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經今、古文學論爭的焦點中，圍繞《左傳》真偽問題進而論《左傳》是否傳《春秋》的爭辯尤為激烈，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近代經學流變的多元走向及其旨趣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前言
晚清以來，政治、社會局勢激變，士人在傳統學術中難以找到消除危機的良方。民國肇建，儒學更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民初教育改革，廢止經科，中國學術體系被西方學術分科以制度化的方式所割裂，西學有整體取代經學之勢。一方面，孔教會與太炎門生各張旗幟，針鋒相對，儒學內部分化愈演愈烈。破舊立新、斬斷宗綱成為學界共識。顧頡剛認同清代學術復古求解放，經學漸趨超越家派，時值經學結束期，近代學術當自覺變經學為史學，考辨經學之史料價值。經學史學化、史料化成為新學術建立的基礎，近代學術體系發展強化、最終確立近代經學逐步走向史料化這一歷史敘述。
然而，20世紀20年代，廖平門生蒙文通決意返本開新，撰述《經學抉原》，遵循經今古文內在理路梳理周秦漢魏晉經學流變，“推本禮數，佐以史文”，闡發齊魯之學超越今古門戶，為“以經馭史”、“因制明義”埋下伏筆。
以此為線索，既可深入考察民初經學流變的複雜情景，又可承前啟後，發掘近代經學流變的多元走向及其旨趣。
一、從平議漢學到抉原經史
同光時期，經今古文學問題既是晚清學人梳理兩漢經學的成果結晶，更為清末民初政治、學術文化思潮轉型提供不同抉擇。胡樸安對此有持平之論，“今文學派有發揚巨集肆之才，而無剛毅木訥之度，所以能促清廷之新，而不能綿清廷之祚”，“種族學派有一往直前之勇，而無周密鎮靜之思，所以能開民國之始，而不能定民國之基。”
民初，四川國學院成立，該院匯聚了蜀中學界的精萃，劉師培不期而至，“今古之辨”成為四川國學院講學授徒的主線。廖平、曾學傳、劉師培、吳之英等人就“漢宋”、“今古”、“經史”諸問題，各持己見，莫衷一是。廖平、劉師培、曾學傳之教奠定蒙文通的學術基礎。1915年，蒙文通撰寫《孔氏古文說》，站在今文學立場，明確提出“博士之經同符孔籍”，規劃今後將“考還博士之舊，肇復古文”。
1922年底，在“今古”之間，蒙文通認定了今文為齊魯之學、孔孟嫡傳。恰逢此時，蒙文通應友人楊效春之邀，為《友聲》徵文作《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此文上半部分發表於《友聲》雙十增刊，後半底稿在編輯部散失。後因友人唐迪風催促而重新寫就，更名《經學導言》，此篇基於今學、古學，進而言魯學、齊學、晉學，輔以“王伯”之術，分殊諸子之說，終於明道之旨。《經學導言》刪去了《近二十年來漢學之平議》中的諸多評語，但仍儲存對清代學術的整體判斷：以復古求解放而言，清代學術全是復古運動，“愈講愈精，也愈復愈古，恰似拾級而登”。近20年的經今古文問題，成為清朝學術的縮影，“就說他是中國幾千年學術的縮影亦無不可。”然而，清代的考證學風只是“以小辯相高，不務守大體，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
