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目前侷限於關係存在性、非線性拐點條件等， 關係有無的條件性研究不足。依據中國知網 （CNKI） 近20年CSSCI期刊載文， 就促進論、抑制論、非線性論等新視角述評兩者的關係。結果表明：在促進論視角， 旅遊發展引致創收外匯、增加稅收、促進就業、拉動投資和刺激消費5種方式促進經濟增長；在抑制論視角， 旅遊發展形成去工業化、“荷蘭病”效應和負溢位效應3種路徑抑制經濟增長；在非線性論視角，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呈“U”型、“N”型和“V”型關係3種形態， 其拐點條件集中在旅遊專業化、對外開放程度和基礎設施建設程度等。結合述評結果， 未來研究應注重非線性多元條件、關係有無條件性等問題。
關鍵詞：旅遊發展； 經濟增長； 促進論； 抑制論； 非線性論； 關係述評；
Review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CSSCI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0 Years
Abstract: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ere limited to the existence of relationship, inflection point condition of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hile there was little study on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CSSCI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ssess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theory, inhibition theory and nonlinear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the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by such five ways as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increasing tax, promoting employment, stimulating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hibition the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inhibit economic growth by de-industrialization, “Dutch disease ” effect and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nlinear theory, there were the“U” type, “N ” type and“V” type, with the inflection point conditions focusing on tourism specialization, openness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e review,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blems of nonlinear multi factor and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Keyword:tourism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romotion theory; inhibition theory; nonlinear theory; relationship review;
1、引言
近年來我國旅遊業發展迅速， 創收能力和地位變化明顯：一是旅遊總收入佔GDP比重上升， 二是實現“經濟增長點、支柱產業、戰略性支柱產業”等地位升級。由此，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備受業界和學界關注。從研究方法看，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集中在三個方面： （1）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運用經濟指標、乘數效應、灰色理論等方法闡明兩者相關性有多大。 （2） 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研究。如運用投入產出模型 （I-O） 、旅遊衛星賬戶 （TSA）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等方法闡明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有多大。 （3）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向量自迴歸模型 （VRA） 等方法闡明兩者關係如何。前兩者側重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關係， 區別為前者使用間接方式， 後者使用直接方式。隨著促進關係研究的深化， 有學者對其促進關係產生質疑， 開始關注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更有甚者關注其抑制關係， 如資源詛咒、“荷蘭病”效應、擠出效應等。