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得名於“安慶府”與“徽州府”之首字。本文特意為大家收集整理了安徽民風民俗資料，歡迎閱讀!
一、歷史悠久的安徽民俗文化
安徽之稱始於清初，合安慶、徽州二府首字為名。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銷江南省，分為安徽、江蘇二省。安徽雖然建省時間較晚，但它開發很早，歷史悠久。早在2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皖人的遠祖就曾在此繁衍、生息，1980年10月龍潭洞“和縣猿人”頭蓋骨的發掘得以證明。
遠古時代，安徽境內的淮北、淮南和江南，都曾經歷過氏族社會階段。據《史記·夏本紀》記載，禹帝 “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英，在金寨縣南;六，今六安縣地名所本。說明早在公元前21世紀時中原偃姓氏族已到淮河流域，由於夏民族南下，導致中原文化的大量湧入。大體上說，淮北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繁榮地，江淮之間是青蓮崗文化的領域。
到了原始社會未期，安徽境內的淮北、淮南地區為淮夷方國及南下部落所建方國的領地，中西部以舒人為主，東北部以徐人為主。江南地區則為百越人部落的領地。
淮夷是東夷中的一個支派，夷民族發源於東北、是個以鳥為圖騰的民族。據史料記載，商武乙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左右)，夷民沿海南下，先到達山東維岱地區，經過西周幾次打擊，南遷至淮河流域，主要分佈在皖北、皖東和蘇北。安徽境內的徐和舒為同系異支，在淮夷建立的方國之中，兵力最強，國土最廣、文化最高的就是徐人建立的徐國。淮夷和原先到達這裡的夏民族，在兩淮一帶從事農耕、漁獵，淮北種麥，淮南則飯稻羹魚，並且有築陂傳統，當然只是村莊性小型水利工程。西周王朝多次派兵攻打淮夷。後來吳、楚強盛起來，在淮河流域開展長期爭奪戰，徐人和舒人搖擺於吳楚勢力之下，最後被楚國所吞併。
遠古時期，安徽境內的皖南地區，特別是山區，人煙稀少，近似荒蕪，為百越人生息之所。夏商時，幹人南遷至長江中下游，一部分幹人進入皖南，和當地土著的越人融合，建立了一些新的幹越部落群體。據何光嶽《百越源流史》考，“鉞”是帶木柄的斧頭，越人就是使用鉞以砍伐林木，以燒香為生的人直到秦漢統一中國後，幹越人大部分融入漢族，一部分進入皖南山地而成為山越。
1949年以來，安徽文物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不僅搶救和保護了數以萬計的珍貴文物，豐富了館藏，而且揭示了古代一系列民俗文化遺存。20世紀50年代在亳縣釣魚臺古址發現碳化小麥，80年代在含山縣大城墩發現稻粒結塊，說明當時安徽北部、中部氏族部落的生產水平和農耕的方式。特別是1979～198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潛山縣薛家崗文化遺址進行5次發掘，出土各類文物2000餘，分石器、玉器、陶器三大類。石器生產工具有刀、斧、錛、鑿、鏃、鏟、石球、礪石、網墜、紡輪等，大多經過通體精磨，刃部鋒利，有的石刀、石鏟孔眼外繪有紅蓮花果形圖案，結構嚴謹，線條優美。其中九孔、十一孔、十三孔大型石刀是國內首次發現。陶器生活用具有鼎、壺、盆、碗杯、甑和壺形器等，其中多半具有獨特的造型，顯示了鮮明的地方特色。陶器的製法由手製到輪制，陶質有泥質和夾砂兩種，外表多為素面磨光，胎薄而均勻，形體渾圓，說明當時皖人制陶技術以達到一定的水平。出土的玉器有環、璜、管、鏟、琮，雕刻精美，圖案對稱，工藝水平很高。此外，還出土60多個紋飾、縷孔的陶球，腹內有丸，搖之有聲，清脆悅耳，精緻奇巧。這些文物，經科學測定為公元前3700—3000年。1987年，在江淮之間含山縣凌家灘墓葬中，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瑪瑙、水晶等隨葬品700多件。特別有意義的是原始八卦圖形玉器與玉龜同出一墓，這表明早在氏族社會的皖人就已形成了河圖、洛書和八卦的觀念，可見安徽史前文化已發展到相當進步的程度。
以上原始社會和夏、商、周遺蹟的考古發現，在安徽可以說僅僅是開始，將來會有更多的發現，使我們上窺到淮夷、越人以及土著皖人更為豐富的民俗文化在安徽的遺存。
二、楚文化東漸對安徽民俗的影響
西周時期，崛起於江漢平原的楚國向東推進，公元前538年，打敗了安徽北部、東部的淮夷逐步併吞了淮河流域的贏姓、偃姓的部落和小國，佔領了安徽的兩淮地區，當時江南為吳國領地，越滅吳後，吳地成為越地，但曇花一現，不久安徽盡為楚地。楚文化的東漸，與楚人的東進同步。隨著楚人的東進，楚文化從漢水傳播到淮水，從長江中游傳播到長江下游，在時尚趨新的潮流中，這股新風逐漸吹遍江淮大地，其勢如風行草偃。楚人東進得志，可是西境迫於強秦，連連失利。公元前261年，楚畏秦逼，遷都巨陽，即由湖北江陵遷至安徽阜陽境內，後又懼而東徙壽春(今安徽壽縣)，壽春為郢(國都)。楚國統治安徽長達300餘年，並且到了後期，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轉移到了東境，安徽成了楚人最後的歸宿地。因此，安徽民俗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原先安徽境內淮南和江南地區盛行土墩墓，葬俗與吳人、越人相同，一般不挖墓坑，平地封土成冢，墓底多墊石灰、燒土或草木灰，不見葬具。然而，在楚俗的影響下，到戰國時期，安徽境內平地起冢的葬俗基本消失。由土墩墓改為土坑木槨墓無疑是葬俗一大變化。從六安和舒城兩地墓葬發掘表明，戰國早期墓葬銅禮器俱屬楚系，槨周填青膏泥，亦為楚俗，為濃厚的楚風所代替。到了戰國後期的墓葬，在文化面貌上與楚墓就難以區分了。
