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剖析》是神話原型批評的巔峰之作。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學者弗萊(Northrop Frye)從文化和文學角度對“原型”作進一步深入闡釋，發展出一套更加系統完整的原型理論。下面我們來看看批評的剖析讀書筆記，歡迎閱讀。
《批評的剖析》（1957年）※
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加拿大最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也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之一。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弗萊以其廣泛的興趣將研究視角投向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以及文化和社會批評領域，成為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富有盛名的一代宗師。弗萊一生著述甚豐，代表作包括《威嚴的對稱》（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1947）、《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有教養的想象力》（The Educated Imagination, 1963）、《批評之路》（The Critical Path, 1971）、《偉大的程式碼：〈聖經〉與文學》（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1982），等等。
一、什麼是批評
《批評的剖析》一書氣勢巨集闊，是弗萊在其批評之路上重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重要一步。在他看來，文學批評的物件是藝術，而文學批評自身也是藝術，但是它是和文學有關的學問和藝術趣味。批評的要義在於，要假定批評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結構，而且它所討論的藝術有一定的獨立性。因此，批評就具有了一定的科學因素，它既不同於寄生於文學的附屬品，也不是那種印象式的批評態度。對於批評的這種科學性，弗萊指出：“如果有讀者感到‘科學的’這個詞含有缺乏想象力的武斷的情感色彩的話，那麼他們不妨用‘系統的’或‘進步的’等詞語取而代之”（“論辯式的前言”），或者就直接採用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詩學”一詞。弗萊認為，批評應該被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知識結構中，從而使其研究更加系統，同時也在批評內為社會批評家和藝術趣味的代表建立起權威性。在弗萊看來，傳統的文學研究是人文科學研究的中央分水嶺，它的一側是歷史，另一側是哲學。而由於文學自身不是一個有組織的知識結構，所以批評家在史實上要求助於歷史學家的概念框架，在觀點上又要求助於哲學家的概念框架，批評家很少關心批評的理論建設。所以，批評應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亦即科學的階段，“從那裡，批評就可以發現其概念框架的有組織的或有內容的形式是什麼。批評看起來急需一個座標系的原則，一箇中心的假說，它就像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一樣，將視它所研究的現象為整體的一部分”（“論辯式的前言”）。建構這樣的座標系的原則和中心的假說就成了弗萊在本書中想要實現的目標。
