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平凡的日常裡，大家一定都接觸過徵文吧，藉助徵文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那麼你有了解過徵文嗎？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關於追慕先賢徵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關於追慕先賢徵文1
清明節到了，祭祖，上墳，燒紙，寄託哀思，懷念故去的先人，這是我們中國的傳統也是文化。自古至今，崇拜祖先就是重要的宗教信仰。除此之外，人們還認為人即使身體不存在，靈魂也是存在的這個觀念也一直流傳了下來。
清明懷故人，踏青掃墓的活動涉及到每個家庭，在祭奠祖先的時候，報恩之情也會油然而生，感激先祖的佑護，感激父母的生養之恩，表達個人對親人們的誠敬，如同上了一堂道德課，使人性深處的道德理性重被喚醒，即使遠在海外的遊子，也會遙祝自己的親人們在天堂裡生活得幸福快樂!清明懷故人，踏青掃墓的活動還加強了親友間的聯絡和團結，在共同的先祖和親人墓前，緬懷他們為家族的繁衍壯大作出的一切，繼而學習他們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加強自身的修養，從而與家人親友一起，繼續發揚家族的傳統美德。
清明也被稱為清明節，這一天悲傷的成份並不多，相反節日的氣氛倒是比較濃厚，因為掃墓是與天堂裡的親人的一次聚會，先讓久違的親人們品嚐家鄉的小吃，再乾一杯醇厚的老酒，然後與各路後人相見言歡，互訴衷腸，向他們告知家族的各種悲喜資訊，嘮叨嘮叨自己的心思，如此一來，對親人的思念就變得真實了。
追憶先賢傳承好家風。家風是什麼?就是一個家庭為人處世的風格。有什麼樣的'家風，大體就會走出什麼樣的人。所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顏氏家訓、朱子家訓，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優良家風的典範，時至今日，仍然不失它的積極意義。不同家庭，不同環境，形成不同的家風。
關於追慕先賢徵文2
雖然咱們交大是以理工科為基礎的“皇家沙坡村職業技術學院”，但在我交歷史上，也湧現了不少國學大師，其中唐文治校長就是其中極為傑出的一位。相信大家對唐文治校長並不陌生。我交文治書院，文治路，茹經堂等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東花園還有唐文治校長的塑像。那麼本文就來說說這位國學先賢的生平。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六日生於江蘇太倉，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國學大師和開創工學的先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起出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交通大學）監督（校長），任期長達14年。圖1（見左）為唐文治校長肖像。
唐文治16歲時入太倉州學，後師從理學家王紫翔，18歲時中舉人。21歲入讀江陰南菁書院，師從黃以周、王先謙等名家。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壬辰科進士，同年五月，以主事分部學習，任戶部江西司主事。
唐文治校長其後還擔任過總理衙門章京，外務部榷算司主事。1902年春，葡萄牙乘修訂十年前舊約的機會向清政府提出把澳門附近的大孤、小孤等島劃入租界範圍的無理要求，在外務部任職的唐文治起草照會予以拒絕。同年5月，唐文治以三等參贊銜隨鎮國將軍載振赴英參加英國新君愛德華七世的加晚禮。去英之後，又出訪比、法、美、日等國。
一系列的出國經歷，使他對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情況有了廣泛而深入的的瞭解，深知中國積貧積弱的緣故，這也是他形成“尚實”辦學思想，停辦商科，轉向工科的流觴。
唐文治校長既是交大工科的創始人，在其任職期間，他又提出“中西並重”的學生培養模式，極其注重學生的體育教育。於此同時，針對當時“科舉即廢，而舉貢生員知名目不變”的情況，大膽上書，提出“務實業為鵠的”的倡導，極力避免本校學生受到“學而優則仕”的舊式思維的影響。
可能在大家眼中，這樣一位推崇新教育模式的校長，必定與國學無多大的干係。。。然而，歷史卻不是如想象中那樣。不同於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矛盾思維，在大力推進現代科學的同時，唐文治校長首創“道德教育”，提出“修身治天下之綱要悉皆於經中”，每週日都在學校大禮堂設立國文課，十幾年如一日，從未間斷，向廣大學生宣揚修身之道，以培養“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在此期間，交大的辦學成果受到廣泛讚譽，湧現了一大批榮獲國際博覽會金獎的科研成果。
