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養浩是元代有散曲別集存世的少數作家之一，有散曲集《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簡稱《雲莊樂府》)傳世。今人隋樹森編《全元散曲》收其小令161首，套數2篇。他的全部作品，以他天曆二年任陝西行臺中丞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一、隱居期間的作品
《雲莊樂府》有一個不太為人所注意的特點，其中作品幾乎全是他51歲辭官歸隱後所作，所反映的內容也只是作家最後十年的生活。而這一次歸隱已是作家人生中的第二次歸隱了。上一次歸隱是在十年前，張養浩時任監察御使，入則與天子爭是非，出則與大臣辯可否，盡讜言，行直道，往往不惜觸犯當權者。武宗至大三(1310)張養浩上奏《上時政疏》，直斥時政十大弊端，言皆切直，結果“當國者不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複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名遁去。”這一次與其說是隱，不如說是逃。事隔一年多，仁宗即位，張養浩又被起用，官至禮部尚書。英宗時，他被命參議中書省，至治元年(1321)英宗欲於宮中張燈為鰲山，以恣玩樂。養浩上《諫燈山疏》，力請“寢其燈宴，止其所為之山。”英宗先是大怒，過後權衡利弊，又嘉獎賞賜，以旌其直，藉以籠絡人心。六月，張養浩看到群臣動輒得咎，恐遭不測，便以父老為由，辭官歸裡。告別了他稱之為“三十年一夢驚”的官場，隱居於故鄉雲莊，這一次隱居，更確切的說是知機而退。而這一次歸隱帶來了他散曲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一)、隱居嘆世
孔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可見儒家在倡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入世精神的同時，也有“避世”之說。但儒家的“避世”，只是一種權宜之法，是以退為進的處世之道，目的是“隱居以求其志”“而後得通”。其基本特點仍在於“入世”。古代文人的隱居避世，頗有些待價而沽，待時而動的意味。而元代文人似乎摒除了這一意圖，在他們的作品中只有隔絕世俗，自得其樂的一面。
元王朝入主中原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漢族知識分子進行排斥和壓抑，使得元代文人人生失意，心理失衡，而且又不得不面對那個“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誇薦”的不合理社會，於是他們對儒家的人生理想、價值觀念由懷疑而否定，對社會現實由不滿而絕望，最後只能帶著滿腹的牢騷和怨嘆混跡勾欄或放情山水。關漢卿、王和卿、馬致遠、張可久、喬吉等許多著名的元散曲作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遠離社會現實而寫出他們的牢騷、憤懣和嘆世歸隱之曲的。
而張養浩則是他們其中特殊的一個。在《翠陰亭記》中他這樣闡釋了自己的隱逸觀：“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處也，非苟潔身，要之各適於義為無歉”。他的行藏出處是以“義”為標準的。一方面，張養浩的避世是在“小人方用，君子日消”的政治背景下，帶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素，其中包含著儒家“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觀念;另一方面，張養浩的隱居避世，又是他對仕途險惡、功名虛妄的一種人生體悟，包含著他對整個歷史人生思索的感悟，是他真誠追求的又一人生佳境。請看他的散曲：
人生於世，休行非議，謾過人也謾不過天公意。便攢些東西，得些衣食，他時終作兒孫累。本分世間為第一，休使見識，乾圖甚的。
休圖官祿，休求金玉，隨緣得過休多欲。富何如，貴何如，沒來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人，皆笑汝;渠，幹受苦。
無官何患，無錢何憚，休教無德人輕慢。你便列朝班，鑄銅山，止不過只為衣和飯，腹內不飢身上暖。官，君莫想;錢，君莫想。 ——[中呂山坡羊]