二、歷史批評：模式理論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出發，弗萊將西方文學作品分為兩大類：虛構型和主題型。虛構型主要是敘述人物及其故事，主題型則是以傳達某種意義為根本目的。對於虛構型作品，弗萊又將其分為五種模式：第一種為神話，是關於神袛的故事。主人公是神，在性質上比他人優越，環境也比他人優越，他能夠超越自然規律的限制。這種故事在文學中有重要地位，但常被置於文學範疇之外；第二種是浪漫故事。儘管它的主人公出類拔萃，但是仍然是人類的一員。他可以將日常的規律拋在一邊，卻又要受自然規律的束縛。例如傳說、民間故事和童話等；第三種是“高模仿”。它的主人公比普通人要優越，但是要受日常規律的限制，無法超越越它所處的自然環境。其代表就是史詩和悲劇的主人公；第四種因為模仿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所以稱作“低模仿”，比如說喜劇和現實主義小說中的主人公即是低模仿；第五種是反諷。在這裡，主人公同普通人相比在智力和能力上都要低劣，使我們對其受奴役、遭挫折和荒唐可笑的境況會有輕蔑的感覺。
弗萊認為，歐洲文學史一直是在沿著這五個順序下移。在中世紀之前，文學緊緊地依附於基督教、古希臘羅馬等民族的神話；中世紀基督教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浪漫故事，它包括描寫騎士制度和騎士遊俠的世俗形式和撰寫勝任傳說的宗教形式；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高模仿，出現了大量的悲劇和民族史詩；資產階級興起後，低模仿模式主宰了從笛福到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自19世紀之後，則是反諷模式佔了主流，比如說卡夫卡的《審判》等小說。弗萊指出，由神話下移到反諷之後，它們又要迴圈往復。比如說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卡夫卡的小說，正在顯示出由反諷向神話迴歸的趨勢，換言之，後來的文學都是神話的移位。與此同時，弗萊還把虛構型分為悲劇和喜劇兩類，並用這五種模式理論分析了它們的發展。主題型模式也包括這五種模式。但是如果說虛構型是一種內向的虛構的話，那麼主題型則是一種外向的虛構，它關注的是作者和作者的社會之間的關係，它著力於表現的是某種理想或者理念。
三、倫理批評：象徵理論
在弗萊看來，由於詩學理論一直缺少技術性詞彙，這導致了兩個問題的出現，第一，命名的困惑，就是沒有合適的詞語來稱呼文藝作品。第二，批評始於文學象徵的系統化，文學作品蘊含著豐富的意蘊，但批評很少能公正地面對這一問題。所以，弗萊認為，應該把文學作品的象徵置於一系列的關聯域之會考察，這些關聯域被他稱為“相位”，其實就是五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文字相位，我們接觸到的是語辭結構與象徵的符號價值。第二個相位是描述的層面，這一層面關注的是詞語的序列和事件之間的關係，這些事件和外部生活中的事件的關係。第三個層面是形式相位，關注的是對其意象系統的考察，它“始於對詩的'意象的考察，始於對其有特色的佈局進行周詳的觀察”（80頁）。第四個是神話相位。弗萊認為，文學是程式化的，因而不是完全個人的事情，“詩的真正父親或使之成形的精靈是詩本身的形式，這個形式是詩歌的普遍精神的宣言”（98-99頁）。在作為整體的詩歌，或者說文學，不只是模仿自然的人工製品的集合，而是成為作為整體的人類技巧活動之一。象徵在這個層面是可交流的單位，也叫“原型”，它是一種典型的或反覆出現的意象，它把一首詩和別的詩聯絡起來，從而統一和整合我們的文學經驗，因為它們是可交流的，所以也就成為特定的文化中人們都很熟悉的象徵。因此，又出現了第五個相位，總解相位。它是原型的中心，是一組普遍的象徵，文學成為一個自我包容的宇宙，是一個包含了生活和現實的語辭關係的系統，模仿作為整體的自然秩序。基於這樣的觀點，弗萊把自己的批評稱為“原型批評”。
四、原型批評：神話理論
弗萊認為，原型批評和總解批評為整體的文學提供了範圍更加廣闊的關聯域，因此它們也構成了文學的結構原則。從原型的意義出發，弗萊將西方文學分為三種類型或者三種隱喻結構，它們也是在文學中神話和原型象徵的三種組織形式。第一種型別為“神啟意象”，這裡表現的是人們所向往的世界，如天堂景象。人類文明的創造呈現出的種種形式對此都有所揭示。第二種型別是“魔怪意象”，這是人的願望被徹底否定的世界的表現，它是夢魘和替罪羊的世界，是痛苦迷惘和被奴役的世界，是地獄的世界。神啟意象和魔怪意象是完全對立的兩個世界的表現。這兩種意象屬於永恆不變的原始意象，弗萊稱之為“非移用”意象。第三種意象表現的是介於天堂和地獄兩個極端世界之間的世界。在前文提到的五種型別中，弗萊認為，神啟意象適用於神話模式，魔怪意象適用於反諷模式，其他三種可以總稱為“類比意象”，也就是現實主義敘述結構。