除此之外，在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面，唐文治校長還獨創了一種詩詞吟誦方式，後人將其稱為“唐調”。“唐調”是唐文治的讀書方法，傳自清代桐城派。唐調吟誦是當今影響力最大的一種吟誦調，也是唯一有音訊存世的吟誦調，唐文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在上海大中華唱片公司錄製有吟誦膠木唱片十張。
這是唐文治校長吟誦的《穀風》（《詩經·邶風》的篇名），因為其所運用的語言為吳語（江南一帶所使用的方言），內容比較難懂，我們就稍微感受這一種較為獨特的藝術吧。
後來“五四運動”爆發，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口號中，許多唐文治的得意門生都走到了他的反面，甚至砸爛了校內的孔子排位。在這種情況下，又因為自身罹患眼疾，唐文治校長便以“目疾日深，學風不靖”為由，辭去職務，改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解放後改名為“中國文學院”）的校長。建國後，已過耄耋之年的唐文治校長還多次為國學教育而奔走，會見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元帥，實在令人敬佩！
關於追慕先賢徵文3
方若（1869~1955），字藥雨，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畫工石溪，古樸渾厚。曾任知府，永定河委員，北洋大學堂教授，《國聞報》主筆。方若曾因抨擊清慈禧太后弊政，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同遭同緝，避於日本領事官，繼爾出走日本，後幸賴朝廷有力者周旋而得免，遂回國創辦《日日新報》於天津，並開設利津房地產公司等，天津淪陷時期，曾出任天津治安維持會籌備委員兼偽高階地方法院院長等職。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金石考據之學逐漸興起，其時泉家輩出，著述如林，古錢學研究盛極一時。著名學者如初尚齡，戴熙，李佐賢，立喜海，鮑康等輩，對後代影響頗深。方若集錢之初，時約光緒二十六年（1900），正值前輩名家藏錢散出，少有人問津之際，遂大肆收羅傳世名品，珍罕古錢，蓋以新出北魏“天興”金錢，宋大禮銀等而成當代鉅富。旋既與杭州錢幣收藏家張叔馴，重慶錢幣大收藏家羅伯昭鼎峙而立，時人有諺語：“北方，南張，西蜀羅”，名噪泉壇，蜚聲海內外。
方若平生愛好金石書畫，尤喜古錢，嗜古成癖，自喻不貧於古，故晚號“古幣富翁”。每有公餘閒暇之時，考究歷代鑄錢之源，驗證百家圜化之說，對古錢大小，質地，色澤，版別，紋飾，輕重，文字，偽劣，無不悉心研究。前代金石學家，錢幣學家向有祕不示人之積習，成為錢幣學研究的一大障礙。但方若不為事習所染，既無門戶偏見，又不壟斷資料，每獲有新錢，既拓贈諸友，已傳古為樂。所著書稿待印者盈櫃，就中巨如：《古貨菁華》，《舊雨樓古貨全稿》，《古貨今說》，《古金銀譜》等，皆足補前譜之遺缺，所著《言錢別錄》、《言錢補錄》兩書於民國十七年（1928）相繼刊行。其書一掃前譜凌亂蕪雜之弊。凡所列之論說，多有前人未發現者，尤以考訂“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等五代錢，博得國內外錢幣學界的贊同。
方若《方家長物》一書，以原錢墨拓入書編之，內收王莽六泉十布，挈刀，金錯刀等三十六品。該書成書較早，據聞當時僅印二十餘冊，歷經滄桑，鮮見傳本。所著《藥雨古化雜詠》一書，錢幣界推崇備至。是書系名拓工譚某手拓，從數萬枚古錢藏品中彙集珍稀品百枚入書，其上始東周至於清，上下二千餘年。所選之錢皆精絕之品，原拓墨色均亭，纖細畢現，僅成四十餘冊分贈同好，海王村賈人爭購之，一日而盡，展轉增值，冊至百金。是書每錢各配七言絕句一首吟詠，可謂珠聯璧合之佳作。如《東周》“西周見後復東周，兩地圜金一日收，互證布文可斷自，荒唐太古說從頭”《臨安府錢牌》“臨安行用省錢文，南渡軍興濟困時，準百自書一三五，卻因誤二譜傳疑”。從中可見方若採古人論說，在錢幣上有獨特見解，堪稱古錢學佳作。
方若藏錢既豐，目光銳利，然其間贗鼎亦不少，時鄭家相，張炯伯在天津，曾指出《藥雨古化雜詠》一書中，“寧字布和寶字布，兩布製作惡劣，文字粗率，不合戰國之物，雖銅色尚舊，亦屬後鑄”。但畢竟瑕不掩瑜，不會因為某些不足而影響了這部書的價值。
方若善畫，嘗賣畫賑貧三十年，世人只知錢幣學家之方若，而不知由議敘通判累遷知府之方城也。方若畫法取張僧鯀，畫筆摹範華原，嗣得北苑觀瀑圖及敦煌所出之唐畫，畫益與時趨相遠亦。曾著有《校碑隨筆》，《設畫錄》，《訪印隨筆》，《墓誌類聚》，《印萃》，《陶文》，《續古玉匯考》，《藥雨叢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隨筆》一書，海內外鑑賞家推崇為空前之作。
方若除收藏古錢外，所集古器物頗豐，如商小臣等，皆為稀世之珍。丁巳八月，洪水為患，水退魚躍於堂，遂自題其堂曰：“來魚堂”，戊午改建更名為“舊雨樓”。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方若將所藏全部古錢轉讓給陳仁濤，對此，人頗非議，旋既悔之，無奈之下再事收羅，不數年復有規模且多異品。
方若舊藏錢幣解放前夕由陳仁濤攜至香港，五十年代國家以重金收回，交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這批國寶才倖免遭流散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