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種社會形態學說及引起的古史分期討論
此種理論認為我國的歷史發展分別經歷了五種不同的社會形態，每一社會形態彼此是相連續的，後一社會形態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是高於前一社會形態的。五種社會形態的連續不斷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此一理論曾長期被史學工作者視為顛撲不破的真理應用到中國歷史的研究。此一理論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引發了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雖然五種社會形態學說以及由此引發的古史分期的討論加深了中國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五種社會形態學說本身存在的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與缺陷。一方面，按照經典理論的解釋，無論是雅典模式，羅馬模式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 其最主要的標誌就是“以個人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已經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以地區劃分和財產差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這是進入國家時代的主要特徵。而中國歷史的實際卻是夏商時代既是一個確鑿無疑存在著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作為體現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的國家所具有的權力機構和宗族意識已經出現的時代。由血緣與地緣相結合的方國組成天下萬邦的時代。這一現實的矛盾的存在使五種社會形態學說受到了質疑，我國的中古封建時期與西歐中古時期的領主封建制並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徵。
二、早期國家與成熟國家理論的提出
早期國家這一概念是與成熟國家相對而言的。在早期國家階段裡，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地域組織還沒有建立或僅僅處於初始階段，人們仍然生活在血緣組織之中，其生活與生產勞動的基本單位是家長制大家庭。家長制大家庭之上是宗族。這種宗族或比宗族更大的血緣組織 . 這樣的血緣組織是直接從氏族部落發展而來的，所以每一個邦又稱某某氏。現代的研究者則稱其為邦國或方國。由於這種以血緣組織為基礎的邦國在管理，公共權力，財產分配及佔有乃至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已具有鮮明的國家性質，但在以血緣組織而非地緣組織為基礎來劃分居民這一點上又明顯仍然遺存著氏族社會的特徵，所以稱之為早期國家。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具體內容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差距較大，不能很好地解釋先秦時期社會形態的發展與變化。而早期國家這一理論模式的引入，填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在介紹了早期國家理論的同時，筆者覺得有必要將酋邦這一理論向讀者做一簡單的介紹。酋邦理論最初是文化人類學術語。所謂酋邦，是指一種處於原始社會後期的，非部落聯盟形式的部落聯合體。按照酋邦理論來分析中國歷史，可以認為在所謂的三代禪讓制時期，不管是黃帝部落還是炎帝部落，都是來自不同血緣關係的部落組織而成的部落聯合體。在這些部落聯合體中，聯盟首領的個人權利不斷增強，逐漸凌駕於一般人之上，而這種轉變，實質上是後世帝或王身份出現的萌芽。這一理論的提出，本身極大的豐富和開拓了理論探索的道路，同時又和其他的如早期國家理論相比較，體現了此一理論的運用更加適合和貼近此一歷史時期的實際，為今後理論的探索和創新起到了鼓勵和促進的作用。
三、無奴派理論的提出
無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已故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雷海宗，河北師範大學教授沈長雲，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晁福林等。他們認為中國歷史上並不存在同西歐一樣的以大規模奴隸為主要生產物件的生產方式。首先，這些學者對商代的社會性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學者基本上得到了三點共識。第一，商代的'人祭和人殉是有區別的。用於人殉的奴隸數量要遠遠少於人祭數量。第二，大量被用作人祭的人，其身份並不是奴隸，而是戰爭中的俘虜，即戰俘。第三，甲骨卜辭中沒有顯示出戰俘被用作農業勞動的例子，也沒有眾人用於人祭或人殉現象的出現。與此同時，在學者研究商代社會性質的過程中，甲骨卜辭顯示商代的主要勞動生產者為眾或眾人。眾或眾人在甲骨卜辭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商王往往在對外戰爭，農業生產以及其他國家大事上要徵求他們的意見。卜辭還顯示商王經常關心眾或眾人的生活及生產狀況等問題，可見商王對眾或眾人的關心與重視程度之深。因此，眾或眾人的身份可以斷定是與商王室有血緣關係的宗族成員，只不過血緣關係比較疏遠而已。而周代的主要生產者是民或庶民，他們的身份也並不像希臘羅馬時代的奴隸一樣，沒有半點的人身自由。相反，民或庶民是有相對自由的，並可以擁有自己的家庭。他們耕種封建領主的土地。定期繳納一定的物品，定期向封建領主服一定的徭役。同時還要無償向封建領主耕種所謂的藉田。
結語
從最早的五種社會形態學說以及到改革開放後學者借鑑文化人類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成果，提出的早期國家和酋邦理論，抑或是無奴派贊同的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主張，都是學者經過大量分析與研究得出的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形態研究對於推進先秦史研究發展的重要性，從整體上加深了對於先秦史的認識，這些都是大量史學工作者自覺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來指導具體歷史研究的最好說明，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先秦史的研究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