可見為官作宦並不是作者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只是他藉以施展才華，實現濟世救民政治理想的途徑和手段。在作者心中，人格和操守是最重要的，儘管“惡非難，善為難”甚至有時還要作出一定的自我犧牲，也一定要“與人方便，救人危患”並以平等的心態對待“窮漢”，只有這樣，才能“但得個美名兒留在世間”。([中呂山坡羊])贏得了百姓由衷的讚美，也換來了自己一生的身心俱安。當作者本著濟世安民的壯志，希望在元朝的政治舞臺上大有作為時，卻因與腐朽汙濁的朝廷政治發生了巨大的衝突而難以為繼。他因直言敢諫多次得罪權貴，被構罪罷官，甚至差點招來殺身滅族之禍。這使他深感“道不行”的悲哀與無奈，也切實體會到“黃金帶纏著憂患，紫羅襴裹著禍端”的宦途凶險。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做官是招禍惹災的“根苗”，官場乃陷人於絕境的“深坑”。因而歷史上無數滿腹經綸、位高權重、功績顯赫的人物全都不免遭遇災禍，結局悲慘：“楚大夫行吟澤畔，武將軍血汙衣冠，烏江岸消磨了好漢，咸陽室干休了丞相”。([雙調沽美酒兼太平令]《嘆世》)張養浩既已認識到元王朝的黑暗統治環境下，要想實現自我價值，又不至於付出無謂的犧牲，是根本難以調和的兩難處境。那就只有急流勇退，返回故鄉。在田園和山水之間安身立命，陶冶性情，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升值，所謂“天機參破，人情識破，歸來閒枕白雲臥。向巖阿，且婆娑，琴書筆硯為功課，軒裳倘來何用躲。行，也在我;藏，也在我。”([中呂山坡羊])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以為國為民的道義作為自己立身的標準和出處行藏的準則。出仕，因能行其道;歸隱，因能守其義。
在歸隱雲莊後，他沒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沒有因為政治險惡而對政治緘口不言，而是以自己的創作更猛烈地抨擊元朝政治的黑暗與腐朽。他大膽地揭露了官場的黑暗，仕途的險惡。如[沉醉東風]七首，[朱履曲]九首，[慶東原]七首等，他的這些創作實現了他“用則經綸天下不以為誇，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為歉”的原則。
(二)、山水田園
張養浩由仕而隱，並在“七見徵書下日邊”之時，也毫不為之所動。這是因為他的歸隱是在對歷史和現實大徹大悟後進行的，是在對做官和居閒對比之後非常理智地選擇的。他選擇了一條“陶淵明式的淡泊名利但不淡泊現實，尤其是范蠡、張良式的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他的散曲中沒有馬致遠、曾瑞曲中的悲涼與憤鬱，而有的只是與貫雲石等人相近的寧靜與和平：
春來是綽然亭香雪梨花會，夏來時綽然亭雲錦荷花會，秋來時綽然亭霜露黃花會，冬來時綽然亭風月梅花會。春夏與秋冬，四季皆佳會，主人此意誰能會。 ——[正宮塞鴻秋]
在隱居雲莊期間，他的確是消除了是非心，忘卻了功名念，以最澄靜之心對白雲，以最閒暇之眼觀飛鳥：
鶴立花邊玉，鶯啼樹杪弦，喜沙鷗也解相留戀。一個衝開錦川，一個啼殘翠煙，一個飛上青天。詩句欲成時，滿地雲撩亂。 ——[雙調慶東原]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倚杖立雲沙，回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雲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也愛咱。 ——[雙調雁兒落兼得勝令]
野水明於月，沙鷗閒似雲，喜村深地偏人靜。帶煙霞半山斜照影，都變做滿川詩興。——[雙調落梅引]
這些作品都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上乘之作，那麼清新，那麼明媚，那麼純潔，的確是元散曲中寫自然山水的精品。朱權謂養浩之曲“如玉樹臨風”當就此類作品而言。如果說貫雲石辭官歸隱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在兒女情長中消磨壯志，那麼張養浩則是在山水風月中“獨善”人生。他真切而執著的戀山戀水之情在元散曲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張養浩除執著于山水之外，還對農村生活津津樂道。他的田園類散曲絕非一般泛寫隱居樂道者的怡情，而是從“身之所歷，目之所見”中來，帶有對田園、村居真切的熱愛之情，處處洋溢著他對故鄉田園的熱愛讚美之情，可謂情真意切，味醇境美。[中呂朝天曲]二、五是其代表：
