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謙和的一面;刀則是日本武士的隨身兵器，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暴躁、嗜血、好戰的一面。作者用菊與刀做題，巧妙地揭示了日本這個民族的雙重性和矛盾性。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日本的文化最初源自盛唐，為什麼中國儒家文化的經典到了日本之後卻變得如此矛盾重重，甚至畸形?也許，只有對日本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決策和行為。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與日本侵華
日本是個等級制度非常森嚴的國家，與其他國家人民推翻等級制的願望相比，日本人對他們的等級制是喜愛並且維護的。日本人認為，他們的尊嚴來自等級制，只有在嚴格分明的等級中，他們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不同階層的人們享受著不同的權利和自由，也承擔者不同的義務和使命，每個人都能在其所屬的階層中生活得體面而自在。因此，日本人極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不幸的是，他們在強行對外輸出這種思想的過程中遭到了頑強的抵抗，從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為地少人稀，歷來便有很強烈的危機感。因此，在看到歐美國家的日益強大後，他們便制定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在日本人看來，他們對外輸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整個東亞地區，以免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而要實現東亞地區的強大與繁榮，首要的便是建立國際等級新秩序。只不過，日本人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置於這個新秩序中的“長子”地位。在日本家庭中，長子擁有和父親一樣的權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對長子不僅要尊重，更要服從，長子對“不聽話”的兄弟姐妹可以隨意訓斥、責罰。因此，日本又將對中國的侵略視為對“不聽話”的弟弟的一種懲罰，從而完全沒有絲毫的罪惡感。相反，他們甚至對中國人民的奮起反抗感到憤怒和不解：我這麼做是為了大家共同的繁榮，也給你安排了“合適”的等級，雖然給的等級低了點，但也能從中找到尊嚴和安全感，你為什麼不但不感謝我，還這麼不滿意呢?這便是文化差異造成的溝通障礙。
日本在引進中國的忠和孝時，丟棄了最為重要的“仁”。所以，日本人的忠和孝就沒有了任何約束，演化為一種絕對。在日本，對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不論的旨意是否正義。當這一點被別有用心的軍國主義者加以利用時，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便無可避免。再者，日本人喜歡共同的遊戲規則，當某種行為被眾所認同時，他們便十分欣喜地加入，當這種行為因的旨意而成為一種使命時，他們便陷入了徹底的狂熱。如此，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原因以及侵略行為的慘無人道就不難理解了。
罪感文化，恥感文化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大學時代，在領略了西方法治文明的魅力之後，我一直非常不解，為什麼中國在確立依法治國方針的同時，還要再加入一個以德治國，這不是畫蛇添足麼?讀了《菊與刀》之後我才明白，在獨特的東方文化背景下，犯罪現象的'消除如果僅僅依靠法治，還真是孤掌難鳴。
日本人十分注重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他們總是推測別人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對於沒有被發現或者根本不可能被發現的惡行，日本人很難因內心深處的罪惡感而放棄不做。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因此遵守法律就等於效忠。此外，日本人“自重”的民族性本身便對規則和秩序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基於這兩方面的考慮，日本人很難觸犯法律。而中國則不同。傳統的儒家文化重視禮儀，強調禮法治國，且禮是治國之本。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中國和日本一樣，都是推行恥感文化的國家。所謂恥感文化，是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應的，即一個人作出某種行動並非是因為行為本身的“善”，而是因為該行動會贏得社會的贊同。反之亦然，一個人拒絕作出某種行動也並非因為行為本身的“惡”，而是因為該行動會遭到社會輿論的非難。罪感文化則是指一個人作不作出某種行動的標準在於該行動本身是“善”還是“惡”。在東方恥感文化的背景下，建立統一的道德體系標準，用正確的社會評價導向形成的道德強制力，促使人們自覺抵制犯罪，有助於從思想上根除犯罪。如果單純依靠法治，因為法律規定不可能面面俱到，那麼，在法律沒有覆蓋的領域，仍然會發生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