目前，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未達成共識。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是旅遊經濟學關注的重點， 由此出現述評兩者關係的文獻。陳靜等基於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視角述評了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 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1];周文麗基於國內和國外視角， 闡明國內關注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國外關注入境旅遊、旅遊專業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旅遊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2].兩者研究視角雖有差別， 但述評問題的本質都是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劉民坤等從研究指標選取和研究方法運用視角， 述評了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3].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述評抑或貢獻述評都側重於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關係， 忽視其抑制關係、非線性關係。本文試圖以促進論、抑制論、非線性論新視角， 述評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促進論即旅遊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或經濟增長促進旅遊發展；抑制論即旅遊發展抑制經濟增長或經濟增長抑制旅遊發展；非線性論的核心是促進和抑制同時存在。依據中國知網 （CNKI）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近20年的CSSCI期刊載文， 對兩者關係進行述評， 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一定借鑑。
2、促進論
促進論是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的主流， 形成了“旅遊主導型經濟增長假說 （TLGH） [4]”.即旅遊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但經濟增長促進旅遊發展的論斷較少[5-7], 甚至有學者認為該論斷不存在[8,9].因此， 促進論本質是旅遊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論斷佔主導， 形成了創收外匯、增加稅收、促進就業、拉動投資和刺激消費5種表現方式。
2.1 創收外匯
旅遊發展促進經濟增長表現為創收外匯得到多數學者的支援， 但學者們認為對經濟增長的促程序度不同， 即創收外匯的能力不同。劉桂玉、戴魁早基於協整、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等方法， 認為桂林市存在“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有促進關係”, 即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創收外匯的能力[8,10].但有學者研究在創收外匯能力的同時進一步證明了創收外匯能力的大小。楊勇運用面板資料模型， 就省際層面證明東部發達地區旅遊外匯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 即創收外匯能力較大[11];段玉基於協整、Granger因果關係檢驗， 以湖南省為例， 證明旅遊收入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明顯， 即創收外匯能力較大[5].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有學者定量化證明了創收外匯能力的大小。蔣才芳運用相關性分析， 得出旅遊外匯收入與經濟增長的相關係數為0.9859[12];任燕、穆秀珍構建了向量自迴歸 （VAR） 模型， 以西安市為例， 認為旅遊收入對經濟增長貢獻係數僅為0.0395, 顯著性不強[13];李其原運用協方差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 以四川省為例， 認為旅遊外匯收入每增加1億元， 地區生產總值增加224.42億元[7].之後有學者指出創收外匯能力存在差異的因素。劉漢、宋海巖、王永蓮認為入境旅遊需求與經濟增長因果關係出現差異性與樣本容量、經濟發展階段性不同有關， 致使創收外匯能力發生變化[14].旅遊發展通過創收外匯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體現在“認同-比較-量化”三個方面。“認同”指支援旅遊發展通過創收外匯促進經濟增長的論斷；“比較”是指旅遊發展創收外匯能力存在差異；“量化”是指將旅遊發展創收外匯能力的差異性進行數字化表示。雖然有學者指出了創收外匯能力存在差異的因素， 但其差異性與案例地、計量方法等選擇有關。
2.2 提高稅收
旅遊發展促進經濟增長表現為提高稅收是研究較不成熟的命題。從研究方法看， 該命題研究以定性為主， 這與我國旅遊稅收制度不完善、旅遊業綜合性較強等因素相關。從研究結論來看， 該命題得到多數學者支援， 但提高稅收的程度不明顯[15,16].此外， 鄧祝仁批判了“過度關注旅遊發展的財政貢獻率”問題[16].從研究形式看， 單獨研究該命題的學者較少， 多數學者將稅收作為指標納入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中， 與外匯、就業等相結合。陳曉靜、馮學鋼將稅收增長率與就業相結合， 研究了歐盟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17].旅遊發展通過提高稅收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不明顯。該命題研究可實現兩點突破：一是以合適的方法進行定量研究；二是進行該命題的獨立研究。
