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不曉特納的《金枝》繪畫？
浸淫於想象中的燦爛金色，
帶著作者的情思移駐致美的神韻，
哦，夢幻般的尼米小林地湖呀，
祖先傳揚的榮耀——“狄安娜之鏡”。
……狄安娜是否還徘徊在那荒涼的林中？
——Ｊ．Ｇ．弗雷澤［①］
這不是詩人的夜下歌唱，不是頹廢文人的無病呻吟，而是人類學家在執著尋索。伴著由祖上而來口耳相聞的“金枝”傳說，伴著年年相隨的“狄安娜祭儀”，先民在自然壓抑之下的恐懼，以及在儀典中娛神虔敬的靜穆所揮發出特有的人文精神楚楚動人、拳拳可掬。
那儀式中人為的真實和由此蒸騰的人文情致是怎樣的共生共攜？人類祖先們是怎樣地在他們的特有行為中巢築起自己的精神家園？那浮現於外的巫術行為與深納於內的情愫是怎樣地“交感”（sympathetic）作為？這，便是弗雷澤所要尋找的“金枝”；這，便是被Ｔ．Ｓ．艾略特強調的“一部深刻我們這一代的著作”。［②］
這位孜孜不倦的學者，劍橋大學的知名教授，人類學公認的開山祖之一也許到死也沒能明白，為什麼自己的著述對後來的文學和文學創作影響如此巨大；而在人類學領域卻倍受責難和奚落，後生們送給他許多諸如“書齋裡的學者”、“太師椅上的人類學家”等渾名綽號。
弗雷澤等人所開闢的畛域正是文學的人類學。歲月彷彿信滄桑洗禮，滌去了塵埃，留下了真金。這就是為什麼及至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在人類學的“自省”（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y）中又悄然地將那久久遺下的“弗雷澤情結”搬了出來。弗雷澤式比較文字的重新在獲得“尊重”的前提下被加以討論並使得這種討論具有著鮮明的性。因為“現代人類學和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係強烈地互動，而這種強大的撞擊力正是來自諸如艾略特的《荒原》和喬伊斯的《尤里西斯》等對弗雷澤《金枝》借用的提示。”［③］
莊嚴的學術殿堂有時不免摻和著一些遊戲的色調。不論人們怎樣絞盡腦汁地試圖變換花樣使自己的穿著能夠超越世俗，併為此百般困苦，而一旦省悟，才發現褲子原來總還是“兩筒圓管”！不論對弗雷澤的評說“沉浮”幾何，他還是他！
一“金枝”情結
弗雷澤的粘附力在人類學界其所以遠不及於文學領域，並不是早期的“弗雷澤們”所開創的領域與今日人類學“疆界”有多大出入；也不是弗雷澤的物件已今非昔比。他當年所潛心的儀式、巫術研究迄今仍被視作標準的人類學研究。弗雷澤的“”在於他當年沒能完成“田野作業”。過去五十年人類學在“強調”（emphasis）上的不同演繹出了所謂的“弗雷澤問題”。“毫無疑問，弗雷澤的《金枝》之於人類學是以一個純學術化的追求而著名，然而，諸如美國的弗朗茲·鮑亞士（Franz Boas），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法國的莫斯（Marcel Mauss）等人對田野方法的強調，使之成為人類學作為一種和學術上的圭臬。”［④］這樣，“弗雷澤方法”在人類學領域受到長時間的冷凍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果田野方法果然能夠成為一把利刃將人類學與文學切出個涇渭分明；如果田野的調查技巧果然是一柄“風月寶鑑”，將人類的麗質與汙質正反截然區分；如果就作為個體的研究者而言，參與觀察能夠將文化精神的“質”與“量”一成不變地娓娓道來，那麼，文學與人類學或許就永遠消失了湊合在一起的機緣。其實，早期的人類學尚在其雛型時期確曾出現過一種將人類學定位自然科學範疇的努力，一些人類學家試圖從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出發，把人類學取名為“物的一支”、“生物學的一種”、是解剖學、數學、化學等等。［⑤］從現在的文化人類學來看，這種說法顯然與其學科定位相去甚遠。而人們不再沿襲“舊說”的事實就足以說明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