柳隄、竹溪、日影篩金翠，杖藜徐步近釣磯。看鷗鷺閒遊戲。農父魚翁，貪營活計，不知他在圖畫裡。對著這般景緻，坐的，便無酒也令人醉。 ——其二
牧笛、酒旗、社鼓喧天擂，田翁對客喜可知?醉舞頭巾墜。老子年來，逢場作戲，趁歡娛飲數杯。醉歸，月黑，盡踏得雲煙碎。 ——其五
作者隨鄉民之樂而樂，表現了他對農村淳樸民風的熱愛，以及與農民之間相知相親的濃厚情意。像這類田園曲，在《全元散曲》中鮮有出現，其思想高度是其他散曲作家不可比肩的。例如孛羅御史[南呂一枝花]《辭官》套，著意描繪的鄉居生活只是一種經過美化的鄉紳生活。他有“奴耕婢織”，不愁吃穿，能夠一年四季觀花賞景，好似一個“山中宰相”。實際上，勞動人民是沒有這樣的清福的。其他的如馬致遠[雙調清江引]《野興》、盧摯[前調閒居]等，都同孛羅御史的作品一樣，他們對田園生活的描繪，只是一種理想的緣情造境，其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安富尊貴的“山中宰相”，便是“藜杖藤冠”的修道隱士，從內容到情調都與廣大農民的實際生活有隔膜。而張養浩的描寫則是以躬親的農村生活體驗為創作基礎，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他不是在標榜自己遺世獨立的清高，而是混跡於民，與民同甘共苦的真情的抒發。使我們能夠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對村居田園的真誠熱愛。因此，他的這類散曲，感情更充沛，更濃烈，更真摯，更樸實，更感人。
(三)、隱與仕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張養浩自幼深受儒學薰陶，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在他的腦海裡根深蒂固，無法抹去。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其憂憤之情：
楚離騷，誰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魚蝦蟹。這先生暢好是胡來。怎如向青山影裡，狂歌痛飲，其樂無涯。 ——[中呂普天樂]
而更多的時候，他喜歡將隱與仕兩種生活加以對比。一邊領略著田園生活的平靜淡泊，一邊又反思著宦海沉浮的經歷和歷史人物的命運;一邊放懷詩酒，笑對日月，一邊又感嘆年過半百，壯志消磨，不由生出華髮之嘆。常常是面對著山川美境，卻“說著功名事，滿懷都是愁”，([南呂西番經])彷彿這“一帶山川，萬頃風煙”的故鄉山水([越調寨兒令]《夏》)總抹不平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驚悸和歲月虛擲的惆悵。集子中這樣兩兩對舉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比如[中呂 朝天曲]，作者剛剛平靜地描繪著“湖山佳處屋兩間，掩映垂楊柳岸”的田園風光，馬上又說“顏子陵釣灘，韓元帥將壇，哪一個無憂患?”行藏之憂難以釋然。再如[雙調水仙子]，一邊說“出門來山水相留戀，倒大來耳根清眼界寬。細尋思這的是真歡”，一邊又陡然生出伴君如伴虎的感嘆“黃金帶纏著憂患，紫羅襴裹著禍端”鬱勃之氣難以平復。他在休居後所寫的《處士庵記》中，披露了自己慷慨難平，悲鬱交集的心情：“回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隨眾而趁，積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餘之所願哉!”失意之情顯而易見。
於是我們不難看出，作為一個儒者，“隱”與“仕”的矛盾始終糾纏著張養浩。在他身上，隱居避世的生活同儒家拯物濟民的理想和強烈的上進精神始終處於矛盾之中，儘管遠離是非，優遊山林自有其樂，但真正的儒者以治國平天下為使命，以心憂天下為職責。張養浩作為儒者，顯然對自己“獨善其身”無法釋懷。儘管他十分喜歡陶淵明，也曾和陶詩，但他顯然不能像陶淵明那樣灑脫曠達，做到“心遠地自偏”。因為兼濟天下的理想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宿命般難以磨滅。而隱居避世獨善其身對他來說是為時所迫，不得如此。正因如此，他才在花甲之年毅然結束了山中的生活，奉命與危難之間“西風匹馬過長安”到陝西賑災，走進了他人生中最艱難也是最有價值的時光，迎來了他的又一個散曲創作高峰。而元散曲也因他的這次遠行獲得了新的高度。