這其中，浪漫故事再現的是神啟世界在人類世界的對應物，是理想化的世界，是“天真的類比”；高模仿把作為神的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代表者的人理想化，所以是“自然和理性的類比”；而都是普通經驗意象的低模仿則是“經驗的類比”。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弗萊提出了敘述結構問題。他認為，一部作品、一首詩的意象結構只是一個靜態的定式，既然神話是一種敘述和情節，而敘述是從一個結構到一個結構的運動，同時“過程之基本形式是迴圈運動、興衰的嬗變、努力與休息、生命與死亡：這是過程的節奏”（185頁）。因此，文學的敘述結構也是這樣的一種迴圈，與自然界迴圈運動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需要注意的是，國內有學者認為這是對自然界迴圈運動的模仿，實則誤解了弗萊的理論。對此他曾經很明確地強調說：“原型批評這種方法在研究一部詩作時，不是將其視為對自然的模仿，而是對其他作品的模仿。這種批評研究傳統創作手法，體裁以及將一首詩與另一首詩聯絡起來的反覆出現的形象”[①]。也就是說，這裡體現的是弗萊的整體文學觀，他所說的迴圈主要是指文學內部敘述結構的迴圈運動，即“批評家不是使文學適應事先制定好的歷史結構，而是應該視文學為一個連貫的結構，它被歷史的限定但卻形成自己的歷史，它以自己的形式對外部的歷史過程作出反應但又不為其所決定。”[②]而自然迴圈只是文學迴圈運動的象徵形式，並不代表就是文學迴圈對自然迴圈的模仿。
在弗萊的“文學迴圈論”看來，同春天的敘述結構相對應的是喜劇，其中充滿了歡樂和希望的綠色的世界；同夏天的敘事結構相對應的是浪漫故事，其中充滿了冒險精神；而同秋天的敘述結構相對應的是悲劇；同冬天的敘述結構相對應的則是反諷和諷刺。神話作為最原始的原型是文學的總的敘述原則，在其中孕育了各種敘述結構形態，每一種敘述結構都發展了其中的某一部分。既然過程的基本形式是迴圈運動，所以這幾種敘述結構也是迴圈往復、生生不息的。
不難看出，弗萊的原型理論體現了一種巨集闊的文學觀念，將文學視為一個有機的發展整體，在這裡：
1、神話 浪漫故事 高模仿 低模仿 反諷 神話的迴圈過程構成了文學原型的結構迴圈。
2、非移用神話（神啟式和魔怪式）敘述結構 浪漫主義結構 現實主義敘述結構 非移用神話（神啟式和魔怪式）敘述結構的迴圈過程構成了文學原型的意義迴圈。
3、喜劇 浪漫故事 悲劇 反諷和諷刺 喜劇的迴圈過程構成了文學原型的敘述結構迴圈。
五、修辭批評：文類理論
弗萊從修辭的角度來分析文類問題，他認為，修辭意味著兩種事物，一個是修飾性的話語，一個是勸說性的話語。修飾性修辭同文學密不可分，使文學成為一種假設性修辭結構，為自身而存在。而勸說性修辭則是對文學的應用。文類理論是批評理論中的弱項，西方文學研究有三種文類：戲劇、史詩和抒情詩。從這個分類可以看出，文類區分的基礎是表現的原則。但是，它沒有把那種具有中等長度，通過一本書向讀者說話的文類表達出來。弗萊提出了“虛構作品”（fiction）一詞來概括用於書面語的這種文類。他認為荷馬時代的口傳史詩被理論化之後，在不知不覺間轉化成了虛構作品。所以，口傳史詩和虛構作品構成了文學的中心領域，而其兩側則分別是戲劇和抒情詩。口傳史詩是一種面對聽眾的講話的模仿，口傳史詩和虛構作品最早是以經文聖典和神話的形式出現，然後是傳統的故事形式，接著就是敘述和說教詩歌（包括史詩本身），接著是演說性的散文，然後就是小說和其他書面形式。這種發展形式構成了文學體裁的沿革歷程。
傳統中我們把fiction當作“小說”來理解，可是弗萊的理論卻認為，小說只是虛構作品的一種形式，它包括浪漫故事、自傳體和剖析體四種形式。浪漫故事和小說的根本區別在於人物塑造的觀念，浪漫故事不打算刻畫真實的人物，人物只是一種風格化的形象。小說傾向於外向和個人化，表現社會中的人物的性格，而浪漫故事則傾向於內向和個人化。自白體趨向內向，內容也更理智化。剖析體則既外向又理智化。這幾種形式又有幾種可能的結合形式，構成了體裁的不同形式。
六、影響
弗萊認為，神話構成了文學形式的組織結構原則，“過去的文化並不僅是人類的記憶，而是我們自己已埋葬了生活，對它的研究會導致一種承認，一種發現，通過它我們不但看到過去的生活，而且看到我們現在生活的總體文化形式”（454頁），由此出發，弗萊建構起了他的原型批評的理論大廈。這一理論對現代文學理論影響甚巨，既是對當時佔據主流地位的新批評那種形式主義的反撥，也是從更廣闊的人類文化的語境中來理解文學的開始。當然，其中體現的歷史迴圈論的思想和宗教神學思想的傾向卻是值得我們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