直到劉逢祿、張惠言、胡培翬、廖平等人貫通家法、精曉條例，才是真正超越前代。自顧炎武、張爾岐以降，廖平《今古學考》超前絕後，集清代學術乃至中國學術之大成，判分今古，開啟了清末民初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代表的經今古文之爭。梁啟超預言先秦學佔學界第一之位置，“夫則已復秦漢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顧頡剛期許“拿了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蒙文通自認是清代學術復古求解放運動的接班人，更要脫離《今古學考》，“宣告獨立”，“現在講經，是不能再守著兩漢今古文那樣講，是要追向先秦去講”。不過，蒙文通與梁啟超、顧頡剛追向先秦的旨趣迥異。曾學傳認為，“自清乾嘉以來學者侈為考據文字之學，排斥義理，以為意見，以為空疏”，“至謂人只知爭形骸之生活，而不知爭良心之生活，是以日沈埋在卑陋凡下處，而不能自拔，尤為今日人心之害。”
與曾學傳所言相呼應，蒙文通指明研究經學的最終目的是體認宋明理學，探求孔孟之道。蒙文通恰在重慶講授中學國文，即圍繞“宋明儒學之義”。宋明理學是蒙文通“生平抱負之業”，“所學雖至廣博，而謂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且謂正以於理學之入深，故能讀二氏諸子之書鹹有創穫”。
《經學導言》改定之後，蒙文通出川至吳越求學問道，“期觀同光以來經學之流變”。然而，江浙政局動盪與學風興替，促使蒙文通師從歐陽竟無，講求唯識學。蒙文通“推治經之法以治二典”，所撰《中國禪學考》正是依據禪宗師法，上溯本源、窮盡支流。同時，蒙文通密切關注整理國故運動，與陳中凡論今文學方士化，與章太炎論三體石經，嚴辨今古文之別。返川之後，蒙文通辨析近代今文學系譜，撰《議蜀學》，宣稱當下領會儒學精義的關鍵便是“興蜀學”：
本於禮制，辨明今古家法，由傳以明經，依經以抉傳，與以國小考據為本的清代的考據學“各張其幟以相抗”，考據之學最適合研究《詩》、《尚書》，終究不過是“要在聲韻”，“詳在名物”，而興蜀學則是要本於《禮經》、《春秋》，闡發儒學新義。胡適主張整理中國哲學史，“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
蒙文通期望依循經學內在的義例、統一的宗旨整理清代的學術成就，以此整合清代經學的歧義。首先在高等學府“別開經科，教授高材，俟之翌日”，守先待後，恢巨集道術，張大儒學，或能使中國文化之新義勃然而生。蒙文通遂以《經學導言》為底本，改定《經學抉原》，褪去評議清代漢學的外衣，而是切實考究周秦之際齊魯學、今古的源流，“由西漢以進先秦”，落實“以鄉老之術濟道術之窮”。
二、今古與齊魯
廖平纂《今古學考》，講家法條例，批評鄭玄混合今古，遂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學。江瀚即以“宗鄭”的立場，主張研究經今古文學當兼收幷蓄，撰文質疑廖平，“君子之為學也，唯求其是”，“奈何皆為誦法洙泗，乃妄分畛域”。
直到25年後，廖平才作書辯駁，並解釋道：“《今古學考》之作原為東漢學派本原，出於《五經異義》，駁則出於鄭氏。足下所推博大精深，兩漢之冠者也。嘉道以下學者皆喜之，老兄不過重申其說，著為專書。”廖平依舊持今古之見，以《王制》、《周官》為統，“今古之分則同途而自相違反，故除去文字異同、取捨異趣無關門戶者不計外，專以地域制度分同出一原自相矛盾”，“同法洙泗旨趣，文字異同可解，制度之參差歧出不可解。”
蒙文通晚年曾言：“廖先生的學說後又迭有變改，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學的基本論點從未動搖。”不過，何以之前25年都覺得沒必要作答，此時卻不厭其煩地重論“今古”呢?廖平在信末暗示：“今則各教林立，彼此互攻，乃逼成一純粹尊孔之學，此又唐宋以下求之而不得者也”，“先刊有《十八經凡例》至於《四變記》成，心願小定，即使今日即死，天心苟欲大同則必有孀婦稚子，助我負土，即使事皆不成，說皆不存，行心所安，付之天命。”
