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尹教授對曾教授發表的《守望電視劇的精神家園》(見2000年2、4期的《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中有些觀點提出異議，並撰文對中國電視劇進行文化學和政治經濟學剖析(《意義、生產與消費》，見《現代傳播》2001年第4期；《衝突與共謀》，見《文藝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於2002年在《現代傳播》第2、3兩期作了數萬言的迴應，指出中國電視劇當下的社會角色既是藝術事業，又是文化產業，其經營並非企業化和商業化、市場化，同時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中國電視劇發展40多年來，電視劇的理論問題研究顯示出嚴重的缺失，曾慶瑞教授較早介入這一領域，在電視劇的本質規律探討上作了奠基工作。在過去的電視劇批評中，人們習慣於就作品進行隨感式的分析，國外並無“電視劇”概念，因而無從借鑑。有限的理論資源大都從電影藝術挪移過來，再加上文藝學的某些理論，拓荒時代的電視理論工作者的確經歷了一番煎熬。然而當下各學科的學術交融蔚為壯觀，各種文化思潮幾乎涉略每一個領域。電視劇出現的這種論爭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當代文化思潮反映在電視劇領域的重要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當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現之一。
應該說，這場論爭的背景是“全球化語境”下衍生的當代大眾文化思潮。中國經濟轉軌後，“市場”概念在文化領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臺。“文化”被賦予了經濟學意義，作為特殊的“物質”而非純粹的'“精神”。換言之，“文化”在工業時代具有了商業價值，它非但能給人們帶來精神享受，還可以產生商業利潤。當下各行各業大都貼上“文化”的標籤，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煙文化”、“廁所文化”、“園林文化”……諸此種種具體的物質與文化交合的背後是企業的商業目的。這種“泛文化”現象在實際利益上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提升了物質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亂與濫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憂慮與不滿，同時還有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將“泛文化”作為反叛主流意識形態的合理工具，以此呼應西方大眾文化思潮，兩者在文化反思的過程中確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場。而時下流行的全球化語境就成為兩種立場交鋒的陣地，一方呼籲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絕。“全球化”是20世紀5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濟領域概念，後來延伸到其他領域，在文化藝術界也成為熱門話題。“全球化”在中國的熱炒是建立在中國市場經濟取得一定成效，物質文化取得較大發展的基礎上；中國文化要在世界獲得身份，而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滲透面前又要奮起抵制和反抗。這是交融與抗爭的文化較量。中國電視劇似乎歷史地被推到了潮頭，它以當下傳播最廣泛，受眾最多的優勢成為領軍藝術樣式。中國電視劇的歷史與中國電視史相伴而生，40多年來，電視劇的真正發展是在1978年以後，這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經濟的因素似乎天然地與電視劇有不解之緣。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經濟騰飛，電視劇又出現了迅猛發展的勢頭。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們去探究經濟、商業與電視劇的存在關係。商業因素的介入給電視劇發展帶來諸多好處，如電視劇風格、型別、題材、表現方法的多樣多元；但也帶來了令人擔憂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漸喪失，大眾的審美價值取向的偏離，電視劇作為藝術的品格滑落。是繼續保持電視劇藝術品格還是沿著世俗審美文化軌道前行?這是關係中國電視劇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論爭的雙方都將電視劇作為體現中國大眾意志的最佳承載，焦點集中在電視劇是否已經是“大眾文化”，“大眾化”是否是電視劇發展的標尺，以及由此涉及的當下中國電視劇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尹教授認為中國電視劇已經“從教化工具到大眾文化的位移”、“從宣傳工具到大眾文化的轉變”、“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這是一個理想化的結論。而曾教授將“官方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結盟來反對“大眾文化”，這種文化聯盟必須明確它們各自的立場之後才能確立，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