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時期史學;歷史認識論;歷史認識主體;歷史認識客體;歷史事實;歷史哲學;後現代主義史學
[摘要]中國史學的歷史認識論研究,是改革開放以來興起的新的史學理論研究領域。將近30年來,在歷史認識主體、歷史認識客體、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歷史事實概念以及如何對待西方史學方面,都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今後的歷史認識論研究,應該著力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個完整的以認識主體為核心的歷史認識論體系;二是要大力開展歷史認識機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進西方歷史哲學方面,應該多一份辯證理性的分析態度。
歷史認識論研究的興起,是30年來中國史學發展中的最大亮點。在此之前幾十年的中國史學界,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一個“認識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讀。有了這樣一個普遍而強大的哲學認識論原理的理論預設,歷史認識的問題就被扼殺在了強大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人們似乎根本沒有必要再提出一個歷史認識論的問題。所以,自從有了“認識就是反映”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歷史認識論就再也沒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開放的春風,無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悶的史學領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歷史哲學轉向的西方史學,也無例外地傳導到神聖而略帶陳腐的中國史學殿堂。於是人們驚訝地看到,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到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經歷了一場重大變革,即從思辨的歷史哲學發展到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歷史思想家們越來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從對歷史本身的思考轉移到對歷史知識性質的分析,一系列與史學研究實踐中主體認識能力相關的問題,都嚴肅地提到了歷史思想家面前。西方歷史哲學話語的這一根本性轉向,對歷史學家的判斷力、進而歷史知識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場顛覆性的批判。西方歷史哲學的轉向,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中國學人的深思,一個被稱作“歷史認識論”的研究領域,也就在上世紀的8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史學的引入和傳播而蓬勃興起。①
①本文是一種以綜述為基礎的評論性文章,談到的每個問題,不可能把有關的研究全部徵引或反映,僅側重於最早提出的觀點;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最有深度的觀點等幾個方面。由於筆者也是上世紀80年代較早研究歷史認識論的學人之一,本著客觀性原則,也對自己的研究給予一定的反映,而絕不敢借綜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談到自己觀點的地方,僅做客觀介紹,不附加任何評論性語言。
一關於歷史認識主體研究
揆之於改革開放以前的史學界,當著人們都全力貫注於研究歷史的客體而不去探討主體的認識能力及其力量範圍的時候,我們遵奉的“從客觀歷史實際出發”這個正確的唯物主義原則,實際上是在發揮著一個哲學偏見的作用:它似乎在說,只要我們在主觀上堅持從客觀歷史實際出發,就可以在研究實踐中排除主觀因素的滲透,達到完全客觀的、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而認識主體的主觀條件在歷史認識過程中的發揮,則只可能扭曲歷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學界,歷史學家的主體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體、淹沒主體,構成了那個時代歷史研究的頑固特徵。可以說,這種狀況,是一定時期內我國史學沉悶、遲滯、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歷史認識論研究一開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認識主體問題。
1.關於主體意識結構