廖平學術以尊孔而救國，學雖屢變，此種抱負一以貫之，至《四變記》大成，便回到《今古學考》的立場，總結一變至四變之學，“志欲圖存，別構新壘，太歲再周，學途四變，由西漢以進先秦，再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字不新，言舊則無義不舊。”
從《今古學考》至《四變記》，廖平學術由家法條例治經演化為倡言微言大義，發揚“天人學說”，此歷程展現了民國今文學流變的兩種路徑。康有為無疑選擇了後者，致信廖平時稱：“執事信今攻古，足為證人，助我張目，道路阻修，無由講析，又寡得大作，無自發明。遙想著作等身，定巨集斯道。方今大教式微，正賴耆舊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執事而誰歸?”廖平批評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不過史家目錄之學，康有為則對廖平大小天人之學持有異議，“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偽《周官》以為‘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其他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為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明真教而導後士?”進而格外強調，“觀其尊偽《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也。”
蒙文通認為：“廖師由禮以明兩漢，人知之，困於禮則由《春秋》以明晚周而破兩漢，人未之知。”換言之，廖平《春秋》學直探周秦，若言禮制則困於兩漢今古制度之別，廖平由“禮”轉入“義”自是其“尊孔、救國”所逼，蒙文通堅信明“周秦”之“禮”、“義”，“當再博考精研，別為《齊魯學考》，俾理證通洽，條例明鬯，以踵《今古學考》之後，庶於道術斯有毫末之益。”
廖平認為先秦經學存在多元系統，今古禮制均源自周秦，“魯為今學正宗，燕、趙為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齊人間於二學之間，為鄉土聞見所囿，不能不雜採”，“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今學內部若以地域劃分有魯派、齊派、韓派;古文分派“緣經立說”，分為《周禮》派、《國語》派、《左傳》派、《孝經》派。此後，由今古上溯齊魯成為解釋經今古文問題的重要線索。江慎中指出：“其實西漢本無今文之名，但有魯學、齊學而已，人但知《詩》、《春秋》、《論語》三經有齊魯之別，而不知《易》、《書》、《禮》、《孝經》亦皆有之。”
江瑔由此引申到“春秋則《公羊》為今文，《左氏》《穀樑》為古文”，“古今文原無大別，學者乃因今古文之小異，至於角立門戶，爭持不休，不亦可以已乎?”蒙文通認為江慎中把“齊學、魯學的問題，要拿來代替今、古的壁壘，從《穀樑》著手，著了部《春秋條指》，闡明《穀樑》的微言大義”。江瑔依據江慎中學說，詳細申論漢初諸經不出於魯，即出於齊：“其出於齊魯之外者，殆甚少”，齊學、魯學的差別在於“魯學屬於古文居多，齊學屬於今文居多。魯學以訓詁名物為宗，齊學則僅舉大義。魯學樸實，說理謹守繩尺，齊學則多涉於浮誇。
魯學重人事，貴力行，齊學則輕人事，重天命，雜以災異五行之說，往往引讖緯以說經。”劉師培為證明群經大義相通，同樣以齊魯學之別代替今古文之爭，“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只有齊學、魯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在《國學發微》中，提出治經不應持門戶之見，漢代經學不當以今、古文分，當以齊學、魯學分，“吾謂西漢學派，只有兩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治齊學者，多今文家言;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江慎中與劉師培側重以陰陽高談大義與訓詁名物分別今古與齊魯。
