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以歌曲《阿姐鼓》為物件，剖析90年代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徵，探討在深入全面的社會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文化的可能和困惑。
主題詞：《阿姐鼓》 流行歌曲 中國文化 90年代
由何訓田作曲，朱哲琴主唱的《阿姐鼓》唱片，被稱為"在世界範圍內真正有影響的1張中國唱片"。它在世界流行樂壇產生的出人意料的賣座，不僅為進入90年代以後，日益落寞的中國流行歌曲注入了1支強心劑，而且為始終困鬥於內陸的中國流行歌曲"走向世界"架設了1條高空索道。無疑，《阿姐鼓》已經成為90年代中國文化的1個重要現象，從這個現象，可以透視出20世紀末期中國文化的可能與困惑。
我們以這張唱片中的首領（主打）歌曲《阿姐鼓》為主要分析物件，以下除特別說明外，稱《阿姐鼓》，即單指歌曲《阿姐鼓》。
1、從記憶到尋找
《阿姐鼓》，是從"我"關於"阿姐"的記憶開始的：
我的阿姐從小不會說話
在我記事的那年離開了家
因為"阿姐從小不會說話"，而且"在我記事那年離開了家"，"我"對"阿姐"的記憶就近似於無記憶。換言之，"不會說話"和"離開了家"，作為"我"關於阿姐的記憶的全部原始材料，構成了對這個記憶本身的兩個基本的否定性前提。在這兩個前提下，"我"對阿姐的記憶是1個被原始性地禁錮的人生奇點：1個沒有語言而且1開始就終結了的生命。
《阿姐鼓》是90年代文化的1個隱喻。這個隱喻暗示了1種普遍的文化心理：記憶是從無記憶開始的，記憶就是記憶的喪失。在當代中國歷史程序中，從80年代進入90年代，是1個長期封閉的社會從初步進行改革開放走向改革開放的深化的程序。雖然，"改革"仍然是1個遠未完成的社會計劃，並且每1次具體措施都面臨著重重阻礙，但它向各層次各角度的加速延伸，已經構成了1個基本的社會動力，同時，也就構成了1個普遍的社會心理動機。企業生產，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個體勞動，由"大鍋飯"中的"鐵飯碗"改變為市場經濟中的"合同工"，而且，這不僅是經濟生產行業改革的措施，而是全社會體制改革的總趨向──在今天，"下崗"，已經開始觸擊到每個在崗公民的神經。也就是說，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經根深蒂固的個體對集體或國家的穩定的依賴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須自足自力的"個人"觀念。另1方面，面向世界的開放，把1個無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們的面前，面對這個無限的天地，個人所獲得的自由和他所面臨的失落，是等值的。改革逼使個體確立"個人化"的自我意識，開放把"個人"投入大世界的無限性中。正是個體被帶入這種個人化存在的無限性，使他的自我記憶失去了根基，從而原始性地成為無意義，無內容，即自我喪失的精神癔症──情結。
"我"關於阿姐的記憶，因為無內容，是1個不能展開的情結，它必然發展為同樣無意義、無內容的思念。"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啊，阿姐，呀"，這種空洞的思念，只能是自我無限慾望的冥頑的表達。因此，所謂"1直想到阿姐那樣大，我突然間懂得了她"，是"我"佈下的1個自我掩飾的虛假的敘事策略。因為，從無內容的記憶衍生出來的思念，是不可能達到對阿姐的理解的──阿姐是永遠的記憶之謎。所以，在這個敘事策略中，自我掩飾是雙重的：1方面，掩飾了"我"的慾望，另1方面，又掩飾了"我"的慾望本身的空洞。這個雙重掩飾，使"我"對阿姐的記憶和思念，成為對阿姐的再度魅化，是為"從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啊"鋪路的。它使"我"的尋找有1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根據，或來源。
無內容的記憶必然成為無邊的思念，成為無可終止的尋找。在這個意義上，《阿姐鼓》的記憶的主題，直接產生了尋找的動機。從記憶到尋找的轉化，是80年代文化給予90年代文化的1個重要遺產。在多重意義上，我們都可以認定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時代。思想解放，以它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對於社會文化心理的1個重要意義，就是消除沉重的歷史記憶。90年代文化與80年代文化相比，是輕鬆、平和的，究其根源，就是歷史記憶的淡化，甚至泯滅。因為缺少歷史記憶，更準確地講，原始性地喪失了歷史和記憶，尋找必然成為90年代文化的基本主題。尋找的動機來自於從歷史聯絡中解放出來的無限增殖著的慾望。慾望之海，在靜謐的午夜仍然是萬流湧動的。我們所看到的輕鬆與平和不過是失去歷史關聯，也就是無記憶的尋找先天性地失重之後的懸浮形態：沒有深度的'平滑和沒有觸擊的碰撞。2、 時間：碎片的迴圈
