方才符合地理方位。而且，後來劉備佔有荊州，委上將關羽鎮襄陽，與北方曹軍對峙，豈不就是這時諸葛亮建議的一個具體體現，而構成待“天下有變，……以向宛、洛”的態勢，從而進一步證明諸葛亮與劉備密談之地決不在宛嗎？
2．《太平御覽》卷百八十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西北十許裡，名為隆中，有諸葛孔明宅”。這條史料有的學者已引過 [2]，但在分析上似尚略有剩義，試加申述。首先，盛弘之，南朝劉宋時人（公元5世紀） [3]。時間離諸葛亮約200年，不算太遠；且當時襄陽在劉宋境內，盛弘之又可能是荊州人 [4]，或許對隆中還實地探訪過，故《荊州記》在這一問題上的證明力，雖比不上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5]，相對說，還是較可信的 [6]。其次，更重要的是，關於隆中地望記載，《荊州記》和《漢晉春秋》全都認定是在襄陽，而又略有出入。在方向上，一個說隆中在“襄陽西北”，一個說在”襄陽城西”；在距離上，一個說“十許裡”，一個說“二十里”。這一出入，正好證明《荊州記》並非抄自《漢晉春秋》，而是另有所據。而從另一角度看，時間相隔100年，出於不同史料來源，儘管在方向、距離的記載上小有出入卻全都認定諸葛亮隱居地襄陽，而並非歷史上的南陽，豈非更增強了這一結論的可信性？甚至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說，《荊州記》的存在，使得《漢晉春秋》關於這一問題記載的證明力更提高了？
3．《文選》卷三七《（前）出師表》李善注引《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這條史料也被稱引過 [7]，試略探剩義。
首先，《荊州圖副》在《水經注》中被多處稱引 [8]。酈道元乃5世紀末、6世紀初人，則《荊州圖副》寫作時間自當在這之前 [9]，離諸葛亮時間也不過200多年光景，大體當等同於《荊州記》或略晚，史料價值相對說也還是比較高的。其次，這裡所記“鄧城”，見《晉書》卷十五《地理志下》，乃襄陽郡下縣名。系西晉在襄陽縣以北，與之毗鄰的`原漢魏鄧縣地區改建 [10]。由於後來又省鄧城縣，恢復鄧縣之名 [11]，所以所謂“鄧城舊縣”，當理解為“舊鄧城縣”，即西改建的鄧城縣治所在地。這一記載說明兩個問題：在原漢魏鄧縣地區改建的鄧城縣治，西南一里是沔水，“隔沔有諸葛亮宅”，則宅必在沔水之南，而不在沔水以北，此其一；既稱“西南一里”，則宅必在原漢魏鄧縣地區的西南方，而不是北方，此其二。這兩個問題都是《荊州圖副》以前某些史料雖然涵蘊，卻未明確說出的。而這兩個問題恰好又都有力證明諸葛亮宅絕對不可能遠在約200裡以外、北方的“宛”，而就地理方位說，卻與《漢晉春秋》關於襄陽城西的記載吻合。
以上贅考，只是對時賢成說的一點小小補充，祈識者指正。
[1]參見《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下簡稱《論文集》。
[2]見《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張澤鹹先生文。
[3]《隋書·經籍志考證》卷6。
[4]《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典序》稱盛弘之《荊州記》是“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由此可以推定。
[5]習鑿齒，4世紀人，時間早於盛弘之；且本身為襄陽人，在發展比較遲緩的古代社會裡，記載的可信性十分強。
[6]所謂“相對”，是和距諸葛亮千餘年元年以後的南陽地方誌比較而言。
[7]見《諸葛亮躬耕地望論文集》徐揚傑先生文。
[8]見《水經注·沔水中》。
[9]著名歷史地理學家王庸先生在《中國地圖史綱》（商務，1959年）30頁說：此書“可以確定是南北朝的作品”。
[10]按《晉書》卷十五《地理志下》義陽郡所轄又有“鄧縣”，與“鄧城”重出，誤。見《東晉疆域志》、《新校晉書地理志》，分別載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3613頁及3573。
[11]見《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下》縣治當亦隨之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