四川國學院時期，廖平、劉師培皆以齊魯代今古，名同義殊，廖平以魯學為今學，劉師培以魯學為古文。蒙文通於異中求同，“作《經學導言》，略陳今古義之未可據，當別求之齊、魯而尋其根，以揚師門之意”。一面解決漢代今、古文的起源問題，講明儒學在先秦兩漢的淵源流變，一面探尋經學真貌與嫡派，通經明道，“思所以決蕩今古之藩籬，則徒有進而求齊、魯之意，而事則猶疏，故廖、劉以來，江慎中、鄭東父雖言齊、魯學，於上溯晚周之緒猶不過但啟其端耳”，“今之言學者，不思今古學決非堅固不可破壞之學派，而別求本始之學，不知今古學徒為兩漢之學，而當沿廖、劉、江、鄭所明，以上求晚周之學”。
崔適在《史記探源》和《春秋復始》中，明確提出《穀樑傳》為劉歆偽造的古文經，“造《左氏傳》以篡《春秋》之統，又造《穀樑傳》為《左氏》驅除”。蒙文通認為此說謬誤根源在以學官判斷今古。
《經學導言》中，蒙文通曾涉及到以學官區分今古，廖平視之為“一派謠言”。蒙文通改定《經學抉原》時強調學官僅為其表，“今古學異同之大端，即屬制度”。蒙文通深信“經術亦以地域而分”，發展廖平以地域分古今的思路，將“燕、趙為古學”改為“趙、魏、三晉為古學”，認為今文學來源於魯學、齊學，是合魯、齊之學而成;古文學依據三晉學而立，來自晉學：“古文之學來自樑、趙，孔氏學而雜以舊法世傳之史，猶燕、齊之學，為孔氏學而雜以諸子百家之言，其離於孔氏之真一也”，“今古學門戶雖成立於漢，然齊、魯以並進而漸合，晉學以獨排而別行，則始於秦。言今、言古，終秦漢以後事，皆無當於晚周之旨也。”不過，蒙文通未將學術分殊化約為地域差別，強調“齊、魯治學，態度各殊，《公羊》、《穀樑》、《易》、《書》之學，在漢傳之者非特齊魯之士，蓋以合於齊人旨趣者謂之齊學，合於魯人旨趣者謂之魯學，固不限於漢師之屬齊、屬魯”，“辨別齊魯學是從他學問起源的地域分，根據他的主義來分，而不問在漢初是某國人傳出來的”。晉學、齊學和魯學禮制的差別，就是王、霸之別。《春秋》闡明王道，齊學、晉學雖仍講孔子之學，但留有齊桓、晉文霸制的餘跡，只有魯學篤守王制。
魯學、齊學、晉學、今文、古文都源出孔氏，都是孔子之學在先秦兩漢的傳承，齊學、魯學是“並進而漸合”。蒙文通“推兩漢學之本，更溯源於先秦”，暗示漢代今、古學與周秦齊、魯、晉學一脈相承的關係。廖平將今古不同歸於孔子早年、晚年學說的變化，仍期望以孔子來統會經說分歧。蒙文通則“離三家之說”，認為魯學、齊學、晉學“三派各有他們的本來面目，分別門戶，真是離之則兩美;到他們都與孔學混合，古史、百家兩派便漸漸的湮沒，孔經的本來面目亦被他們混亂，便分爭不休，這真是合之則兩傷”。
六藝是魯人之學，魯學醇正謹守，是孔學嫡派、六經正宗。齊學乃孔子之學傳入齊國，“齊人固以百家之旨為主”，“義則浸淫於鄒衍”，“禮則雜糅於淳于髡”，自然沒有魯學純正。古文學源於魏、趙，但三晉之學實以史學為正宗，古文學雜以“舊法世傳之史”，異於孔學。《春秋》講大義、重製度，孔子以禮制刪定《六經》，以《春秋》闡明王道，王道就是“尊周用王禮”。以禮制而言，孔子認為周禮盡在魯，《穀樑》為魯學嫡派，所儲存的禮制最純正，謹尊王道，最得孔子之意。相比之下，《公羊》只是霸道，是孔子所反對的。晚清以降，以《公羊》言改制的今文學自然就只能是儒學支派，不是學脈所在。魯學中《穀樑》與《孟子》最得孔子真義，真今文學必須以家法條例探求《穀樑》與《孟子》。漢代今文學是齊派佔勢力，古文是晉派佔勢力，孔學真義便隱晦不明。漢代經今古文之爭、魏晉時期南北學術的對峙癥結即在於此。蒙文通認定孔學嫡派之後，隨即考辨經今古文之爭中懸而未決的難題，梳理兩漢魏晉儒學的流變。
三、今文學的考辨工作
