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幸福和公正是在倫理學中必須討論的三個基本問題，但是，自由並不是倫理學問題，而是倫理學的哲學基礎問題（與之不同，幸福和公正則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這樣一個細微的區分並非沒有必要，因為在現代社會裡，絕大多數人都把自由看作是一種價值，而這是一個細微但是重要的錯誤。價值意味著關於各種事物的一種評價標準和生活偏好，人們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因此總能夠選擇或者拒絕某種價值。假如把自由看作是一種價值，就好象是說，某些人喜歡自由，那麼他們將選擇自由；而某些人沒有對自由的價值偏好，那麼他們可以不要自由。一個人不要自由顯然是荒謬的，因為假如沒有自由（當然是有限的自由。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將無法生活。儘管在邏輯上完全可能設想某些人特別另類，以至於偏好去當奴隸什麼的，這是相當怪異的。但問題不在於“怪異現象”（怪異現象即使有，哲學對怪異現象也不感興趣），而是在於，如果一個人就想當奴隸，那麼至少對於他來說，倫理學問題消失了，因為生活意義消失了，在這裡，倫理學問題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所以，自由是倫理學問題的前提。
盧梭說人生來是自由的而又總是在枷鎖中，這非常準確。由於總是在“枷鎖”中，因此人們想要更多的自由，而當自由成為“想要的”慾望物件，它看起來就很象是某種價值了。但這是個幻覺。只有當某種慾望物件是可以不要的（至少對於某些人是可以不要的），即使失去了它，生活仍然可能，這樣它才是價值。有的人甚至可以不要幸福，儘管幸福是人們一般最想要的；有的人可以不要公正，儘管公正是好生活的必要條件，但是沒有人能夠不要自由，因為如果沒有自由，一個人就被剝奪了做人的各種條件，他什麼也做不了，他的生活就報廢了或終結了，雖存猶死。如果他做了些什麼的話，那也是別人的事情，是別人強迫他去做的，實際上與他無關。“生來自由”和“在枷鎖中”都必須被解讀為生活的事實狀態。
因此，自由必須被理解為人的存在論問題。自由是人的一種存在論狀況，是一種事實狀態，就像因果關係是一種事實狀態，自由也是事實狀態。沒有自由就無法成為理性存在，就是說，自由意味著一個人的如此這般的各種行動可能性的總和。從存在論去理解自由問題，是討論自由問題的正確出發點，只要自由不被誤解為某種價值，就不會進一步把自由分析為某種可取的自由和不可取的自由，就不會以為有“好的”和“壞的”自由。自由有多有少，但沒有好壞。如果一種自由顯得是壞的，那是因為它被用去實現壞的事情。
2．自由的政治學含義和形上學含義
自由的含義首先並且主要是政治學的。它可能起源於希臘城邦裡與奴隸對應的“自由人”概念。希臘的自由人確實是非常自由的，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去生活。而奴隸則是不自由的，他們受奴役和受支配。不過據說雅典奴隸所享有的自由比當年美國黑人要多得多（斯巴達人就曾經嘲笑在雅典街頭分不清誰是公民誰是奴隸）。自由的概念從一開始就不是非常清楚的概念，很可能希臘人覺得自由生活是自然而然，並不是個需要分辨的問題，他們關於自由非常可能有著日常的共識，也就沒有成為哲學問題。自由直接與實際的政治權利和權力密切相關。按照自己的愛好去選擇生活方式而免於受奴役和受支配，這是受城邦法律保護的。在這裡，自由的基本含義已經存在，它同時暗含了後來被分析為所謂“兩種自由”的含義。很顯然，自由從一開始就有了這樣一個內在的邏輯結構：只要“免於”（擺脫了）受支配和奴役，那麼就可以自己決定生活的選擇。
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希臘的偉大哲學家們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都看不起以自由為宗旨的民主制，他們認為，既然民主制的目的是個人自由而不是美德（virtue），那麼，它就幾乎不可能引導人們向善，因為人們將自由地按照他們非常可疑的愛好去過生活，很可能是墮落的生活（從邏輯上說，人們自由地去選擇美德的生活方式或者墮落卑瑣的生活方式在可能性上大概對半，但是由於人性的缺點太多，這個事實增加了墮落的機率。希臘哲學家沒有這樣去分析，但或許有這樣的直觀）。於是，希臘哲學家們相信貴族制度才是好的，因為貴族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們才能夠領導社會發展美德。眾所周知，個人自由和民主制一直到現代才得到普遍的讚美，並且成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現代性的一個根本特徵就是不再追求美德和精神品質，個人的自由以及慾望成了無可質疑的最高價值。現代生活在古代哲學家看來恐怕就是他們非常鄙視和非常擔心的集體墮落生活的典型。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