在《阿姐鼓》中，記憶、思念和尋找，很自然地被編織在有序的時間鏈條上，先後展開。記憶產生於阿姐離家前，思念開始於阿姐離家後，尋找則是"我"長到阿姐那樣大之後。這個順序，不僅展現了3者之間先後承續關係，而且展現它們的因果關係。但是，因為前提的虛無，即"我"對阿姐的記憶就是無記憶，是記憶的喪失，這個線性的時間關係缺少內在聯絡，而必然破裂，並且無結果。因此，《阿姐鼓》的時間展現了1種異變的時間邏輯：記憶的喪失和無邊的思念，意味著時間的斷裂；冥頑的尋找則把破碎的時間納入無意義的迴圈。這種時間邏輯，是由多次變調和轉調中被加長的過渡來表現的。也就是說，由於過度的曲調切換，音樂與敘事的統1體被解除了，音樂不再是對敘事的表現或補充，而是對敘事的割裂：可以無限迴圈的割裂。反之，也可以說，無歷史聯絡性的敘事本身只能是相互無關聯的片斷，同樣無關聯的音樂片斷則是膠合它們的粘劑。
90年代文化的時間性，正表現出這種無整體性關聯的片斷化和片斷的無意義重複。因為，失去了記憶，也就是說，從歷史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尋找被賦予無限性而絕對化了。尋找的絕對化表現為，不僅尋找原則上解除了先在的制約（原則上1切都是可以的），而且尋找在根本上不再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在這種絕對化中，尋找成為真正的個人行為，而且是面對世界無限性的個人行為。在80年代的潮流湧動之中，追隨或者反對，人們總是圍繞某個或某類主題而動；因此，80年代是1個充滿激情的時代。轉進90年代之後，整個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題，彷彿是1次盛大的夜宴之後，滿街散遊著興盡尋歸的醉客。多元主義，這個後現代理論祭起的口號，成為醉客們隨遇而安的自慰的託辭。時間，就在這裡消逝了，或者，被打散為相互無聯絡的片斷。每個人都在努力，但每個人的努力都是重複著投入無限虛無的徒勞：整體不再與個人打照面，而發展變成為完全抽象的，與個人漠不相關的統計資料。可以說，正是基本的時間感的破裂，導致了90年代文化精神的普遍疲軟；因為在缺少內在聯絡的時間片斷中，生命對於個體必然是1種"不可承受之輕"。這種"不可承受之輕"，使個體不可逃避地精疲力盡。
在缺少文化歷史向度的意義上，90年代的時間性是1種停滯。無疑，經濟在巨度增長，社會在超速發展。但是，文化，特別是文化心理，卻在1種湧動的樣態中停滯著。這種停滯的心態，不僅表現為對"進步"的根本性懷疑和厭棄，而且表現為1開始就擺出了1種世紀末情態：跨世紀的慾望衝動。1切都為了21世紀，這成為不言而喻的公理；彷彿20世紀的最後10年不是人類生命的1個必經歷程，而是1個可以忽視，應當儘早跨過去的多餘的年代。這種超歷史的衝動，在表面的激情下面，掩蓋的是爭先恐後的現代人的虛弱。90年代文化就是這種虛弱塗抹出來的缺少生氣的幻象。
以經濟學家的頭腦來衡量，1個年代為1個世紀作準備，當然是低成本高利潤的。但是，這種投資留下的空白，當然也是不再能夠填補的。這個空白，就是社會文化心理被超前預支之後的精神空白。在《阿姐鼓》中，阿姐、老人與"我"，3個人物構成了1個凝固的3角形，這個3角形，阻止了"我"進入歷史文字的可能。結果，在這3角形的靜止的對應關係中，阿姐、老人與"我"都被抽象為可無限重複和替代的空白質點：在歌曲的結束段中，祈禱變成了搖滾樂的狂歡，不僅老人，而且阿姐和"我"都消逝在這個狂歡中。這，就是90年代文化的精神空白的表象。
對於這個空白的表象，碎片湧動的時間停止了。
3、 阿姐：距離，或者死亡
"阿姐鼓"，在西藏的文化傳統中，意味著1面以純潔少女的皮做的祭神的鼓：人皮鼓。這是現代西藏早已廢除了的酷刑。歌曲《阿姐鼓》則以這個被廢除的酷刑為敘事文字（背景）。對於這個文字的處理，歌曲的創作者採取了雙重立場：1方面，以西藏傳統的宗教教義，即"生死輪迴"觀念來稀釋少女犧牲的殘酷；另1方面，又以現代人對這個傳統的超越感來審美化地遠眺這個殘酷。因此，"阿姐鼓"在歌曲中幻現出的是1個絢麗如夢的死亡歷史的審美風景，在這個風景中，前現代的矇昧殘酷因為暈染了當代文化詩學的光輝而炫耀人心：悲慘消逝的阿姐在美麗的鼓聲中重現了！天邊傳來陣陣鼓聲
那是阿姐對我說話
而且不僅如此。在鼓聲中重現的阿姐，獲得了語言和美：阿姐在音樂中復活。與前面唱段沉鬱的敘事風格不1樣，以現代吉它伴奏的這個唱段，是極富抒情風格的輕悅意味的。如果說，前面唱段的敘事風格攜帶著古老西藏生死悽迷的高原寒意，那麼，這個唱段就表現出90年代中國大陸西式的明麗恬膩的夏夜情調。這是《阿姐鼓》中發生的生與死的轉換，這個轉換，把死亡展現為1種誘惑──音樂的美學力量讓我們不得不接受：死亡產生了美。
在這裡，我們看到創作者對待"死亡"的矛盾心理。1方面，"死亡"被直接作為敘事的內在動機，另1方面，"死亡"又被推向遠景，被淡化，甚至消除。也就是說，歌曲表現出創作者"傾心死亡"和"逃避死亡"的雙重態度。這個雙重態度，使創作者只能在1定距離上"接受"死亡。對於創作者，"阿姐鼓"所包含的死亡，具有時間（古代與現代）、空間（內地與西藏）、文化（漢文化與藏文化）3大距離。這3大距離，使"阿姐鼓"的死亡意義不僅如高原的空氣1樣稀薄，而且變成了純粹的神祕迷人的審美景觀。因此，可以說，對於創作者，"阿姐鼓"的死亡意義的真正價值（魅力）在於它是1個超距離的死亡。距離，在這裡起了絕對作用。進1步，可以說，在歌曲中，死亡的意義，就是距離的意義：因為死亡構成了對於生存的絕對距離。所以，創作者對死亡的雙重態度，是以距離的絕對意義為指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