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史學史上，有關主體性問題的爭論和分歧，可以19世紀的客觀主義史學（此處僅指蘭克學派的史學思想）和當代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為代表。
總的說來，客觀主義史學家們把主體性看作是一種消極的東西，主張抑制它、擺脫和消滅它，並相信經過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擺脫主體性的糾纏。歷史研究的日的是客觀如實地說明歷史。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讓歷史自己來說話。妨礙和影響歷史認識的客觀性、真實性的主要威脅來自主體自身。為此，他們設計出種種方法，規定各種研究的原則，努力想淨化歷史認識過程，幫助主體抑制、擺脫和消滅主體性。在他們看來，歷史學家應是一個完全客觀的人，一面鏡子、一種工具，主體一旦抑制、擺脫了主體性，就可以達到“如實地說明歷史”，達到不是我在講歷史，而是歷史通過我的嘴來講（歷史學家菲士泰爾·庫朗熱語。見《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1，2頁。）
客觀主義的史學思想受到了當代史學家的懷疑和批評，其中尤以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史學家的批評最為嚴厲。他們認為，歷史事實本身並不會說話，只有當歷史學家耍它們說，它們才能說，讓哪些事實登上講壇說話，按什麼次第講什麼內容等，都是由於史學家決定的。事實就象一隻袋子，你不放一些東西在裡面，它是站不起來的。他們強調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性和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歷史認識活動。有的說在歷史學家製造歷史事實之前，歷史事實對於任何歷史學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有的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歷史就是過去的思想在歷史學家心靈中的重演，有的說歷史是歷史學家的經驗，歷史不是別人而是歷史學家“製造出來”的，寫歷史就是製造歷史的唯一辦法。但是。他們從主體方面出發，得到一個與客觀主義史學家相似的看法，即仍然把主體性看作是影響歷史認識客觀性的消極因素，或者說主體性和主體效應的結果必然是造成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主義，主體性即主觀性。“他們認為過去的知識是通過不止一個人的頭腦而流傳下來的，並且是經過他們‘加工處理過’的。因此，這種知識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與個人無關的、任什麼也改變不了的因素……，既然所有的歷史判斷都牽涉到人和觀點，而此人此一觀點跟彼人彼一觀點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會有‘客觀的’歷史真實了”（《歷史是什麼》第2頁）。
於是，我們便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象客觀主義史學那樣，抑制、擺服和消滅主體性去追求歷史認識的真實性，還是象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史學那樣，肯定、強化和高揚主體性而放棄、犧牲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呢？
當代思維科學的研究已經證明，認識總是在主體先存的認知圖式的統攝下進行的，相對於認識客體來說，主體總是處於一種主動態勢和能動狀態，沒有主體的主動干預，沒有主體認知圖式的操作和運轉，認識活動是無法進行的，主體對客體的認識也無法獲得。歷史認識活動也不例外。
客觀主義史學對主體性的排斥和對主體效應的否認，主要由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於對19世紀前歷史哲學的反叛。他們看到了理論和觀念粗暴地歪曲歷史的事實，認為思辨式的研究方法是歷史哲學家們構建理論體系的思想工具。為此，他們把歷史講究的目的和任務規定在對歷史事實的發現和確定，而無需對事實提什麼問題。他們反對對歷史進行任何抽象、概括和評價，認為只有感性直觀才能為我們提供確切可靠的歷史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證主義史學思想是由它所肩負的批判歷史哲學的歷史使命所規定的，也是史學思想發展史上合乎邏輯的一環。但是，他們由懷疑和否認錯誤的抽象思維而錯誤地懷疑和否認一切抽象概括和評價。