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沈從文，才華出眾，深受胡適賞識，與當時的文化名人梁實秋、鄭振鐸、徐志摩、巴金等都有較深的交往。他的天賦和所處的文化圈子，為他登上國際文壇鋪墊好了臺階。那時，他抱負很大，決心創造一個湘西世界，一個精緻的藝術神殿，一種並非形式所能囊括的文體。他的一系列藝術實踐——從《邊城》到《長河》，確實達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境界。即使沉寂了四五十年，今人在沈老創造的“邊城的人生形式”面前也歎為觀止。這“邊城的人生形式”是的、健康的，是寄託著沈從文全部理想與藝術良心的藝術境界。沈從文用這一人生形式去比照邊城父老親朋的博大與混沌，健美與庸懦，去鞭笞被文明異化的市民的畸形與變態。可見，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巨大的，是衝擊作家靈魂的。這位作家不具備革命家品質，也無力去改變現實世界，卻特別擅長在混濁的、呆滯的、庸懦的，甚至罪惡的現實中感觸到尋常百姓身上星光般微弱的、美麗的東西，因而他的作品感嘆著一個永恆的主調：“美麗總是愁人的”。這就是沈從文。
沈從文創造了美麗的愁人的湘西世界，和在這個世界裡展現的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式，為他贏得了現代文學大師的尊號，這是他的傑出之處，悲劇也源於此。他同情革命卻不懂得革命的真實含義，不懂得暴力的雙重性而一味地傾心與真、美、善的力量，在強調不左就右沒有第三條可走的`時代，他被時代拋棄。革命勝利之後他不能活躍在文壇，他的一些作家朋友也迴避他。沈老承受了淡出文壇、失去作家朋友的雙重委屈。“十年一覺揚州夢”，沈老在當代文壇上“一覺”就沉寂了30餘年。
一位傑出的作家，適值盛年，在創作高峰的時候，被迫淡出文壇，一晃就是30餘年，面對這巨大的落差，承受力如何，精神境界怎樣，可以看出沈從文的人格操行。
沈從文可以列入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行列，那就是他對祖國的忠誠。他可以離開大陸，卻留了下來迎接北京解放，滿情欣喜地告訴親戚朋友新中國誕生了。只是他沒想到，他會被冷遇。巴金在回憶1949年北京召開首屆文代會時說，文藝界似乎忘了沈從文，不給他出席文代會，不用說，沈從文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從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聲不響，認真地幹他的工作”，“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忠誠就體現在這裡，沈從文沒有因委屈而自怨自艾，他認從了這不公平的待遇，很平靜地轉向了文物。忠誠還體現在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新中國文學事業的眷念和關懷之情。沈老寫於1961年左右的《抽象的抒情》（手稿）有一段話：“只要求為國家總的方向服務，不勉強要求為形式上的或名詞上的一律。讓生命從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營養，也能從新的創造上豐富世界文化成就的。讓一切創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和。讓各種新的成就彼此促進和融合，形成國家更大的向前動力。讓人和人之間相處得更合理。讓人不再用個人權力或集體權力壓迫其他不同情感觀念反映。這是必然的。”可見，沈從文離開文壇後並非“不聲不響”，是有追求有無奈有痛苦的。沈老的非凡之處就在於他不在痛苦中沉溺，不在無奈中自怨自艾，不改變自己的人格操守和藝術追求去迎合時髦，而是把自己的追求、無奈、痛苦轉化為對一種理想的設計。赤子之心，蒼天可鑑。在他的身上，似乎也顯示了韌、柔、弱的力量，印證了“美麗總是愁人的”審美思想。
藝術家的作品是自己本質力量的物件化。沈老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的還是一群女性形象，如夭夭、蕭蕭、翠翠。這些女性形象，美麗、健康、朝氣、生機盎然，構成“邊城的人生形式”。顯然，是作家把這些尋常百姓家的女子美化了、神化了，陳列在他所憧憬、所設計的“希臘小廟”裡。同時，沈從文又是清醒的，他清楚這些可以陳列在“希臘小廟”裡的美的女子，畢竟生活在20世紀初舊中國惡濁的現實中，生活在不可捉摸的命運的擺佈中。女性，總是與“柔弱”聯絡在一起。這些藝術形象本身就意味著最柔弱，最容易被玷汙、被損害、被摧毀。這些女子都無一例外地被歲月和命運慢慢地剝蝕了光華，卻因為被剝蝕的悲劇命運在讀者心裡激盪起更加憐愛更加崇敬的情緒。看來，命運可以泯滅美的生命，或無法泯滅生命之美。一個人一旦獲得了美的品質，就超越了命運。這就是沈老筆下的藝術群象給審美者留下的藝術昭示，自然也照應著沈老自身的人生追求和人格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