楚人迷信鬼神，巫風儺俗盛行。王逸在屈原《九歌章句》中說：“民信巫鬼而多淫祠。”《荊楚歲時記》載：“十二月八日，諺雲‘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以逐疫。”歷史上安徽皖南一帶，巫儺觀念也是十分濃烈，民間迎神賽社活動中，“鄉人相率為儺”，直到解放前夕，“跳五猖”、“跳鬼”、“跳魈”還較為普遍，各色人等頭戴神靈假面，載歌載舞，驅邪納吉。時至今日，在皖南池州一帶還保留下來一種古老稀有的劇種儺戲。演出分三段體，即儺儀、儺舞——正戲——儺舞、吉祥詞，演員帶著面具表演，具有濃厚的巫風色彩，演出只限於祭祀活動。僅此，就可以看出楚文化對安徽民俗文化影響之深遠。
在楚人的習俗中，存有對太陽的崇拜，對火的崇拜，對鳳鳥的崇拜。楚人以六月六日為太陽做生日，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太陽會和有關太陽的禁忌，如男人不許對著太陽撒尿，女人不準把月經帶對著太陽晒。楚人有拜火之俗，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三十的火，十五的燈”;皖西潛山一帶，婚嫁之日，新婚要沿路向人家索取火種。拜日、崇火，必然尚赤，安徽民間千百年來以“紅”為喜慶之色。楚人崇鳳，視鳳為日中之火鳥，安徽民間保留了許多關於鳳的傳說，不少地名也冠以“鳳”字，如鳳台、鳳陽等。不過安徽民間既崇鳳又尊龍，反映安徽民俗既受楚俗崇鳳的影響，又受越人和周人崇龍的影響。安徽的許多民俗事象中，都有與荊楚習俗相似之處，就連村莊的名稱也受楚人念念不忘故都觀念的影響。楚為秦所滅後，散居各地流亡的楚人，他們的村落也就稱之為“郢”，所以安徽境內接近壽春各地的村莊至今還叫著“郢子”，如王大郢、張小郢、李家郢子等等，故有人把安徽民俗文化稱之為“東楚”民俗文化。總而言之，安徽民俗文化在其早期深受楚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楚文化中的進取精神，開放氣度，創造意識為皖人所汲納，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兩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徽民俗文化就是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和長江以南的山越文化與楚文化、中原華夏文化的融合的產物。
三、從秦漢至明清安徽民俗文化的變異
秦滅楚之後，楚文化在安徽的影響依舊，在楚文化領域裡，道家為楚國學說的主流，此時淮河流域道家學術仍處於尊崇的地位。秦亡漢興，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卻創作了一部宣揚道家學術的經典——《淮南子》，推崇老莊，貶斥儒法，抵制獨尊儒術。結果，劉安及其賓客以謀反罪慘遭殺害，株連達幾萬人之多。從此，儒家文化由北向南逐步佔領安徽，形成儒道並存的格局。處於主流文化的儒家，也就逐步滲透到安徽民俗文化之中，促使安徽民俗文化的變化和發展。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各種政治集團爭戰的結果，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曹操佔據安徽北部，孫吳佔據長江兩岸和皖南山區。隨著漢人的南遷，江南開發，生活在安徽皖南山區的山越人與漢人的矛盾激化起來。當時皖南山區居民為“椎髻鳥語”的山越人。山越人的原始文化是單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徵是“鮮知禮節”、“彪悍尚武”。三國時，皖南劃入吳國版圖後，山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以材力保捍鄉土”，對抗孫吳政權。為此，孫吳與山越進行了多戰爭，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部將賀齊平定山越，山越人正式成為吳國的編戶齊民，從而開始了漢文化與山越文化的融合。
西晉末年，中原地區因“永嘉之亂”，造成人口南遷的高潮。安徽皖南地區，特別是徽州一帶便成為北方強宗大族求生避難的 “桃花源”，遷入皖南的中原人士較多，使安徽皖南真正進入較大規模的拓墾發展時期。北人南遷，不僅給南方經濟、文化發展注入強勁的活力，而且直接影響到社會風俗習慣。原來土著山越人的尚武精神與中原士族“保捍鄉土”的觀念相結合，形成“武勁之風”。《歙風俗禮教考》雲：“武勁之風，盛於樑陳隋間，如程忠壯、汪越國，皆以捍衛鄉里顯。”山越人也在與外來移民的融合中逐步改變著自己的生活習慣，山越文化也就逐漸納人漢文化系統之中，使皖南地區“俗益向文雅”。