二、再仕期間的作品
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正是張養浩辭官還家的第九個年頭。在長達九個年頭的歲月裡，元王朝走馬燈似的換了五個皇帝，有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明宗、文宗，每一個皇帝都沒忘記請出這位德高望重、清政廉明、政績突出的原參議。始則“三年兩見徵，顏厚甲九重”，繼則“五年五詔，將何報九重之知”。終其全部歸隱期“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果不起”。被他拒絕的職務有吏部尚書、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淮東廉訪使、翰林學士等，全部都是重要職務。但對於這樣一個堅定而執著的人，皇命已失去了它的權威性，高官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然而，當他得知關中大旱，饑民相食時，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皇帝“特拜陝西行臺中丞”的詔書，“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毅然赴任了。為了拯救掙扎於苦難中，陷於死亡邊緣的陝西人民，張養浩放棄了自己安逸的生活和獨善的追求，以60歲高齡再度復出了。不為官祿，但為百姓正是他的可貴之處。張養浩前往陝西賑災，這是他人生的一次轉折，他由厭棄功名到擔當重任而救民於水火，這也是他散曲創作的一個轉變，即由寫個人的隱逸閒情轉向社會人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懷抱。他在這最有價值的人生階段寫出了最有價值的散曲作品。這一時期的作品具體可分為兩類：哀民散曲和懷古詠史之作。
(一)、哀民散曲
閱讀元人散曲，我們會發現，曲作家們最熱衷於寫感時嘆事、隱居樂閒、戀情相思和自然山水等題材內容，而對社會時事、民生疾苦絕大多數作家彷彿漠不關心，未曾涉及。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能感悟到元代社會的骯髒和醜惡，能聽到一代文人被拋棄的悲嘆，能想象他們被迫混跡青樓而斯文掃地的難堪處境，能體察到他們寄情山水但並不能徹底忘懷世事的內心矛盾。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散曲作品大多是以作家個人為中心，由此而輻射到他們所關注的那一片天。他們的散曲既不“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也不“為文而作”，他們彷彿只是為“我”而作，為“我”的生計，也為“我”的牢騷。在這種文學現狀下，張養浩的哀民散曲“不啻於在百鳥啼喧中聽到鸞鳳的引頸高鳴，又彷彿在萬馬齊喑的曠野中聽到大宛汗血的振鬣長嘶”。
而他的這類作品如[中呂喜春來]四首，[雙調得勝令]《四月一日喜雨》以及[南呂一枝花]《詠喜雨》套等，都真實地再現了他上任救災時的'內心情感和實際行動。可謂他陝西救災時的實錄。
救災途中，見流民縱橫山谷，死者枕藉的悲慘景象，他深感痛心，遇飢者則賑之，病者則治之，死者則葬之。到任後他“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克盡職守，以至死於任上。“路逢餓殍須親問，道遇流民必細詢。滿城都道好官人，還自哂，只落得白髮滿頭新。”([中呂喜春來]其三)正是作者賑饑救災時的真實寫照。作者那體恤民眾之心躍然紙上。
在救災中，他發現廣大災民掙扎於水深火熱之中時，地方官吏和姦商卻乘機大發橫財，盤剝百姓。例如，百姓拿錢到米行糴米，只要錢鈔稍緡，糧商就藉故不賣。百姓到錢庫換錢，那裡的官吏又乘機勒索，十貫錢只能換回五貫。張養浩知道後，親自檢查鈔庫發庫中未緡鈔予民換用，並監督米商糶米。這樣一來，奸商不敢刁難，官吏不敢作弊，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中呂喜春來]其四就表現了這一實情：“鄉村良善全生命，廛市頑凶破膽心。滿城都道好官人，還自哂，未戮亂朝臣。”作者的是非愛憎態度是何其鮮明，而且他還從救災中聯想到現實的種種弊端，希望能“戮亂朝臣”使天下的民眾都不受貪官暴吏的壓榨，其愛民之心何其深厚。
