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雜記》則屬前一類，以敘事為主，在寫作技巧上很有特點。 《獄中雜記》在寫作上一個很突出的地方，是雜記獄中所見所聞，不多加議論，而因事見義。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了，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獄中雜記》是清代文學家方苞的一篇散文。作者1711年（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文字獄牽連入獄，開始在江寧縣獄，後解至京城，下刑部獄。後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被編入漢軍旗，以奴隸身份入值南書房。康熙皇帝死後被特赦，解除旗籍。後累官至禮部侍郎。
這篇文章是方苞出獄後，追述他在刑部獄中所見所聞的記錄。文章記獄中事實，在觸目驚心的敘述中，間作冷峻深沉的議論。
獄中雜記（節選）
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餘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數十人。”餘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
餘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
賞讀：
方苞，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派散文創始人，與姚鼐、劉大櫆合稱“桐城三祖”。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
“雜記”，是古代散文中一種雜文體，因事立義，記述見聞。該文是“雜記”名篇。方苞通過自己在刑部獄中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把獄吏與獄卒的殘酷無情展現在讀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腳下的刑部獄的種種黑幕：百姓橫遭逮捕、冤死獄中，獄吏敲詐勒索、草菅人命，反映了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的司法機構的腐朽與恐怖。
出處：《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
譯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裡，當我被關在刑部監獄的時候，看見犯人死了，由牆洞裡拖出去，平均每天總有三四個，不覺心裡奇怪。有個曾經做過洪洞縣長的杜君，站起來說：“這是生瘟疫了。現在天時正常，死的還少；過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幾個的。”我問是什麼原因。杜君說：“這種病容易傳染，生這種病的，縱然是親人，也不敢住在一起。這監獄一共有四座老監房。每座監房有五個房間：獄卒住在當中的一間，前面有大窗通光線，屋頂有小窗透空氣；其餘四個房間都沒有窗，可是關的犯人經常有兩百多。每天天還沒黑，就上鎖了，大小便都在房間裡，和吃飯喝水的氣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臘月，沒錢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氣一動，沒有不發病的。監獄的規矩，一定要等天亮才開鎖，整個晚上，活人和死人就頭靠頭腳對腳地睡著，沒法閃躲，這便是傳染人多的原因。還有奇怪的是：凡屬大盜累犯，或殺人要犯，大概由於氣質強悍旺盛，反倒被傳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縱使傳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連三死掉的，卻都是些案子輕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該繩之以法的人們。”
我說：“京師裡頭有順天府尹的直轄監獄、有五城御史的司坊，為什麼刑部的監獄還關著這麼多囚犯？”杜君說：“近幾年來打官司，凡情節比較重的，順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門提督調查抓來的，也都撥歸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個清吏司裡喜歡多事的正副滿漢郎官們，以及司法人員、典獄官、獄卒們，都因為人關的越多越有好處，所以只要沾上一點邊就給千方百計抓進來。人一進監獄，不問有罪沒罪，照例先給戴上手銬腳鐐，放進老監房，使你吃盡苦頭，在吃不消的時候，他們就教你怎樣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隨傳隨到；再照你的家庭、財產狀況，把錢敲詐來，由他們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盡其所有出錢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銬腳鐐搬到老監房外板屋裡去住的，費用也得幾十兩銀子。至於那又窮又無依無靠的，就手銬腳鐐毫不客氣，作為樣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關的，情節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節輕的、沒罪的，卻吃著苦頭，這種人一肚子冤氣，沒好吃沒好睡，生了病，又沒錢治，就往往死翹翹了。”我認為我們的皇上，和過去的聖人一樣，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時候，總給犯人死中求生，但現在竟有無辜的人這樣倒黴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發配邊疆的重犯外，其他輕犯和受到牽連還沒定案的，如果另設看守所來關，不上手銬腳鐐，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聽說監獄本有五間房名叫“現監”的，是給涉案而沒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這種規定，實行起來，倒也不無小補。杜君說：“皇上開恩，規定做官的可住優待房，現在窮人住進老監房，大盜累犯反住進優待房，這中間的微妙，能細問嗎？這樣看來，只有另外關到一座監獄裡，才能根本解決啊！同我關在一起的朱老頭、姓餘的青年和關在一起的同僚，都這樣碰上疫症死了，論罪狀，他們都是不該受重罰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兒子不孝，左右的鄰居都被關進老監，哭哭叫叫直從晚上鬧到天亮。”我聽了，有動於衷，曾拿杜君這些話來普通的問了問別人；結果大家說的一樣，我就決定記錄下來。
凡判死刑的，一經判決執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門外，派同黨進去索討財物，叫做“斯羅”。對有錢的犯人，要找他的親屬講條件；對沒錢的犯人，便當面直接講條件。如果判的是剮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話，四肢解完，心還沒死。”如果判的是絞刑，便說：“答應了我的條件，第一絞便包斷氣；不然的話，絞你三次以後還須加用別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殺頭，才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是仍舊可以扣留腦袋不給死者家屬，達成敲詐目的。因此，有錢的自然甘心賄賂幾十百兩銀子，沒錢的也會賣盡衣服雜物報效；只有窮得絕對拿不出錢的，才真照他們所說的執行。擔任捆綁的也一樣，如果不滿足他們開的條件，五花大綁時便先給你來個骨斷筋折。每年秋決的時候，雖然皇帝硃筆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體囚犯都須捆綁著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綁受傷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須病幾個月才能好，甚或成為一輩子也治不好的暗傷。我曾問過一個老差役說：“大家對受刑受綁的既沒什麼深仇大恨，目的只不過希望弄點錢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錢，最後又何妨放人一馬，不也算積德嗎？”老差役說：“這是因為要立下規矩以警告旁的犯人，並警告後來的犯人的緣故。如果不這樣，便人人都心存僥倖了。”擔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樣。和我同時被捕受審時捱過夾棍的有三個人。其中有一個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的`代價，只骨頭受點輕傷，結果病了個把月；另一個人給了雙倍代價，只傷了面板，二十天便好了；再一個人給了六倍代價，當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樣的走路。有人問這差役說：“犯人有的闊有的窮，既然大家都拿了錢，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別？”差役說：“沒有分別，誰願意多出錢？”由這故事，印證孟子“選擇職業不可不慎重”的話，真是一點也不錯！
部裡的老職員家裡都收藏著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級的，往往偷偷動手腳，增減著緊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來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諮行各部的，才不敢這樣。依照法律規定：大盜沒殺過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謀的一兩個人立時處決，其餘人犯交付八月秋審後概給減等充軍。當刑部判詞上奏過皇帝之後，其中有立時處決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門外；命令—下，便捆綁出來，一時一刻也不耽擱。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倉入獄，依法應該立時處決，判詞都已擬好了，部員某對他們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弄活你們。”問什麼辦法，部員某說：“這不難，只消另具奏本，判詞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單身沒有親戚的兩個人換掉你們的名字，等到封奏時候，抽出真奏，換上此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