由懷疑和否認主體性的負效應而錯誤地排斥主體的一切作為。試圖以抑制、消滅主體來淨化歷史認識過程，保全“歷史的貞潔”，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第87頁、第233頁）。另一方面是出於他們對歷史認識活動的直觀理解，即完全從客體方面來理解歷史認識的發生問題。他們認為歷史認識不是產生於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和史學實踐之中，而是產生於客體對主體的給予，主體只是一種被動、消極和等待著被給予的工具。這種理解很符合日常生活的經驗，但在邏輯上卻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客觀主義史學對歷史認識的本源問題持一種客觀主義的態度。即肯定歷史認識物件是先於認識、獨立於認識主體之外的客觀實在，並把它看作是歷史認識的基礎和前提。但是，一旦把對認識本源問題的理解直接搬入認識發生問題的討論中，簡單地把物質決定意識等同於客體決定主體，就會產生這樣一個矛盾；既然主體只是等待著被給予的消極的工具，那麼憑什麼說物件是先於認識和獨立於認識主體之外的客觀存在呢？因為上述判斷本身就是認識的結果。無條件地承認在認識（給予）前的物件的獨立存在，不就是承認了有一種可以不通過給予的認識嗎？有一種先於認識的認識嗎？
同時，用給予的觀點也很難解釋具體的歷史認識活動，在一般的認識活動中，尤其是在感性認識階段的感覺層次上，認識還可以用“給予”來描述，還可以感官與物件的關係來說明；那麼歷史認識活動，即使是感性的認識階段（如歷史事實的確定和發現）也總是表現為思想與物件的關係。思想所把握的總是一般性的規定，思想與物件的關係總是表現為普遍性概念和個別性事實的結合。如果主體只是一種被動、消極的工具，自在的事實又怎麼會變成我們現實研究活動的客體呢？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又是如何實現的呢？
只要仍抱著以客體為中心，讓主體圍繞客體旋轉的思維形式，上述矛盾就無法解決。解決的途徑，就需要從主體方面來理解歷史認識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史學肯定、強調主體性是有積極意義的。從忽視、否認主體性到肯定、強調主體性，意味著歷史學家對自身研究活動的深入，意味著史學思想上的一個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對史學研究主體性的誤解和種種擺脫，抑制和消滅主體性的努力，已經把歷史學家對自身的理解和史學實踐引入歧途（羅素在《人類的知識》裡曾說，擺脫主體性的願望，已經在有關的認識淪方面，把一些近代哲學家引入了迷途）。如對歷史認識真理的絕對主義態度；熱衷於歷史事實的確定，而對發現規律少有問津，只注重對史料的考訂鑑別，而不願對史事作概括、綜合和評價等。
與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史學相反，我們認為，主體性的存在並不必然會消失掉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主體性並不等於主觀性。這種不等於的依據，來自主體具有的“天賦”能力，表現為主體認知圖式與客觀歷史圖式的同構或一致性。主體的認知圖式是先存的，但不是先驗的，它是主體在後天的教育、學習和史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人類的知識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的'特點，前輩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總是為後來的史學家創造和提供了一定的知識、理論框架和思維模式，後來的史學家們通過縱向的歷史聯絡和橫向的社會聯絡，通過資訊的傳承和交流，在前人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認知圖式，從事新的歷史認識活動。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家的認知圖式並非是主體自身的主觀建構，“主體絕對不能隨意地好象玩一個遊戲或畫一幅畫那樣來自由地安排結構”（皮亞傑；《結構主義》，第43頁。）。從根本上說，主體的認知圖式是客觀歷史圖式的內化和積澱。客觀歷史就共本質而言是受一定規律支配的並具有自身的聯絡和秩序。這種規律、聯絡、秩序的最普遍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客觀歷史的圖式。通過史學實踐，多種多樣的歷史圖式轉化為語言，概念等，最後又內化和沉澱為主體的認知圖式。在歷史認識活動中，一方面是認識主體用先存的認知圖式去建構客觀歷史的圖式，另一方面認識主體以客觀歷史的圖式為藍本不斷地重建自己的認知圖式。隨著主體認知圖式的不斷重建，主體的認知圖式就能越來越逼近客觀歷史的圖式，主體也就能越來越客觀、越來越真實地反映客觀歷史、認識的主體性並不會消失掉認識的客觀性。相反，認識的客觀性只能產生於主體性之中，主體性的本質是傾向於認識的客觀性。