清代今文學以研究西漢博士之學與辨偽古文學為重點，衍至民國，今古文經典的輯佚、考訂、辨偽依然是學術焦點。蒙文通執教中央大學期間，嘗稱：“六經亡於秦火之辨，託古改制之辨，緯候起於哀平之辨，及乎左氏不傳《春秋》，衛巨集作《毛詩序》，周官為陰謀之書諸大端。此皆井研廖師、儀徵劉師及並世學者常論而難決者。”所列舉諸問題，為今古相爭之重大子題，常有學人“以此諸事為問”，亦有人致函辯難。
近世疑古思潮多將諸問題歸於託古改制說、劉歆造偽說，蒙文通以辨明家法條例、探尋學術源流的方式，綜合廖、劉師說及並世學者之言，對今古文之爭中懸而未決的問題予以回答。此即《經學抉原》序中所言“推本禮數，佐以史文”，“斯固師門之旨”。
(一)六經亡於秦火辨
乾嘉漢學從事經書佚文的輯錄、校勘及文獻考訂工作的基礎之一，便是秦焚之後六經有所亡缺，必須透過輯校才能恢復前人的全貌。清代今文學力證秦焚書而六經未嘗亡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對此說論述最詳。皮錫瑞認為：“焚坑之令未久而亡其國，故不能盡絕聖門之經也。”
劉師培特撰《六經殘於秦火考》，對康氏論點逐一駁斥。四川國學院時期，廖平主講孔經人學，輔以孔子創造文字說，“據《史記》八引‘孔氏古文’，以為孔作六經，先制文字”，而“所謂‘孔氏古文’者，對博士今文隸書而言”。秦未焚孔經，所焚乃“六國史與百家言，即焚倉頡結繩字母”。
蒙文通作《孔氏古文說》支援廖平新說，首先因事證明六經未亡於秦火，“焚其不中用者而定一尊於六經，所坑亦策士，非真儒”，今文學為博士之傳，“博士之官固未嘗廢、而孔子之業本未嘗絕也”，“博士之傳不絕，則博士之經不殘可知也。”
不過對比《經學導言》與《經學抉原》目錄，發現後者較前者多出兩節“焚書第二、傳記第三”，可見這兩節是返川后新增。《經學抉原》不僅新增“焚書”一節，還把“焚書”與“古文佚經”問題單獨在《中央大學半月刊》發表，與東部學人辯難。顧實曾平議秦漢燒書校書兩大案，認為“秦亡之際，書燒博士逃，而猶有書完不闕之理，此雖三尺童子不難立辯也”，直至“劉向歆父子校理祕文，哀帝時歆卒父業，奏定《七略》，遂為古今文藝學術之鈐鍵”。顧實試圖以此文“息近世倡為今文謬說者之喙”，“法家之專制而焚書，一浩劫也;儒者之專制而刪書，又一浩劫也。”
蒙文通重申“六經未亡於秦火”，還以“獻書和壁中書”論今學、古學之別。康有為懷疑壁中古文的真實性，由此引申劉歆造偽之說，動搖古文學的根本。劉師培遍考《史記》、《漢書》以明兩漢之際《尚書》之源流，認為劉向以中古文校百兩篇，以真古文證偽古文，“安國未獻古文前，中祕無《古文尚書》，既獻以後，始有之”，“劉向所見之中古文即安國所獻之本”。
蒙文通同意劉師培的說法，魯壁確實發現了中古文經書，壁中《尚書》、《禮經》，“古文家見之，今文家亦固見之”。只不過今古學家都認為《逸書》16篇、《逸禮》39篇是傳記，而不是經，《古文尚書》也是如此，古文家便“莫以傳於經而傳之”。
蒙文通認為：“古文之學，以有壁中佚經而興，然古學者乃不傳佚經，古學之大異於今學者，為獨宗《周官》、《左氏》，而《周官》、《左氏》固自不出於壁中，孔壁佚經果有足為古學之根據者，古文家寧不傳之。則知孔壁古文，實非賈、鄭古學家之所本，漢魏之交，其籍猶存，而劉歆以後之古學，其所據以立義者，固在彼不在此也。”若僅從文字差別區分今古文，質疑“壁中書”與“古文”可謂只見其表，未明其裡，不僅未得要旨，反而導致盲目疑古。《史記》等典籍中諸多關於“古文”、“孔氏古文”的記載，又印證了“六經為古文之說”。
由此便可以上溯孔氏古文，確定孔氏之六經及其嫡派。蒙文通分別六經與舊史，確立六經篇目、次第，考還博士之舊，認為博士之經同符孔籍，今文學才是孔學的嫡傳。
(二)《左傳》不傳《春秋》辨
晚清經今、古文學論爭的焦點中，圍繞《左傳》真偽問題進而論《左傳》是否傳《春秋》的'爭辯尤為激烈。劉師培認為《左傳》不僅“傳”《春秋》，而且將上古諸典籍涉及《春秋》的史實與《左傳》相互比勘，不僅史事相同，而且遣辭用語的先後相襲，明白無誤。