歷史認識主體研究,首當其衝的是要解決歷史認識的機制問題。中國曆來的歷史學家,似乎都還沒有認真考慮過歷史認識是如何發生、如何形成的問題,沒有對自己的認識機制進行過自我追問,自我考量。而這的確是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柯林伍德在他的《歷史的觀念》一書中說:“人希望認識一切,也希望認識他自己……沒有關於他自己的某種知識,他關於其他事物的知識就是不完備的;因為要認識某種事物而並不認識自己在認識,就僅僅是一半認識,而要認識自己在認識也就是要認識自己。自我認識對於人類是可願望的而又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的緣故,而且是作為一種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沒有其他的知識能批判地被證明是正確的,並且牢固地被建立起來。”(p233)一個清醒的歷史學家,一個希望擺脫認識盲目性的歷史學家,必須要反思自己認識的生成過程和生成機制問題。
主體的歷史認識不是從白板開始的,而是有一個認識開始之前的大腦準備狀態,有一個主體賴以展開認識活動的先驗①的結構或圖式,每個人的認識,都無例外地是從這個已有的結構或圖式出發的。率先探討主體認識結構的是劉澤華、張國剛先生。他們認為,史家的認知結構,大致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歷史觀;第二,認知環境;第三,史家的知識構成與思維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與性格等個性因素。歷史觀是史家從事認識的指導思想。認知環境形成歷史認識的情境條件;史家個人的知識構成與思維能力對歷史認識的影響也十分明顯。情感、性格等個性因素在歷史認識活動中的作用更為微妙,是造成史家認識千差萬別的極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認知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除了隨著本身每一個構成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外,史家本人歷史認識的深化和發展也會產生反饋作用。史家認知結構的改善與調整是一個相互作用的迴圈往復的發展過程。
此後,筆者也撰文討論主體意識結構問題,認為史家主體意識結構,主要有哲學觀點、政治立場、知識基礎、生活經驗、情感、性格氣質等六個基本的要素所構成。哲學觀點包括認識主體的世界觀、人生觀、倫理觀、價值觀等,是認識主體對整個世界、社會、人生的全部看法的總和,是主體意識的靈魂。政治立場或政治態度,是歷史學家的社會屬性,歷史學家對現實政治的理解,對現實政治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是其認識歷史的一種重要的中介條件。知識基礎是史學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獲得的知識的總和。它包括知識水平、知識結構以及以此為基礎所獲得的思維方式、認識能力等。哲學觀點、政治立場兩種因素,主要是規定著主體認識活動的方向;而知識基礎的作用,則決定著主體的認識活動所可能達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經驗是史學家特殊的生活閱歷的積澱,它使認識主體在看待、理解歷史事物時,具有一種特有的體驗色彩。情感,是主體意識結構中非理性因素的一個方面。性格氣質是主體意識結構中最能顯示主體個性差異的心理素質,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體意識結構個性特徵的最頑強的因素。
①這裡所謂“先驗”,是指在具體的認識活動展開之前就已經具備的大腦準備狀態,而並非是說主體先天具有的意思。主體認識結構,是主體在以往長期的社會活動實踐、生活閱歷以及接受學校或社會教育過程中形成的思維結構。它本身有一個複雜的形成過程,而對於每一次具體的認識活動來說,它又是已經具備的,具有“先驗”的性質。
其後,姜義華先生、寧可先生等,也都在他們的史學理論著作中,提出了對主體意識結構問題的基本看法。姜義華先生認為,主體意識結構大體包括社會地位、價值取向、知識結構、思維方法、行為環境、工作方法等幾個方面。社會地位和價值取向,經常決定認識主體的認識目的要求、需求方向與強烈程度、價值評判的標準及追求科學結論的基本態度;知識結構和思維方法,是人們接受前代與同時代知識成果的結晶,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將為人們提供不同的參照系統、理論構架、規範程式、觀念體系,將為人們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認識能力;行為環境和工作方法,是歷史認識者實際認識歷史的作業系統,直接關係歷史認識能力能否順利得到施展和歷史認識活動能否健康進行。歷史認識者的所有這些主觀因素是客觀歷史發展的結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對整個歷史認識活動產生積極影響。(p93~94)寧可先生把主體意識結構稱為歷史認識的精神性中介系統,他揭示的主體意識結構包括四個方面:屬於自然科學性質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號系統、數理邏輯結構、自然科學知識、理論等等;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中介系統,如語言文字系統、形式邏輯、辯證邏輯系統,社會科學知識、理論等;屬於個人社會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觀念、國家觀念、階級意識、宗教信仰、倫理道德觀念、政治傾向等;屬於個人的個性、生理、心理範疇的中介系統,如意志、情感、直覺、潛意識等。(p79~81)