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根本缺點是抽象地發展了主體性。在思維方式上，他們不是用對立統一的觀點，而是用非此即彼的觀點來分析歷史認識的主客體關係。由原來的以客體為中心，讓主體圍著客體轉的思維方式轉換到以主體為中心，讓客體圍著主體轉的思維方式，並完全從主體方面來理解歷史認識的發生問題。結果，主體變成了專橫主觀的主義，客體成為一堆任人擺佈的材料，“歷史事實是沒有地位的，解釋卻是一切”。其次，他們混淆了歷史認識的發生與歷史認識的本原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或者說是不恰當地把歷史認識的發生問題中的主體的地位、作用誇大到歷史認識的本原問題上，提升到本體的高度。於是，主體不僅決定客體，而且還吞沒了客體。如貝克爾所說：“我們承認有兩種歷史：一種是一度發生過的實實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種是我們所肯定的並且保持在記憶中的意識上一系列事件。……但是事件的實在的—系列，在我們看來，只存在於我們所肯定並且保持在記憶中的那意識上的一系列之中。這便是為什麼我不得不把歷史和歷史知識等同起來，為了一切實用的宗旨，對我們和當前一時來說，歷史便是我所知道的歷史”（《當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第260頁）。於是，肯定了歷史認識的主體性，保持歷史認識的發生和歷史認識的本原問題上的一致，“解決”了實證主義史學理論的矛盾，但是拋棄和犧牲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實際上仍未能科學地說明主體性問題。
客觀主義史學對主體性的抑制和對主體效應的否定，從另一方面提示我們應該注意主體性的消極作用和負效應。在歷史研究中，因主體認知圖式的原因而導致的認識偏離和失實的事例比比皆是。許多著名的史學家，哲學家，常為證實自己的理論而隨意歪曲史事和篡改史料，或者是從歷史中選擇事實為自己的理論體系辯護，凡不合己用的一概摒棄。
顯然，主體性具有兩種效應：一方面由於主體性的存在和發揮，使主體能更完全、更準確地認識客體，達到對客體的真實反映，這是主體性的正效應，或稱主體性的積極方面和肯定方面，另一方面由於主體性的存在和發揮不可避免地造成認識與客體的偏離，這是主體性的負效應，或稱為主體性的消極方面和否定方面。主體性的兩種效應從主體方面來說，是來自於主體認知圖式功能的二重性。由於主體認知圖式的操作和認知功能的發揮，認識不再是客觀歷史的臨摹複寫，而是能動的創造構建；不是消極的等待感知，而是積極的探索和主動的提問。主體認知圖式的介入使主體能有選擇、有指向地在混亂雜多的歷史資訊中迅速而準確地捕捉到自己的物件，並將它們整理成一定的秩序和規則，否則便會沉沒於歷史資訊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星星點點、若隱若現的歷史材制，經過主體認知圖式的分析綜合，聯屬成一個個完整的感性形象。不是這樣，歷史人物就難以活現，歷史事件也無法重演。再經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加工處理，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最後形成對歷史多方面本質屬性的統一的具體認識。認知圖式的積極功能產生了主體性的正效應。同時，在認知圖式的操作中，圖式中的各種主觀因素必然會干預和介入到認識活動中，造成認識的主觀性和認識與客體的偏離。認知圖式的消極功能產生了主體性的負效應。
主體性的兩種效應滲透於整個歷史認識活動中，最後又彙集、凝聚並集中體現在認識的成果上。任何一種史學思想，既凝聚著主體性的積極，肯定方面，又凝聚著主體性的消極、否定方面。既不是純而又純的客觀，也不是純而又純的主觀。而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相對與絕對的統一。因此，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某些歷史認識活動和歷史認識成果都是不正確的，即使是基督教神學史觀，也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客觀性。
正與負、積極肯定與消極否定，如同一條軸線上的對立兩極，主體效應就在這條軸線上的兩極間移動。當主體能夠不斷地按照客觀歷史的圖式來重建自己的認知圖式，並用不斷完善的認知圖式去反映客觀歷史，主體性的積極、肯定方面就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和高揚，認識的結果就表現出顯著的客觀性。當主體不是時時按照客觀歷史的圖式來重建自己的認知圖式，而是“強物就我”地把歷史圖式納入自己的認知圖式，來保持和加強原有的認知圖式，這是主體性的消極、否定方面的作用，其結果就表現為認識的極端主觀性。