廖平三變之後，力求整合孔學，言孔聖製作以抗西學，故對《春秋》三傳異同有所折衷。1909年，廖平刊行《左丘明考》，認為左丘明即啟予商，為子夏之後，公羊、穀樑是子夏姓名的異文，因而《春秋》的《左傳》、《公羊傳》、《穀樑傳》均出於子夏。後又刊行《春秋三傳折衷》，力主“三傳同系一源，必於不同之中以求同，斯為可貴”。
劉師培入蜀之後，治《左傳》更重家法條例，陸續完成《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等書。諸書由重史蹟轉入探討微言：“師培束髮受學，耽味古經，以為經者，製作之微言，傳者，經文之通釋。至於文質詳略，不必盡同，雖制象曲成，而善言應類，杜例所汨，宜有糾繩。漢說既微，實資闡發，用是漢說而張微學，退杜例而簡異端，撰書廿篇，名曰甄微，始於《宗經》，終於《序師法》，所以明是非，昭然否，系蒙後學”。
蒙文通早在《孔氏古文說》裡就認為傳《春秋》的僅有《公羊》、《穀樑》。蒙文通此時上溯周秦，以三方之學解釋三傳之別。若以禮制來分，則《左氏》是霸道，《穀樑》是王道。就體例而言，《春秋》為記事之體，而《左傳》、《國語》為記言之體，左、孔兩家“說事每有乖違者，正以此也”。
況且《左氏》多發凡史例，通於史冊，則《左氏》正以不修《春秋》立言，漢代經師以此不以《左氏》為經，謂不祖孔子，不傳《春秋》。正因為“左氏與孔子事義已多阻隔難通”，當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太常博士不抑《毛詩》，而謂《左傳》不傳《春秋》，則正以為《左傳》自為一家之學，“不祖聖人故也”。不僅今文學博士詆譭《左傳》，不以之立學官，古文學者桓譚、衛巨集、班固也詆訾《左傳》，可見，不以《左傳》為《春秋》之傳乃“兩京之通義”。
對於“《左傳》是劉歆割裂《國語》而成”之說，蒙文通認為此事並非始於劉歆。只是劉歆根據《左傳》、《周官》之義遍說群經，確立古學的根荄，於今文學博士之外，自為一宗，確立古學。《左傳》原本不以《周官》立說，與今文尚且接近，等到《周官》興起之後，《左氏》才襲用《周官》之說，今古文學的界限明朗，今文學以《王制》為宗，而古文學以《周官》為宗。可見，劉歆創立古學，發端於《左氏》，歸重於《周官》，開始與今文相近，後乃愈去愈遠。
(三)衛巨集作《毛詩序》辨
漢代《詩》學有齊、魯、韓、毛四家，由於三家詩早已亡佚，只有《韓詩外傳》傳世，而《毛詩》儲存較為完整，由“《詩經》傳授源流派別觀之，《毛詩》之重要，殆莫與京”，但《毛詩》之性質與詩序的作者問題歷來爭論不休。1913年，廖平作《論詩序》、《續論詩序》，重提詩《序》問題：“毛朱皆從晚近望文立訓，各以興相所會，師心立解”，“互有得失，皆不足以饜人心”，而“近人喜談三家以為復古，而序事一門，不能堅持一定此已實之明效大驗也”。廖平以為“詩序之害大”，以序解詩猶如以史證《易》，“詩一有序，則人不能賢，詞不能白，憑之牽引誣陷，二千年如長夜。”
其實“孔子所傳，子夏所授，先師所習，皆在義例而不在時事。末流弟子因屬空文，難於徵實，興會所至，偶以事實託之，各隨所見，故彼此不同。”廖平以孔聖製作立論，劉師培則以經訓治《毛詩》，著《群經大義相通論》，其中有《〈毛詩〉〈荀子〉相通考》一節：採掇《荀子》之言詩者22條，證荀義合於《毛詩》者十之八九，以明《毛詩》出於荀子。在整理國故運動中，鄭振鐸在1923年1月發表《讀毛詩序》，主張將《詩序》逐出《詩經》之外，切斷《詩序》與《詩經》的關係，揭開了民國初年反《詩序》運動的序幕。
蒙文通本於齊、魯、三晉之學，兼採廖、劉師說來探討《毛詩》的歸屬及《詩序》作者等問題。《毛詩》的“今古”歸屬，“東漢以來，皆以費氏《易》、毛氏《詩》為古文”，江慎中以此為“大惑不解者”，以《毛詩》非出於“孔壁及魯淹中之竹簡”論證《毛詩》“非古文”。