南朝時期，佛教信仰在南中國大地迅速傳播，上至帝王貴戚，下至一般文人知識分子，都為這種包含著深奧而美妙理論的外來信仰所傾倒和陶醉，忘情地沉湎其中。影響所及沿江各地，盛行鑄造佛像的風氣。晉鎮北將軍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還是一個小孩，在蕪湖看見眾人灌佛(造佛像)，就把頭上的金鏡脫下，替他母親來灌像。足見劉宋時佛教思想已普遍深入。到了齊樑，更為厲害，禮佛成為當時風俗，不僅“吸引清流”而且“炫惑俗流”。因此，至今皖江一帶的.民間信仰和生活習俗中還保留了濃厚的佛家味道。
南宋之後，對安徽民俗文化發展影響深遠者當推程朱理學。南宋至元明清，安徽民間雖有各種信仰，但都是受壓制的，惟有理學處於獨尊的地位，並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安徽，特別是皖江和徽州地區，形成“儒風獨茂”的社會景觀，不僅造就了影響中國文壇數百年之久的“桐城文派”和一大批享譽華夏的文人學士，而且使社會風俗為之大變，使頹弊的民俗有了較多的生氣，道光《休寧縣誌》記載：“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其學所本，則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凡六經傳注、諸子百家之書，非經朱子編定者，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也。”由於狂熱地推崇程朱理學，以“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茗州吳氏家典》)為榮，使徽州民俗產生深刻變化。如徽州商人，以理學的義利為立身處世的教條，因而“賈而好儒”，以“仁義禮智信”為商業論理。程朱理學講究忠君孝親、男尊女卑、喪制禮服、修祠續譜、建坊樹碑，因而在徽州境內出現大批的“貞女烈婦”、“孝子賢孫”為傳統禮教而殉身。清代文學家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指出：“新安節烈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總之，程朱理學的傳播對安徽皖南的民俗文化影響是深刻的，一方面起到了開風振俗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固了民俗文化的封建保守狀態。
四、安徽民俗文化的分割槽與特點
安徽地跨長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其中長江、淮河橫貫全境，自然地貌南北迥異。淮河以北，平原遼闊，阡陌縱橫;江淮之間，西峙崇山，東綿丘陵;長江兩岸，河湖交錯，水鄉沃野;皖南山區，迭嶂列岫，群峰雄峻。全省各種地貌型別均有分佈，宜農宜林，物產豐富。由於安徽地處中緯度地帶，天氣形勢多變，且地形多樣，冷暖氣團活動頻繁，降水年際變化大，旱、澇、風、雹、凍等災害較為頻繁。特別是黃河奪淮，造成淮北地區水系混亂，各種災害連年不斷。舊時有的百姓“身背花鼓走四方”;有的玩皮影、耍猴戲，賣藝餬口;有的團伙結捻，舉村外流，移民就食。1949年後，奮力治水，制服水旱。但災害仍不定期襲來，威脅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由於自然環境的差異，不同區域的城鄉群眾生產、生活以及語言，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給當地民俗帶來深刻的影響。
淮河流域，地接中原，歷史上戰爭和災害頻繁，民風普遍倔強尚武，正如《壽州志》記載：“民俗淳樸……習樸實而負氣，性勁忌而輕生。”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孕育了一大批睿智多謀、氣魄遠大的傑出人物和慷慨悲歌之士，發動了一次又一次驚天動地的事變，使天下諸郡翹首相看。長江兩岸，魚米之鄉，男耕女織，俗尚勤作崇文。據《安慶府志》記載沿江丘陵山區時說：“男耕女織，質樸無文。黃髮老人，有不識城市者。安土重遷，不善商賈，鮮厚藏而少鉅富。”《和州志》在記述沿江圩區時說：“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女尚墾闢，功苦戀本，無即山近鹽之逸，市無嗤眩，工無雕彤，無遊人異物以遷其志。”歷時兩百多年的“桐城學派”也就誕生在這裡，享有“天下之章，其在桐城乎”的稱譽。徽州地區，地狹人稠，重賈而好儒。“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民謠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明人王世貞說：“太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商人以理學為立身處世教條，因而稱之為“賈而好儒”。正由於淮河、長江、新安江三大流域中孕育著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即兩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構成了錦繡安徽的歷史畫卷。
民俗文化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歷史地位的證明。安徽的民俗文化歷史悠久，多姿 多彩，為了創造社會主義的新文明，我們應對它進行科學的發掘和整理，有效地弘揚優秀民俗文化，並創造出新的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