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笨花》是鐵凝重要的長篇作品之一，小說中，讓人印象突出的是作者獨特的歷史敘述方式，小說把“歷史”作為一種底色，它的在場既不承擔認知的義務，也不是某種單純的道德敘述，而只是一種普通鄉村生活的背景。小說從民間的視角敘述“歷史”，“歷史”給笨花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舞臺，“歷史”給笨花人提供著生存的根基，但這裡的“歷史”卻不承載任何意義，他只作為一種背景，見證者笨花人本色的生活和生活中人的精神氣質。
關鍵詞：笨花；歷史敘述；民間視角；世俗生活
中圖分類號：H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2）12-0000-01
在中國現當代的小說中（尤其是長篇小說）對“歷史”的敘述方式可謂紛繁多樣，呈現出不同的文化面目，建國初期的革命歷史小說、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尋根小說、新歷史主義小說等等，這些小說的文字中都包蘊了以不同方式敘述的不同內容的“歷史”形態，而掩蓋於小說文字中的形態各異的“歷史”一方面表現出不同文字的審美意義、不同作家歷史觀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建夠構起無數經典性的文學精品，鐵凝的《笨花》也以其獨特的歷史敘述向經典的“歷史”書寫發起了一次有力的挑戰，併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書寫歷史的可能。
《笨花》這篇小說以一個冀中平原的小村子——笨花村為視角展示了從清末民七年級直到抗戰時期的這段歷史。可以說這個階段的歷史是中國現代史上非常動盪混亂的時期，而作者卻把這麼動亂的一段歷史雜糅到一箇中國最平常村子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現出相當平常溫和的基調，和以往小說的歷史書寫形成了明顯的差異。
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以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維來理解歷史，並以重新構設歷史真實來滿足政治教化的需求為創作目標，這種方式的歷史敘述是具有鮮明的歷史本質主義的，是作家主觀去建構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所期待的並具有特定意義的歷史文字。而傷痕小說、反思小說等的出現也並沒有完全改變十七年小說的歷史敘述方式，雖然在這些小說中個人化的敘述獲得了一些合法的權利，但仍然延續著革命歷史小說巨集大敘述的模式，“歷史”在小說中仍然被賦予了一套完整的意義。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出現看似打破了傳統的歷史書寫方式，它以“紀實和虛構”、“反諷”、“戲訪”等後現代性的方式解構了過去小說中歷史的正義性、神聖性，但解構本身就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建構，新歷史主義小說家認為“歷史的真實應該是意義的真實，而走進歷史深處的目的正是為了意義”①。新歷史主義小說在消解革命歷史小說中“歷史”文字意義的同時建構了一套具有新的意義的歷史文字，這樣一來，新歷史主義小說和革命歷史小說中“歷史”所擔任的功能是相同的，雖然形式不同，“歷史”所承載的.意義各異，但是從根本上說在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中的“歷史”都是被“本質主義”化了的歷史。
而在小說《笨花》中，“歷史”成為了一種底色，它的在場不是承擔認知的義務，也不是某種單純的道德敘述，而僅僅是一種普通鄉村生活的背景，小說從民間的視角敘述“歷史”，“歷史”給笨花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舞臺，各色故事在這裡展開，“歷史”給笨花人提供著生存的根基和依託，他們的生活命運因此發生改變，但這裡的“歷史”卻不承載任何意義，它只是一種背景，而在這背景下展開的本色生活和生活中人的精神氣質才是作者突出強調的，小說的開頭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景象：吃晚飯，院子的形狀，驢打滾，雞蛋換蔥，賣燒餅的，賣酥魚的，作者給我們描述了笨花村舒緩而平靜的生活，而這種對生活日常性的描述也貫穿了整個小說，無論歷史發生了怎樣的動盪，但笨花村的人們還在過著他們的日子，西貝小治的打兔子在繼續，梅閣仍舊堅定的信教，種花、掐花、摘花、拾花不曾間斷，女人們照舊鑽窩棚，糖擔兒還是賣他的貨，這種鄉村生活日常性的描寫還原了“歷史”的本色，展現出民間生活的原生態面貌。
而這種原生態的民間生活可以說是笨花村人自己的歷史，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執行的笨花村人的“小歷史”，“小歷史”的執行突顯出了一份樸素的道德秩序，笨花村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堅守著這份道德秩序，向家三代人面臨歷史所做出的選擇恰好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向喜身在亂世中間，面臨著多種選擇和判斷，他本可以順勢向上爬得更高，但他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做人原則——忠誠、與人為善、重情重義，他寧願放棄權力財富也不違背自己的道德操守；向喜的兒女向文成、取燈、文麒、文麟，孫子武備、有備則以不同形式勇敢的參加了抗日戰爭；向家這三代人生活的背景、性格以及個人處境都大不相同，但是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堅守維護著正義、善良、忠誠這些基本的道德秩序，當然不只是向家人，笨花村的大部分人的內心都懷有著這樣樸素的道德情懷，瞎話儘管平時“瞎話聯篇”，但一旦面對日本人他就表現出了充分的機智和勇敢；“走動”以前光是為了女人而走動，而國難當頭，他就義無返顧的為抗日而奔走；就連那個“總在夜裡遊走”的“糖擔兒”也毫不含糊的為村人敲鑼報信。透過這些樸素平凡的笨花人的“世俗生活”，我們發現了笨花村“小歷史”的執行秩序，也看到了大歷史的最終走向——正義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笨花》中對人物命運的安排也體現出了對以往小說歷史敘述的顛覆和挑戰，向喜這樣的風雲人物沒有悲壯的犧牲，反而死在了糞池裡，取燈這位抗日女戰士竟被日本人糟蹋後殺死，而日本兵松山槐多對中國人表現出了充分的友好，最終居然為了中國人民而被日本兵亂槍打死，那個來自瑞典的牧師山牧仁不單單是關心教會的信徒，對普通中國老百姓的命運也表現出充分的關注和同情，歷史除了必然性還有著多種可能性和偶然性，《笨花》儘可能的還原了一段“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去建構一個“意義”的歷史，因此，抗日戰士的死可以不壯烈，而“敵人”也有可能成為朋友。
《笨花》中的歷史敘述提供了一種新的書寫歷史的可能，“歷史”在這篇小說中褪去了昔日濃厚的理性色彩，從容平靜的為一箇中國普通村落的“世俗生活”做陪襯，《笨花》中“歷史”的在場不是為了宣揚某種即定的意義，只是想還原那個特定時期平常人的生活“原貌”，《笨花》中的“歷史”是“人”的歷史，是“生活”的“歷史”，也是真正的“歷史”。
註解：
① 雷世文：《中國當代小說的歷史哲學建構》，《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冬之卷，第173頁。
參考文獻：
［1］ 賀紹俊.鐵凝評傳.［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
［2］ 雷世文.《中國當代小說的歷史哲學建構》［J］.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冬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