近年,青年學人王貴仁對主體意識結構問題有新的探索。他說,史家的主體心理是一個複雜的結構系統,是非理性因素與理性因素的有機結合。它既包括史家的歷史直覺、歷史視野、歷史情感、歷史態度以及思維的個性品質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識結構、世界觀、道德觀、審美觀和科學觀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歷史思維的各種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態和思維功能劃分,可以將其分成三大層次:內隱動力層、理性智慧層和資訊概念層。王貴仁講的史家歷史心理結構,亦即前邊學者所講的史家主體意識結構。
這些關於主體意識結構的討論,初步揭示了歷史認識發生的基本機制。它說明,歷史認識的發生,絕不僅僅是“認識就是反映”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歷史學家,對材料反映不反映,怎麼去反映,反映到什麼程度,都是由他的主體意識結構來決定的。反映不是被動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動的,因人而異的。每個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都是由多種認識因素相互聯絡、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整體。由於每個史學家不同的知識基礎,獨特的生活經歷,情感意志、性格氣質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質,以及由這諸多特殊的個人因素所滲透其中的哲學觀點、政治立場,就使得每個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都顯示出鮮明的個性特徵。於是,獨特的主體意識結構,就是史家個人用以衡量歷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測度歷史的結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體歷史研究實踐中所呈現的,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維方式,特殊的判斷尺度,並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門、千差萬別的歷史判斷。關於歷史認識主體的認識結構的研究,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史學研究百花齊放的主體性根源。
2.主體意識滲透的不可避免性與加強主體意識問題
既然主體意識結構是在具體的認識活動開始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並且正是由於它的存在,歷史認識才成為可能;那麼,主體意識在歷史研究中的滲透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並因而是正當的,合理的,無可厚非的。以往那種把主體意識看作是扭曲歷史認識客觀性的因素,並竭力在歷史研究中排斥主體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棄;一種以張揚主體性為特徵的認識論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學理層面的合法性論證。於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展開的歷史認識論研究中,對於主體的主體性、能動性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識到了主體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張揚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成為該時期歷史認識論研究的中心話題。
關於史家主體意識在歷史研究中的能動而積極的作用,論述最多。劉澤華說,正是由於有史家主體意識的發揮,主體意識的增強,歷史認識才可能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他認為,史家主體意識的作用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歷史本身是一個整體,但文獻資料只反映零散的個體和某個方面,只有經過史家主體意識的選擇和架構,才能再現或接近歷史的整體;其次,歷史是一個有機過程,但史料多半是已凝結的遺蹟或只反映過程的一個片斷或側面,只有經過史家的加工、排列、組合、活化,才能使歷史過程有聲有色;第三,歷史現象背後隱藏著本質和必然等方面的內在關係,史料一般只反映現象,只有經過史家的主體意識才能發掘現象背後的本質、必然等關係;第四,歷史科學具有人文性,“察古而知今”,只有經過史家的主體意識才能啟迪現實人的思想。
筆者也特別強調史家主體意識在史學研究中滲透的不可避免性,認為歷史學家對歷史事物的認識,是一個主體意識結構同化外問刺激的過程,是史家主體意識重建歷史過程的運動。當一個歷史學家接觸一段歷史材料後,他就開始調動起主體意識結構中的各種因素對它進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態度使歷史材料顯現出某種突出的社會性價值,激起他進一步探討的興趣,並因而奠定了他理解歷史的一個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閱歷溝通了他對歷史的會意性理解,為進一步地深入研究鋪平了道路;還可能因某種情感上的體驗引發了他對歷史現象的崇尚與鄙視,同情或反感,並由此影響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為性格氣質方面的原因,影響他作出是否對這一歷史現象進行深入探討的裁決。不同的歷史認識成果,是不同的主體意識結構的產物。