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一本書時，我很喜歡對這本書成書的背景進行研究，並且對作者寫作時的因源和學術背景、以至於個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興趣，我覺得這對於書可以產生更加設身處地的理解，也頗有自己寫作的意淫感覺。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成書於1948年10月，作者將刊於《時與文》雜誌的17篇專論彙集成書，由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亞南是一位財經學者，因為李約瑟的關係，“誤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加於闡述，同時也比較分析了西方從領主經濟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對與官僚制的需求，從作者引述資料可以發現——作者總體上還是一個社會經濟史的專家，在分析西歐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中——作者著重強調了商業流通經濟的需要必然迫使開啟政治上相互割據的局面，類似於德國統一前一條通往法國的鐵路在德意志境內就要換好些次貨幣和付好多次關稅，經濟的獨立就要求各官員是“各事其主”。但是國家統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權的發展，各種官職是服從一種統一的規制。
書中作者竭力剋制著情緒，不希望他對官僚主義的痛恨影響到客觀的寫作，可無意中流露的言語深感作者的切膚之痛。王亞南對馬克思思想的認識深度，超過了中國很多官方學者，可以和王亞南相提並論的馬克思思想的學者，應該還有彭迪先和沈志遠，可惜他們在1949年後，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時代，並沒有可稱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著驚人深刻的論述。我在閱讀此書時率先看了後面的《王亞南先生學術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剷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利器》，我看出了一些問題，作者從1927年擔任政治教員，當時所謂的政治教員中有70%時共產黨員，這在我同時閱讀的美國·陶涵先生《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有詳細的介紹，此後大革命失敗，作者逃亡日本，後接觸《資本論》，此後20年的時間用於翻譯《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專著，顯然在當時中國環境中，難免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中國的官僚主義論述，以及官僚主義賴以生存的地主經濟的基礎，即使現在還是如此。制度上名義的公有，卻沒有公有的可能，成為一種空制度。本質還是官僚權利的範疇，因此，土地所有權是官僚政府一直不放棄的生存基礎，房地產，宅基地，工商業用地，都是使用權。
王亞南還有一些根據矛盾分析得出的預言，這些預言正在被檢驗其真理性。
在中國很早就建立了察舉、徵辟等為主的人事錄用制度，其實一開始就像韋伯所說的一樣德國的科層制的建立與德國普魯士的軍事制度分不開的，中國秦漢時期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也與大一統的戰爭離不開，這時候個人的出身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是能夠為了統治者帶來福利。
中國後期的發展，離不開兩稅制與科舉制，一個方面保證了封建經濟的一統和統治者收入的來源，一方面確立統治者網羅人才的獨立性和農民與官僚之間的互通性。同時，中國官僚非常獨特地與儒家思想、禮儀鄉土聯絡在一起，使得官僚本身能夠獲取極大的社會資源。
在中國戰爭事情，官僚制度開始變形，官僚資本開始控制國民經濟，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迫使紙幣貶值聚斂老百姓的錢財，這與西方的戰爭時期軍火商人的發展不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國家實力反而會上升，但是各種官僚和軍隊勢力很難瓦解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的深厚根基，只要做得還是收刮民脂民膏的勾當。
其中有較大的缺陷就是，作者的文章學術並不是很強，對概念的邏輯和立論、證明的分析力度不夠，文章一開始是發表在《時與文》雜誌上，所以寫得比較籠統和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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