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入戶政策的推行，似乎為“漂一族”打開了一扇門，但嚴苛的條件仍像一堵牆，橫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面前。
“為什麼總是那些有高學歷高收入的人可以獲得指標?這對於我們這些辛苦打工的普通人來說，公平嗎?”上海某飯店服務員、原籍江蘇的韓女士向記者坦言，她和丈夫已在上海打拼了五年，落戶的事情想都不敢想。
一紙戶口，承載著教育、醫療、就業、交通等方方面面的優惠與福利。雖然不少人和李女士一樣，憑著積分，終於在大城市裡安了家;但與此同時，更多人則被各項條件、指標擋在了“門外”，對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門檻高”“不公平”等方面的質疑，更是從未停止過。
對此，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關信平教授解釋說：“從目前來看，大城市比農村甚至中小城市聚集了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隨著政策壁壘的消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落戶大城市。這樣的背景下，大城市不可能放開落戶限制。這不是一個城市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在國家層面統籌。”
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就《意見》答記者問時也特別強調，對大城市人口規模要嚴格控制——“目前一些特大城市人口壓力很大，已經消化不了，不能再擴大人口規模，增加新的負擔。”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對於特大城市而言，只能通過日益增高的門檻和嚴苛的條件，嚴格控制人口的流入?
“像北上廣這種特大城市的確需要適當地控制人口，但這並不代表‘無計可施’。”國家發改委巨集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認為，“我國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遠遠比日本的東京、韓國的首爾等城市低。像北上廣這種特大城市，完全可以與周邊的小城市、中小城鎮聯動發展，發展城市群，讓周邊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與特大城市同城化。”
同時，專家普遍表示，城市要發展，除了需要精英人才，也需要大量體力勞動者。他們對城市的發展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但受制於學歷、收入等因素，不能受益於積分落戶政策，這樣的確不夠公平。“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推進勢必會面臨很多困難，但每一小步的突破對於我國城鎮化的推進也是至關重要的。”
戶改難 深化路且長
戶籍改革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統籌，分擔人口落戶成本，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才是治本之策
“對通過市場主體評價的創業人才及其核心團隊、創新創業中介服務人才及其核心團隊等，直接賦予居住證積分標準分值(120分)”……
今年5月25日，上海市委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其中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就是為吸引創新創業人才集聚而拓展放寬的居住證和戶籍政策：原來教育背景和職稱、獎項條件不夠的人才，現在可以憑“市場評價”一舉拿到120分;原來要苦等7年才可能攢滿積分落戶，現在靈活縮短至最少兩年。
而隨著2014年《廣州市積分制入戶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的出臺，廣州也吸納到了更多的緊缺工種人才。據統計，隨著新政的實施，入戶人員中特殊艱苦行業人員明顯增加，專業技術和緊缺工種覆蓋面更廣，其中船舶起重工、動畫繪製員、執業藥師等特殊艱苦行業或緊缺工種均可實現零的突破。
“廣州和上海積分入戶新規與過去相比，門檻的確變低了，並且不再像以往一樣一味看重學歷、收入等，這值得肯定。”馬曉河表示。但他也提出，受城市規模限制，能夠落戶的人數畢竟有限，更為科學地分擔人口落戶成本，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才是治本之策。
“不斷推進來穗人員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現了廣東省委提出的在廣州探索流動人員服務管理新路子的要求。”曾凱章表示，廣州作為特大一線城市，通過研究建立全方位的“以居住證為載體、以積分制為辦法”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在為流動人口安居和控制城市人口這二者之間，努力實現平衡。
馬曉河還指出，戶籍改革的另一個抓手是財稅體制。“國家下一步可以把農村轉移人口與流入地的財政轉付、徵地等指標掛鉤，建立起一種機制。比如，發達地區每接受多少農業人口，就可以少交多少財政稅收或者國家給轉付多少財政稅收;或者按照人口密度，對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進行規定，如果達不到規定密度，城市就要創造條件，強化公共設施，提高承載力。”
在談到特大城市戶籍改革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時，黃明也表示：“特大城市要科學定位城市功能，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適當疏散經濟功能和其他功能，引導人口有出有進，使人口結構趨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