蒙文通認為古學成立，源自劉歆發揮《左氏》，歸重於《周官》，與《毛詩》無關。蒙文通之弟子李源澄進一步引申，“《毛詩》雖與三家異，三家亦自相違異，古學與非古學，又不能質也。今文學者以禮制判今古學，其述至確。今以禮制為律令，證之今文諸經傳，罔弗與孚，於古文諸經，反多違戾”，是故以此為原則證《毛詩》言禮多與“《儀禮》、《穀樑》互明”，以此迴應《毛詩》之今古歸屬。皮錫瑞曾主張“詩之序猶書之序也，詩序有今古文之分，猶書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三家今文詩序見於諸書所引者可信，古毛詩序不可盡信”。
蒙文通認為《義》中自有子夏之說，但不必全為子夏所作，也有後來學者的附益之文。各篇之《義》也並不侷限於孔子所定之305篇，故《大序》為子夏所作，講論全詩之大義，則置於《毛詩》之首;《小序》則是子夏、毛公合作，置各篇之義於子篇之首。可見，蒙文通在經今文學立場，認定《毛詩》為魯學，其序由子夏、毛公合撰，絕非衛巨集所作。黃永鎮從史籍考證的層面肯定蒙文通關於衛巨集作詩序說之史源，但對其結論則殊不認可。今人則稱蒙文通今文學立場乃“自有先入之見”，其說“徒以主觀臆測”，“於材料缺乏客觀分析之態度，乃從可靠之原始材料中得出錯誤之結論。”
近人對蒙文通“《毛詩》辨”的態度似可視為“今文家言”在民國學界命運的縮影。一如章士釗在回覆蒙文通時稱：“疏經纂史，鄙志所存，開館徵書，亦非不辦。然時局如斯，所謂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吾則奈何哉?”那麼，如何在民國學界倡言“高談”，發揮“大義”，《經學抉原》即是蒙文通對此的初步迴應。蒙文通自稱：“餘少習經學，好今文家言，獨於改制之旨，則惑之未敢信”，同時總結近世學風：“浙中學者善持六經皆史之論，綴學之士多稱道之，誦說遍國內。晚近託古改制之論興，綴學之士，復喜稱道之，亦誦說遍國內，二派對峙，互相詆，如冰壇不可同形，已數十年於此也。”
蒙文通辨析“今文、古文之界別且不明，徒各據緯候、倉雅為根實，以訕鄭、阿鄭為門戶，則近世言今、古學之大本已乖，又何論於託古改制、六經皆史之怪談”。《經學抉原》言齊魯探經學之源，溯流則分殊今古;《古史甄微》本之《經學抉原》，釐清經史關係，動搖素王之說，則改制之說難以成立;證明“六經皆史之談，既暗於史，猶病於史”，更導致孔子微言大義隱而未彰。
蒙文通以家法條例考辨今古，條例是經傳的體例與義例，言師法以溯其源，講家法旨在衍其流。清代學人趙春沂認為：“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眾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
張爾田堅信家法條例是溝通考據與義理的樞紐，“群經有家法，諸史有義例，一時有一時習尚之殊，一時有一時信仰之別。”依循家法條例研究經學，方可闡發儒學內涵及其淵源流變，此即蒙文通所言“守先師之遺訓，考其家法，推其條例，以致其密，說雖難備，義尚有歸。”
四、“道術之精微”如何闡明
如若將《經學導言》與《經學抉原》兩相比較，不難發現，蒙文通在《經學抉原》中將“明道”旨趣隱而未彰。劉鹹炘為此勸誡蒙文通以“純美者示人，必大過於炘，其功非考證古史之所能比”。為何蒙文通會有如此舉動，有學人將之歸結於外部學術環境的轉變，東部學人正在建設一種“純學術”的研究，晦言“義理”，蒙文通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究心於經史之學。然而，若綜合考察蒙文通為體之學，及其與民國學術流變的內在關聯，或可窺見民初經學流變,闡發“道術之精微”的另一路徑。