2.3 增加就業
旅遊發展引致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論斷基本得到學者們的認同， 但對增加就業程度產生質疑。起初學者們的爭辯多基於經驗理論、權威預測等方面， 就業乘數理論產生後學者們的質疑傾向“數字之辯”時代。左冰依據乘數理論、投入-產出模型， 計算出我國職工的綜合旅遊就業乘數、在業人口綜合旅遊就業乘數分別為1.59、1.69[18].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學者們採用新方法測算了旅遊發展引致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程度。唐代劍、李莉運用彈性方法， 以浙江省為例， 測量出旅遊就業彈性係數為0.50[19];柳思維、王兆峰運用彈性和協整檢驗相結合的方法， 以湘鄂渝黔邊區為例， 測量出旅遊就業彈性係數為0.52[20].之後， 有學者們試圖在就業乘數上實現新突破。張佰瑞採用投入-產出模型的單一方法， 與靜態區域性均衡方法相結合， 以北京市為例， 測算出旅遊就業乘數為1.24[21].雖然學者們的測算結果有差異， 但旅遊發展是就業“吸納器”的論斷毋庸置疑。旅遊發展引致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經歷了“定性之辯”到“定量之辯”的轉變， 但未達成共識。無論是彈性係數還是就業乘數計算， 學術界的計算結果與產業界、官方界存在一定差異， 其原因與統計口徑、計算方法不同有關。
2.4 帶動投資
旅遊發展通過帶動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得到學者們的普遍認同， 旅遊投資帶動作用呈兩大特點：一是從關注旅遊投資帶動作用“量”到“質”的轉變。王如東、諸大建基於投入-產出模型， 以江蘇省為例， 測出旅遊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39%[22], 他們關注的重點是旅遊投資帶動作用“量”的問題， 之後有學者關注旅遊投資帶動作用“量”與“質”的比較問題；趙小芸從投資貢獻 （“量”維） 、投資效率 （“質”維） 視角， 探討了旅遊投資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作用。就“質”維而言， 旅遊投資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作用日益明顯；就“量”維而言， 旅遊投資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作用逐漸減弱[23].由此表明， 注重旅遊投資“質”的帶動作用才能實現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持續性。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有學者考慮生態文明[24]、社會減貧等因素， 進一步提高旅遊投資“質”的帶動作用。二是從關注旅遊投資對“硬行業”帶動到“軟行業”的轉變。起初， 學者們主要關注旅遊投資對“硬行業”的帶動作用， 主要是指住宿業投資建設帶動房地產業、建築業、製造業等相關行業的發展。蘇建軍、孫根年、徐璋勇認為旅遊發展對帶動投資具有促進作用， 可帶動景區建設、旅遊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25].之後， 有學者開始關注旅遊投資對“軟行業”的帶動作用。徐虹、韓靜關注旅遊投資的社會效應， 即對弱勢群體及其相關行業的帶動作用[26].但僅限於定性分析， 沒有具體測算帶動作用的大小。旅遊發展通過帶動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命題呈“多定性、少定量”, “多整體、少部分”的態勢。原因是：旅遊投資粘連於社會總投資之下， 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難以剝離[22].但可通過構建旅遊投資效益評估體系[24]等方法， 實現定性與定量、整體與部分相結合的研究， 實現旅遊投資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精準測算。
2.5 刺激消費
旅遊發展引致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研究成果豐富， 呈多視角態勢。就主體性而言， 學者們主要關注該命題是刺激城市居民還是鄉村居民。縱觀學者們的研究基本認同：旅遊發展更多的是刺激城市居民消費而不是鄉村居民消費[27-30].就空間性而言， 學者們主要關注該命題是表現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學者們的研究認為：刺激消費效應由大到小為東部>中部>西部[30].就結構性而言， 學者們主要關注基本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還是非基本消費明顯。學者們認為：基本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大於非基本消費。鄭鵬、馬耀峰、王潔潔基於Granger因果檢驗， 以陝西省為例， 突破旅遊消費作為整體的研究正規化， 將消費結構分為基本消費和非基本消費探討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認為基本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大於非基本消費[31];周文麗基於投入-產出模型得出了一致結論[28], 但她進一步探討了非基本消費、基本消費中各部分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大小， 分別是住宿業和餐飲業>交通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業。