歷史認識的根本目的是追求認識的真實性，追求認識與客觀歷史的一致和符合。從主觀方面來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通過發展、強化、完善主體的認知圖式來實現。但是，主體認知圖式的發展、強化、完善又不單純在一個自身封閉的系統內憑空臆想，必須以客觀歷史為藍本和規範，通過認識活動中主客體間的資訊的交流、轉換來實現。這便顯示了主體性的相對性和有條件性，反映了客體對主體性的制約性。
綜上所述：歷史認識的主體性就是歷史認識活動巾主體的主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它是歷史認識主體的特性，是主體之所以成為主體的基本規定。歷史認識不是客體對主體的簡單給予，而是主體對客體能動的積極創造。主體性也是歷史認識的基本屬性，只要有人的歷史認識活動存在，就必然帶有主體性的屬性，不帶有主體性的“純淨”的歷史認識活動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表面上看，主體性的探討似乎會否定認識的反映本質，實際上它否定的是機械、照相式的反映，而旨定了歷史認識的本質是創造性反映。創造與反映不僅不矛盾、不排斥，相反，它們統一地構成了歷史認識的本質。
作為主體對客體的一種主動態勢和能動狀態，歷史認識的主體性貫串於整個歷史認識的過程，最後又集中地匯聚到認識的結果中。主體總是按照自己的認識能力，思維形式、內在需要、價值尺度去選擇客體和理解客體的。主體性的作用，意味著主體自身性質、狀況決定和制約著歷史認識活動和歷史認識成果的性質和狀況。任何一種歷史的理論、學說，都不可避免地滲透和凝集了主體的因素和屬性，純而又純的歷史真理是不存在的。主體性的探討，從表面上看會降低和拋棄對歷史認識真理的信念，實際上拋棄的是歷史認識真理可以輕易獲得的幻想（謝龍主編：《現代哲學觀念》，第162頁）。
主體性是歷史認識論的範疇，是描述主體在歷史認識發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範疇。主體性的存在並不排斥和否認客體的優先存在。將主體在認識發生中的作用提升到認識本原層次上是錯誤的。但是，優先存在的歷史現象之聽以成為我們的認識客體，不只是由於它的客觀存在，而在於主體的認識指向，這就顯示了主體性的意義。
主體性體現在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之中，它又是一個關係性的範疇，主體的主動態勢和能動狀態都離不開它的承受物件，沒有客體就無所謂主體和主體性。因此，主體性不是無條件和無制約性，主體性總是與客體性相對應的，它總是受到來自客體的性質、狀況和屬性的制約。主體性的探討，一方面是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肯定和高揚，另一方面是主體對自身能力的限制性的反省和覺醒。忽視了客體性，忽視客體對主體的制約，也會走向片面和引出錯誤的結論。
此外，從歷史認識的本原來說，認識絕對地依賴於外在的物件，歷史的客觀存在是歷史認識的前提和基礎。但是，知道歷史是獨立於主體外的客觀存在，又是認識的結果。認識的結果又是認識的前提，那麼如何解釋歷史認識的起點和終點呢？這是客觀主義史學無法解決的矛盾。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史學試圖從主體方面來解決這一矛盾。而具體的研究則從闡明“歷史事實”概念的內涵入手，一方面肯定認識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批評籲日信歷史事實的硬核客觀地獨立地存在於歷史學家的解釋之外，這是一種可笑的謬論，然而這也是一種不易根除的謬論”（巴爾格：《歷史學的範疇和方法》，第144一178頁。）。於是，歷史事實的範疇在近百年來發生的轉變在深度上可與19至20世紀之交自然科學中的物質範疇的命運相比。但是，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史學並沒能科學地闡明歷史認識的主體性問題，也沒有真正解決實證主義史學的矛盾，他們只是調轉了起點與終點、前提與結果的秩序。如果我們用辯證的觀點來分析，就會發現歷史認識活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是主體和客體圖式的轉換過程，當前一認識的結果變為後一認識的前提時，它已由客體的圖式轉變主體的圖式而介入新的認識活動。因此，它既是認識前提，又是認識結果，既是認識終點，又是認識起點，歷史認識過程是螺旋式上升的“一串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