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的新老體制，區別在哪裡？有人給定了兩個概念，一個叫“相馬”，一個叫“賽馬”。“相馬”代表了舊體制，“賽馬”代表了新體制。
《紅樓夢》卷十七有一節“大觀園試才題對額”，這裡的“試才”，有點像目前通行的幹部“”。那麼，這種考核屬於“相馬”呢，還是屬於“賽馬”？應當說，進入“面試”現場——大觀園——的一干人，除了賈政和賈珍，餘者都是賈府豢養的門客幕友。雖然他們中間不乏“善騙人”（單聘仁）、“不顧羞”（卜固修）這類角色，但不可能都是吃乾飯的。如果他們與寶玉同臺，從考核機制上講，大抵還可以算作“賽馬”的。只是由於這幫清客相公一個個老奸巨猾，“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於是，這“面試”就變成了沒有競爭者的單獨審查，如此以來，“賽馬”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相馬”一種機制。
不過，“相馬”是有條件的，“相馬者”應大抵具備伯樂的水平和心態，不然，就有可能鬧出伯樂之子“按圖索驥”最終“相”出個“癩蛤蟆”的笑話。那麼，我們的“相馬師”——賈老先生的水平如何呢？先聽他這段自白：“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是賈老爺子的“偉大謙虛”，從整個考核過程看，這位“伯樂”先生，除了在後來被寶玉命名為“蘅芷清芬”處，僅只萌生了“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的“創作衝動”之外，在大觀園的全部活動，並沒有留下任何一句可被稱作匾額或對聯的作品。再看賈老先生的心態。小說中的賈政與寶玉本是親生父子，然而，在看官眼裡，卻形同貓鼠，勢如君臣。唐太宗李世民延攬人才後，滿懷欣喜地說了句心裡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這賈老先生的胸襟比起李世民到底差遠了。在賈政眼中，寶玉的所有作品幾乎無一是處，他的'評價，或者不置可否，或者無端否定，或者惡語訓斥，或者惱羞成怒，其評語，多為“也未見長”、“豈有此理”、“更是胡說”、“管窺蠡測”、或者乾脆喝罵“畜生，畜生”之類。“面試”過程中，他一會兒強調，“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作”，一會兒又指責，“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這樣前後矛盾的要求，對於被考核者，簡直無所適從，且動輒得咎。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被考核者的賈寶玉，其臨場發揮卻可圈可點。賈元春視察大觀園，對寶玉所題聯額多所肯定，足資證明。然而，寶玉本身也的確缺點多多。其一，不善抱朴守拙。譬如，他們行至一個所在，只見許多異草，“味金氣馥，非凡花之可比。”不好說賈政如何孤陋寡聞，但他對這些異草的確“不大認識。”而其他清客則“薜荔”、“藤蘿”的亂猜一氣。在此情況下，要緊的是，懂也應裝作不懂，方顯得態度謙虛。然而，寶玉卻作起了“導遊”：“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什麼“霍納姜匯”、“綸組紫絳”，出於什麼《吳都賦》、《蜀都賦》，以致含蓄地批評人家：“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象形奪名，漸漸地喚差了，也是有的……”如此以來，豈非顯得自己比“考官”還高明。其二，不會順風承旨。行至某處，青溪瀉玉，有亭翼然。有人題曰“翼然”，有人題曰“瀉玉”。賈政作為“主考官”，本來已經拍板：“竟用他（《醉翁亭記》）這一個‘瀉’字。”何況，清客們附聲就氣、輿論一律：“是極，是極。”惜乎寶玉不會順情逢迎，卻稱：“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此等用語足以讓“考官”面子盡失。其三，不當頂撞“考官”。不肯逢迎，也就罷了；含蓄批評，尚可原諒，最不諳世故的是，寶玉竟然公開頂撞“考官”。書中說道，賈政對“人力穿鑿”的田園風光，竟然“入目動心”。寶玉竟然不顧清客們“更妙”，“妙極”的一致定評，反而反駁道：“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惱羞成怒的賈政，氣的喝命：“扌叉出去！”如此看來，寶玉的“面試”顯然是不合格的。
書中的寶玉，是榮國府的貴公子，也是相公們的少主子，因此，在所有的評價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眾口一詞：“是極，妙極”、“領教，妙解”。在拍馬成風、“屁頌”高揚的氛圍中，不可能成就有用之才。假如賈寶玉不是這樣的尊貴地位，假如相公們也是考核物件，憑才能不是對手，論本事先天不濟，清客們會如何對待這個競爭者呢？憑這些人的德性，完全可能結成同黨，通同作弊，背對背反映一段“莫須有”，黑對黑填上幾張“不稱職”。由此可見，在結黨抱團、邪氣橫行的局面中，也不可能造就任何傑出之士。可惜寶玉年少，尚未啟蒙，“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學習研讀尚且來不及，哪裡還顧得上討厭和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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