由此表明， 旅遊發展引致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水平較低， 主要依靠基本消費。旅遊發展引致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呈現出多視角研究的趨勢， 主要集中在主體性、空間性和結構性等方面， 但該研究多集中在靜態， 動態下對經濟的增長促進作用研究較少[32,33].由於缺乏動態研究， 無法證明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否具有持續性， 制定的政策是否具有長期性。綜上所述， 在促進論視角下， 創收外匯、刺激消費研究較成熟， 帶動投資、增加就業和提高稅收研究仍需加強。其原因是與我國旅遊業“入境旅遊-國內旅遊-出境旅遊”的發展演化和相關資料的可獲得性、可剝離性有關。
3、抑制論
隨著旅遊業的深度發展， 抑制論是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的“新興點”.資源詛咒理論引入旅遊研究成為抑制論雛形， 之後學者們進行了深化研究， 逐漸形成去工業化、“荷蘭病”效應和負向溢位效應3種路徑抑制經濟增長。抑制論在“旅遊發展抑制經濟增長”中占主導地位， “經濟增長抑制旅遊發展”的論斷鮮有涉及。
去工業化：旅遊發展通過去工業化路徑抑制經濟增長的論斷主要表現為擠出工業投資資本、轉移工業勞動力兩大方面。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 學者們對旅遊發展引致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條件性進行了研究， 不再簡單探討是否存在去工業化問題。就適應性而言， 工業化進行時的開發中國家， 旅遊發展引致去工業化是“詛咒”, 會抑制經濟增長[34].由此表明， 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與所在國家 （區域） 是否發達、工業化是否完成有關。就其條件性而言， 旅遊發展引致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與收入效應、資源轉移效應有關。只有資源轉移效應大於收入效應時， 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現象才會發生[35,36].之後， 針對旅遊發展引致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問題， 學者們提出了相應的解決策略。左冰從研究“旅遊詛咒”現象得出解決去工業化的途徑， 將旅遊發展積累的財富用於培育區域性競爭工業[37].縱觀去工業化研究， 不能簡單地將其定性為經濟增長的“詛咒”或“福音”, 要考慮具體因素。目前， 研究去工業化“詛咒”即旅遊發展引致去工業化抑制經濟增長問題居多， 分別對其發生條件、適應國家 （區域） 和解決策略進行了探討。
“荷蘭病”效應：“荷蘭病”理論引入旅遊研究剛剛起步， 僅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左冰提出我國旅遊發展存在“旅遊詛咒”現象[37];楊懿等提出“荷蘭病”型旅遊地概念， 即旅遊產業異常繁榮， 其他產業發展相對滯後， 國民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旅遊業[38].還有學者對“荷蘭病”效應的存在性進行了實證研究， 結果表明新疆、四川涼山州、浙江、上海等地存在“荷蘭病”效應[39-43].由此表明， 旅遊發展引致“荷蘭病”效應抑制經濟增長的論斷得到多數學者支援。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學者們不再侷限於“荷蘭病”效應存在性之爭， 開始研究其發生條件性、惡化條件性。王美紅、孫根年、康國棟依據構建的“景觀資源-名牌景點-財務業績”三角關係模型， 認為“荷蘭病”效應的產生具有條件性， 即旅遊開發有效度、客源區位開放度、營銷手段先進度是“荷蘭病”效應能否發生的關鍵因素[44];劉長生運用一般均衡理論、圖解分析法， 以我國世界雙遺產旅遊地為例， 認為物價上漲快、收入分配差距大是旅遊發展引致“荷蘭病”效應的重要條件[45].在“荷蘭病”效應存在性、發生條件性和惡化條件性研究的基礎上， 學者們開始關注“荷蘭病”效應的解決對策。韓春鮮基於旅遊資源優勢度， 以新疆為例， 分析得出通過投資建設旅遊區、營銷旅遊區， 構建資本密集型產業可有效避免“荷蘭病”效應[39];韓瓊慧以涼山州為例， 提出資源補償機制、迴圈經濟發展模式等方法解決“荷蘭病”效應問題[41];劉長生認為產業協調發展可有效降低“荷蘭病”效應[45].由此表明， “荷蘭病”效應的解決對策具有適應範圍小、普適性不強等特點。旅遊發展引致“荷蘭病”效應抑制經濟增長的研究體現在存在性、條件性和對策性之辯。雖然旅遊發展引致“荷蘭病”效應抑制經濟增長的論斷得到了多數學者支援， 但結果多是實證分析， 沒有形成旅遊發展過程中“荷蘭病”效應機制的模型。