廖平、康有為尊崇孔學，本意以儒家微言調和中西新舊，其結果卻“新學攻吾以守舊，而舊學則疑吾以新奇”，“新學見吾之說有少合於其新者，亦頗採之，而惜其仍篤於舊象也;舊學見吾之說有少合於其舊者，仍惜其有過新奇也，皆各自為總裁、主考，而以吾為諸生耳。”新文化運動之後，經學不再被視為不可動搖的學術之本，以空談義理來提倡儒家信仰勢必行不通。唐迪風認為：“道不可空講必以史學為軀體，當今非此不能正邪說。”
1929年，蒙文通自稱“本之孟子，述《孔氏古文說內篇》以探宋明理學之微;本之《穀樑》，述《孔氏古文說外篇》，先成《經學抉原》，以究漢魏經術之賾，舊撰《經學導言》，頗損益其文以入之”，《古史甄微》與論禪學、周秦諸子等篇“與內外篇相發明者，悉併為《孔氏古文說雜篇》以附之，以示羽翼之意而已。”
以理學與經學為主幹，以佛學、諸子學、古史為羽翼，儼然一副為體之學的態勢。《古史甄微》、《經學抉原》是澄明義理學的初步：《古史甄微》以史證經，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視角創立古史三系說，澄清經史關係，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經學抉原》意在指示研究經學之軌則，以齊魯之學突破經今古文之爭，尋求孔學嫡派，暢家法，明條例，分殊禮制，闡明“二千年來不傳之墜緒”。義理學在蒙文通學術體系中居於首位，闡明義理學又需要以制度與史說為基礎，“制與事既明，則將進而究於義，以闡道術之精微”，“後知東方文化中之東方文化，斯於學為最美，則此區區之談制與史者，瑣末支離，固無當於高明之旨也。”
歐陽竟無曾授意蒙文通作《中國哲學史》，蒙文通“擬先從史說入，以見周秦之哲學根本;從民族說到思想與文化”，所言“史說”、“民族”當是指後經屢次修改而結集的《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這依然是“事”、“制”、“義”三位一體，由“史說”以明事，觀制度之別，以見“義”(哲學)之根本。蒙文通因制明義，探究今古文之起源，以周秦民族之史蹟明周秦哲學之根本。蒙文通計劃在民族遷徙及文化學術變動的基礎上，考察“舊民族(周)、舊文化(儒)受此新興民族、新興文化之刺激而起之改革以成功之新學術”，最後落實今文學興起，“當新舊兩民族之主幹，為周秦新舊兩文化之主幹，為儒法而百家皆餘波，周之治為貴賤階級之懸殊，秦之治為貧富階級之懸殊，新起儒學即以推到周秦貴賤貧富之階級而建立平等民主(禪讓)之政治，遂成功為今文學制度之基礎”。
錢穆認同“以復古為解放”，提倡“一切崇古之見，皆得其解放，而學術思想乃有新機”，民國學界考論古史一派“實接清儒‘以復古為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層之解決，誠為不可忽視之一工作也。”然而，如何處理中西、古今之間義理與史事的關聯，各派學人宗旨與方法迥異。近代新儒家期望返本開新，多傾向以六經注我的方式會通中西。科學史學派信奉以西方中心的世界一體觀念，用進化系統整合多元文化。錢穆曾批評：近代新學術涉及義理，“必奉西方為準則”，中國學術“已無義理可談，惟堪作考據之材料。”蒙文通認為：“儒之為儒，高者談性命，卑者壞形體，所謂‘經世之志’、‘天子之事’者，暗而不彰，以後生之惛昧，疑先哲為狂愚，是亦學與政俱廢之所由也。”
進而提出，“義與制不相遺而後學明”，發明儒學精神必須貫通義理、制度與事功。如果說，反孔非儒、以史代經是新文化派在亡國滅種情勢中激發的文明認同危機，急切建立新學術體系，以期再造文明的激進抉擇;那麼，以《經學抉原》為線索，呈現民初經學流變的多元線索，或能為時下探索中國文化義理與制度、史事間的互動關聯，創新儒學以茲重建中華文明主體性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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