[南呂一枝花]《詠喜雨》套更是真實地記錄了旱荒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以及作者憂民愛民的思想感情。
用盡我為民為國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數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喚省焦枯，喜永珍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棄業拋家，當不的也離鄉背土。
[樑洲] 恨不的把野草翻騰做菽粟，澄河沙都變化做金珠。直使千門萬戶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祿。眼覷著災傷教我沒是處，只落的雪滿頭顱。
[尾聲] 青天多謝相扶助，赤子從今罷嘆籲。只願的三日霖霪不停住，便下當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猶自洗不盡從前受過的苦!
對“喚省焦枯”的甘霖，他欣喜若狂，彷彿人間又是春回大地，有了蓬勃的生機。但是，當看到人民還在啼飢號寒，還在為生存而漂泊流亡時，他又深感悲傷，希望 “野草”立即變成“菽粟”，以賑饑民;希望“沙河”馬上轉化成“金珠”，使人民富足安康。他為黎民多艱而哀，為黎民新生而喜。“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在元代官吏中是少見的。翻遍《全元散曲》，像這樣鮮明而強烈地表現對民生疾苦的深切關注，休慼與共的只有劉時中的《上高監司》可與之相比。無怪《新元史》稱“希孟之用心其庶幾禹、稷乎”。
(二)、詠史懷古
在回顧和憑弔史蹟中，騷人墨客常常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情不自禁地把本人的感情深深地渲染到山川風物之上，從而在憑弔古人的意向中融入自己的情緒。但由於作家的審美情趣不同，他們撫今思昔的感情也自然不同。元散曲中，詠史懷古之作數量不多，而且主題也較為狹隘，思想缺乏高度和深度。大多數作家都是借歷史幻滅以抒寫自己內心的現實虛幻感，從而表現為一種人生如夢、富貴無常、居官得禍的悲哀，具有一種歷史虛無感。
而張養浩的詠史懷古之作別開生面，打破了元散曲借歷史虛幻以抒寫作家內心的現實虛幻這種窠臼。九首[山坡羊]懷古曲，高瞻遠矚、見解卓異，於歷史興亡現象中透視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又是歷史的受苦者這一進步史觀，表現出對人民深切的同情。其中[山坡羊潼關懷古]可以說是元散曲中的絕唱：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關中，歷史上曾經有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個王朝在那裡建都，歷時千年之久。我們可以從秦漢史、《阿房宮賦》、《西都賦》中知道，秦都咸陽的“宮闕萬間”隨著秦朝的滅亡化為了焦土;漢都長安的“宮闕萬間”又是漢朝興起後修建的。此後王朝有興有亡，宮闕也有建有毀。在張養浩的時代，“西都”的“宮闕萬間”早已“都做了土”，而元朝的京城大都卻又修起了“宮闕萬間”。因此，歷代的統治者，總是聚斂天下、揮金如土，不惜民力財貨大肆修建瓊樓畫閣、雕欄玉砌，這些都又怎樣了呢?“今俱廢”，眼前出現的只是一派荒蕪冷落的衰敗景象。一個個的新王朝建立，又一個個的走向滅亡;一座座宮殿被建造，又一座座的被摧毀;一批批的生命，一次次的被役使，遭踐踏……張養浩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滿腔悲憤，傾吐了驚心動魄的吶喊：“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國文學史上不乏憂國憂民之作，也多感慨世事變遷之意，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興衰之感哪有張養浩的感慨更關乎民生呢?“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理想不可不謂博大精深，不能不令人欽佩，但張養浩的感慨則更進一步：無論國家興衰與否，不管世事如何變遷，惟一亙古不變的是平民百姓受苦受難。作者的歷史觀是進步的，見解是深刻的，審視歷史的目光是深邃的。