負溢位效應：旅遊發展引致負溢位效應抑制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阻礙技術進步和擠出資本。縱觀學者們的研究， 旅遊發展通過阻礙技術進步抑制經濟增長的研究涉及較多， 擠出資本涉及較少。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集中於全要素生產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測度， 明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學者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極低， 甚至對經濟增長呈現負向作用[46-49].鮮有學者明確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線性關係， 只有少數學者有所明確。曹翔、郭立萍以優秀旅遊城市為例， 認為旅遊發展通過阻礙技術進步抑制經濟增長[50].還有學者研究解決旅遊發展通過阻礙技術進步抑制經濟增長的策略。粟娟、饒品樣認為解決旅遊發展通過阻礙技術進步抑制經濟增長的問題， 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是不容忽視的兩大因素[46,47].旅遊發展抑制經濟增長路徑形式的擠出資本多與“資源詛咒”、“荷蘭病”效應等問題相關或成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抑制關係研究中的指標。原因是資本包含種類較多， 目前學者們多關注人力資本研究， 抑或其他資本資料剝離相對困難， 因此旅遊發展通過擠出資本抑制經濟增長研究仍存在較大空間。目前， 旅遊發展引致負溢位效應表現為阻礙技術進步、擠出資本，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可能會存在其他表現形式。阻礙技術進步研究集中於全要素生產率， 研究範疇有待深化；僅以擠出資本的研究成果相對少見， 更多的是與其他研究相結合。
綜上所述， 抑制論比促進論的成果少， 是較具潛力的研究領域。目前抑制論形成去工業化、“荷蘭病”效應和負溢位效應三種路徑抑制經濟增長。隨著研究的深化， 可能會形成更多路徑抑制經濟增長。三種路徑具有一定的關係：去工業化是“荷蘭病”效應的重要表現形式， 因為“荷蘭病”效應的產生導致過度依賴旅遊業， 其他產業發展滯後， 如工業 （製造業） 資源轉移到旅遊業會產生“去工業化”現象， 農業資源轉移到旅遊業會產生“去農業化”現象。“荷蘭病”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負溢位效應。
4、非線性論
促進論、抑制論視角的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都是線性關係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 學者們開始質疑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是否僅為簡單的線性關係， 之後開始研究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係[50-54].縱觀這些研究，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的“非線性論”主要有三種形式：“U”型、“N”型和“V”型關係。
4.1“U”型關係
“非線性論”認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存在倒“U”型和正“U”型關係， 但更多學者認為是倒“U”型關係[30,52,53].正“U”型和倒“U”型關係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潛正“U”型或潛倒“U”型。即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發生本質變化， 只是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性。武春友、謝鳳媛基於門限面板資料模型， 分析得出入境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潛正“U”型關係， 即沒有突破入境旅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關係， 只是促程序度呈先小後大的趨勢[55];趙磊、方成基於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 （PSTR） , 就省際層面分析得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潛倒“U”型， 即沒有突破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促進關係， 只是促程序度呈先大後小的趨勢[56];吳源基於平滑轉換回歸模型 （STR） , 就入境旅遊與經濟增長關係得出與趙磊一致的結論[57].二是正“U”型或倒“U”型， 即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生實質性變化。趙磊基於Malmquist指數、系統GMM方法， 就省際層面認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存在正“U”型關係， 拐點值為0.177.當旅遊發展 （省際旅遊總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低於0.177時，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呈負向關係；反之則呈正向關係[30];何昭麗、孫慧認為旅遊專業化程度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為倒“U”型關係， 即旅遊專業化程度小於拐點值0.41時， 表現為“福音”, 反之則表現為“詛咒”[53].由此表明， 拐點條件是省際旅遊總收入與省際生產總值之比的大小， 即旅遊專業化水平的高低。
“U”型關係呈四種形態：潛正“U”型、潛倒“U”型、正“U”型和倒“U”型。目前， 潛正“U”型和潛倒“U”型拐點條件多由特殊事件引起， 如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機”等。這些只造成短暫的波動性， 並沒有影響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本質作用。正“U”型和倒“U”型拐點條件是由旅遊專業化程度造成的， 但旅遊專業化程度可分為入境旅遊專業化、國內旅遊專業化和整體旅遊專業化， 這些又會導致不同。“非線性論”下的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形態研究較多， 但解決拐點出現的決策略較少。