主體意識在歷史研究中的滲透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那種排斥主體意識、追求純客觀性歷史認識的認識理想化傾向,是一個頑固的思想偏見,它排斥主體意識的發揮,遏制了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王也揚說,人們正確地認為,歷史認識是主體對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卻往往把這種認識的結果看作是對歷史本來面目的絕對恢復,而這個“本來面目”又是客觀歷史所固有的、未經主體活動改變的自在狀態。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客觀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今天的歷史是今天的人經過主體性活動再現的。歷史的內容是主體根據自己的認識結構,從客觀歷史中選擇、擷取和加工過的。歷史的規律和特點,也是主體通過實踐,藉助一定的手段,從大量客觀歷史現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來的。如果忘記了這些東西只是主體一定認識階段的產物,那麼勢必會被它們所捉弄。
林壁屬指出,歷史認識是歷史認識主體通過運用歷史認識工具、歷史認知圖式和史料、歷史遺存物去實現客觀歷史實在的重構,是主體對客體的重構。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把純粹客觀的歷史實在轉化為具有意義的歷史知識,其中也包含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實在的理解與解釋。歷史認識主體對認識客體的重構,已經脫離了“純粹客觀”的自然狀態,滲入了史家的主觀意識和價值評判,成為史家筆下寫出的歷史。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9]
於沛先生把主體意識在歷史研究的滲透特別強調為是一種創造性作用。他說,歷史認識的過程,是歷史認識主體依據一定的史學理論方法論進行積極的“創造”的過程,其創造性表現在歷史認識的全部過程中。首先,認識社會歷史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從“過去”認識“現在”和“未來”,並不是自發完成的,但作為科學的歷史研究這又是不可缺少的,這樣,歷史認識主體的創造性問題便不可避免地凸現出來。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史壇出現了歷史研究的理論化趨勢,即重視歷史過程的理論性描述,不再僅僅是歷史過程編年式的排列和史料的堆砌;此外,更重視分析歷史文獻資料中所蘊含的深刻的歷史內涵,分析史料所傳達的歷史資訊背後的複雜的歷史內容。最後,對歷史研究的結論也不再是就事論事,滿足於對某一個或某幾個問題的孤立的結論,而是將其放在社會歷史程序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之中,從歷史的因果關係以及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聯絡中,進行理論的概括,而要真正地做到這一點,沒有歷史認識主體的創造性,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實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歷史認識主體的創造性,就沒有現代意義的歷史科學。[10]
在認識主體意識滲透的不可避免性之後,人們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加強或改善主體意識的問題。這就和傳統史學思想形成了更為鮮明的對照。筆者在前引文章中就特別呼籲要加強主體意識問題。其基本途徑是:首先,我們的歷史學家應該從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學理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其次,要提出進一步強化自覺的主體意識問題。最後,加強史學研究中的主體意識,還需要提出重視主體修養的問題,這是加強自覺的主體意識的基礎。加強主體修養,首要的是加強理論修養,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改造我們的主觀方法,從而獲得真正的主體性解放。其次,要改變我們知識結構單一、貧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後的狀況,廣泛吸收自然科學和其他科學的知識素養和方法論手段。再次,應該從舊的史學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拓寬視野,開闊思路,培養開拓性研究的興趣和能力。最後,要培養高度自覺的責任感、使命感,關心當代社會的發展,增強從時代需要出發去認識歷史的自覺意識。
於沛先生也強調了加強主體意識問題。他說,加強主體意識,首先應該全面、系統地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其次要有強烈的史學理論創新的慾望和行動。缺少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沒有歷史認識主體積極主動精神的發揮,是不可能有史學理論創新的。歷史科學的進步以史學理論的創新為前提,史學理論的創新則以主體意識的不斷加強為基礎。[10]
3.歷史認識主體的社會性問題
歷史認識主體的社會性,也是80年代以來歷史認識論研究中關注較多的一個問題。不研究主體的社會性,關於主體的認識就是不完整的,也無法解釋史家主體意識結構如何形成的問題。