三、張養浩散曲的意義
元代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異族統治的封建王朝。元代知識分子的地位降到了最低點，所謂“九儒十丐”的說法雖然有點誇張，但知識分子的地位極其低下卻是不爭的事實，廣大漢族知識分子被排擠到了統治集團之外。他們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向往多年的“修、齊、治、平”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了，忠君愛國的理想化為了泡影，使得他們不由得懷疑儒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滿腹的才情化為滿腹的牢騷，開始悲觀厭世。有相當的人便混跡勾欄以求生存，寄情山水以求心靈的慰藉。統治者排斥他們，他們轉而鄙棄統治者;權貴們踐踏和否認他們，他們也轉而踐踏和否定權貴;社會拋棄了他們，他們便轉而拋棄了社會。因此元散曲的主題大多較狹隘情調低沉，緬懷古人則抒發仕途坎坷，居官得禍的感慨;回首往事則似訴人世滄桑，富貴無常的喟嘆。在這種社會和文人現狀下，張養浩的散曲創作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了。
張養浩的散曲創作是對唐宋以來那種“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創作精神與態度的繼承。他拓展散曲題材，在文人們用以遊戲遣興的這塊世襲領地裡引進了嚴肅的社會內容。表現出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跟許多接近市井勾欄的散曲家大異其趣。而這些都和張養浩本人的思想有一定的聯絡。
雖然元代血腥暴虐的異族統治打破了文人千百年來積澱的儒家風範，使他們在退隱林泉中以山水的純淨自然來洗滌心頭的創痛，平衡心中的內心失落。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已根深蒂固、難以磨滅，只要統治者信用和使用他們，他們便會一掃表面上的放誕、任性、頹唐潦倒，摩拳擦掌、一展抱負了。而張養浩則是他們中間較為特殊的一個，他既有著同一般知識分子相同的理想，又有著不同於其他文人的獨特經歷和思想認識。在他看來，官職地位、富貴利達並非君子的本來面目，君子的目的只是“致君澤民之心”。因而官位只是達到目的的載體和手段，倘“道不行而富貴利達”則應感到羞恥。此外，他在《牧民忠告閒中》裡又提出“以義為命”。即用自身的道義、價值標準去決定進退，駕馭命運，且“進退皆有為”這些顯示了他為人為官的高潔與靈活。這些認識決定了他雖為顯宦，卻能急流勇退;既已歸隱卻又再度出仕，勇挑重擔。正是因為張養浩胸中裝著國與民，具有大公無私、以天下百姓為己任的崇高責任感與道德感，他才會本著一顆為國為民心，為實現“使千門萬戶家豪富”的理想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綜上所述，張養浩的散曲創作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並巨集揚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積極進步的思想意識。在歷史與現實、個人與民眾、私利與公義、人與自然等方面均有自己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獨到的認識體驗。他的散曲創作在題材開掘的深廣度上堪稱元代典範，繼承了古代詩歌反映社會現實重大內容的優良傳統，使現實主義的創作不致斷裂。在元代曲界普遍沉浸在個人哀怨憂嘆和憤世嫉俗中難以自拔時，他“第一次將同情民生疾苦的內容引進了散曲創作的題材領域”。使人“不啻於在百鳥啼喧中聽到鸞鳳的引頸高鳴，又彷彿在萬馬齊喑的曠野中聽到大宛汗血的振鬣長嘶”!他的散曲在元代散曲中高標卓立，佔據著無法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