4.2“N”型關係
與“U”型關係相比， “N”型關係研究成果較少。從理論上， “N”型關係仍然存在正“N”型和倒“N”型關係。趙磊、毛潤澤基於門檻迴歸模型， 就省際層面分析得出對外開放為門檻變數時，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N”型關係[58].由此表明， 對外開放程度是拐點的條件。曹翔、郭立萍基於優秀旅遊城市的動態面板資料、旅遊地生命週期模型， 構建了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傳導機制， 分析得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倒“N”型關係[50].就倒“N”型關係演化過程而論， 分析得出旅遊發展利潤大小、對相關產業帶動效應大小是拐點的條件。“N”型關係研究停留在演化過程， 更多的是證明“N”型關係的存在性， 對“N”型關係拐點出現的策略研究較少。目前， 與“U”型關係不同， “N”型關係下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都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不存在暫時波動性影響。
4.3“V”型關係
與“U”型和“N”型關係相比， “V”型關係的研究成果鮮見。理論上， “V”型關係存在正“V”型和倒“V”型關係， 目前只見諸涉及正“V”型關係。趙磊、方成基於面板門檻迴歸模型， 就省際層面分析得出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V”型關係[59].但這種“V”型關係並沒有突破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只是影響到促程序度。由此表明， 基礎設施建設程度成為拐點的條件。之後， 趙磊、方成指出構建基礎設施的長效機制、優化基礎設施投資結構是解決拐點的重要舉措[59].“V”型關係研究剛剛嶄露頭角， 諸如倒“V”型關係、“V”型關係是否存在實質突破性鮮有涉足。由此表明， “V”型關係研究極具潛力。綜上所述， 非線性論是對促進論、抑制論研究的突破， 不再簡單認為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存線上性正向或負向關係。非線性論目前僅限於“U”型、“N”型和“V”型關係的形態研究， 且拐點條件相對單一， 集中於旅遊專業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和基礎設施建設程度等， 是否存在更多影響因素的證實較少。
5、結論與啟示
研究發現，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促進論是“主流點”, 形成5種方式促進經濟增長-創收外匯、增加稅收、促進就業、拉動投資和刺激消費；抑制論是“新興點”, 形成3種路徑抑制經濟增長-去工業化、“荷蘭病”效應和負溢位效應；非線性論是“潛力點”,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呈3種形態-“U”型、“N”型和“V”型關係。其中“U”型關係存在潛倒 （正） “U”型、倒 （正） “U”型4種形態。潛倒 （正） “U”型沒有突破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本質關係， 倒 （正） “U”型已突破兩者的本質關係， 拐點條件集中在旅遊專業化、對外開放程度和基礎設施建設程度等方面。
旅遊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呈線性與非線性、促進與抑制相結合的態勢， 但目前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侷限於線性、非線性關係存在性研究。促進論、抑制論和非線性論都注重關係存在性之爭， 對存在的原因涉足少， 對促進關係穩定性的'維繫、抑制性的解決等策略性問題涉足較少。二是非線性論拐點條件過於單一。目前非線性論拐點條件多限於一種或兩種因素， 多因素拐點條件涉足較少， 深入解決拐點出現的措施涉足更少。拐點的解決措施對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導意義， 可有效延緩抑制作用的擴張， 使旅遊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產生長期效應。三是線性、非線性關係有無條件性的研究不足。線性、非線性關係的研究多是方法驅動型， 侷限於某種關係本身。對某種關係的產生是否具有條件性抑或在有無條件下是否會產生不同的關係， 這些問題尚未涉足或涉足較少。目前涉足條件性研究的僅限於非線性論， 更多的是討論拐點的條件性。
針對目前研究的不足， 未來研究展望： （1） 注重線性、非線性關係存在原因和策略研究。深入分析線性和非線性關係存在的原因， 找出解決應對抑制關係、維持促進關係的策略， 延緩抑制關係的出現， 維持促進關係的長效性。 （2） 重視非線性論拐點條件多元化研究。突破拐點條件的單一性、雙因性因素， 深入研究拐點條件可能的多因素， 以期為研究解決拐點條件的策略奠定基礎。 （3） 注重有無條件下線性和非線性關係研究。有無條件下研究線性、非線性關係可突破研究方法的羈絆， 深入探討有無條件下可能出現的關係。針對有無條件下出現的關係， 制定相應的解決策略。如針對有條件下抑制關係的出現， 制定相應的解決策略延緩抑制關係的出現或加快抑制關係變弱。此外， 不要將有無條件限於非線性論， 應拓寬到促進論、抑制論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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