筆者曾經較早地論述過這個問題:研究主體的社會性,主要是探討社會時代條件對主體的影響。任何歷史學家,都是他的時代的產兒。他的知識水平是當代的水平,思維方式具有當代人共同的思維特徵,研究課題出自於當代的社會需要,因而得出的結論也打上了當代社會的特有印記。主體意識中社會性的滲透,使一定時期的歷史學家在研究實踐上具有共同的指向,而且社會性(時代條件)又在客觀上規定了史家的認識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於是,在個體史家的認識活動中就必然有共性的東西存在,使人們的認識在客觀上具有可比性、可判斷性、可檢驗性。社會歷史性是主體屬性的規定,史學認識主體認識歷史的廣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自身所處的時代的認識和把握。社會歷史性和主體意識的獨特性,構成一個歷史學家自身屬性的兩個並行不悖的規定性。[11](p173~180)
王貴仁曾集中論述史家歷史思維的外在制約機制,其實就是談的史家主體的社會歷史性問題。他說,每一位歷史學家都不是抽象的個體,而是生活在一個確定的時代中,受時代獨特的社會需要、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個人的歷史觀念,歷史思維的內容、方式等都表現出時代性、社會性。史家作為特殊的歷史思維主體,其歷史思維形成於史家生活的現實世界,並反映現實的要求。史家歷史思維的心理結構層次、歷史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是史家在社會實踐(包括學習活動)、社會交往中逐漸獲得和形成的。在史家歷史思維背後,存在著一個左右歷史思維方向的力量,即社會現實的需要。
4.關於群體史家主體的研究
以上關於歷史認識主體的討論,都是以個體史家主體為物件的研究。關於群體史家的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重視。李林針對西方相對主義史學過分強調史學主體認識的差異性的傾向,著重探討了史學主體認識的一致性問題。他認為,決定史家群體認識一致性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客觀歷史的發展決定著歷史認識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二)歷史學的自律性規定著史學主體認識之間的經驗認同;(三)歷史美學的基本原則規定著史學主體認識的目的趨近性;(四)科學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資訊的開發和溝通,決定著史家認識趨於一致的可能。[12]
何曉明也集中討論過史家群體的主體意識問題。他說:主體的存在形態大致可分為三種:1.主體的個體形態,或稱個人主體;2.主體的集團形態,或稱集團主體,即由一定數量個人構成的具有共同意識和共同實踐目標的社會群體;3.主體的類形態,或稱人類主體,即以全部自然界為認識、改造物件的人類全體。因為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有賴於史家集體的創造活動,他選擇以主體的集團形態為定義域。“史家主體”是區別於其他社會群體,有著共同職業分工、知識結構、社會使命、文化功能的集團主體,其“史家主體意識”,也專指特定社會群體意義上的史家,對於自身社會角色體驗的理論昇華;對於自身特殊職業道德、職業素質的自我規範;對於自身群體在人類認識、改造世界總體活動中所處地位、所起作用的自我把握。[13]
個體史家主體意識的研究使我們在歷史研究實踐中重視歷史學家的主體性問題,在歷史認識研究中重視歷史認識的相對性問題;而關於群體史家的主體意識問題研究,則可以使我們在歷史研究實踐中重視史家群體的學術規範問題,在歷史認識論研究中重視歷史認識的社會性問題。因此,關於史家群體主體意識問題的研究,也同樣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這方面的研究,不是關於認識主體研究的主要方面,因為,中國史學界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個體史家的主體性解放和史家個性的培養問題,關於個體史家的研究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學者的注意力。
關於歷史認識主體的研究,還有許多值得評述的方面。譬如,關於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問題、主體性與主觀性的區別問題、主體間性問題、甚至主體的定義問題等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提出的新問題。但在主體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核心的問題,還是如何看待主體在歷史認識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如何發揮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問題,所以,我們僅就以上幾個方面進行了介紹和評述,這些方面表示著認識論研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並且正是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於推進史家的觀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更有助於推動史學的發展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