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柳宗元謫遷嶺南之後，由於長期受嶺南民俗文化之浸染，並吸收借鑑當地民間文化元素，使其後期的詩文創作呈現出一種南疆特有的民俗風情。
論文關鍵詞：柳宗元 遷謫 嶺南 詩文創作 民俗風情 浸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故世有柳河東之稱。貞元二十一年，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參加了王叔文集團的政治革新，被擢為禮部員外郎，然而僅半年時間，由於宦官、藩鎮等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他於同年十一月和劉禹錫等八人被貶為遠州司馬。在經歷了十年的遷謫生活後，柳宗元奉召回京，而居長安尚未滿月，一紙詔書再度將其與劉禹錫等四人出為遠州刺史，即今柳州市，官雖進而地愈遠，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於柳州任上。
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正是這種遷客騷人式的貶謫生涯，才讓其文風愈顯成熟深厚，如陳長方所云：“……子厚在中朝時，尚有六朝規矩，讀之令人鄙厭，自永州以後始以三代為師。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餘力，便覺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關於嶺南民俗風物及民間文化因子對柳氏詩文創作的滲透和影響，述及者甚少，本文以詩歌、散文為例，試分析之。
一、嶺南風情在柳宗元遷謫後期詩歌創作中的的滲入
柳宗元作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主要以文章鳴世，詩歌創作則未人流派，然而細細品讀，大家會感受到柳詩的風格有似柳文，似淡實濃，清峻簡潔，亦可謂風致獨異。尤其是謫遷之後，失意惆悵的苦悶心境加之迥異於中原的嶺南民俗風物，使其詩歌的意境折射出一種別樣的審美特徵。下面分兩個時期簡要分析一下。
(一)初至柳州之時
柳宗元懷揣一腔“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熱情，卻因小人讒餡，先貶永州，再遷嶺南，其憤懣之情，時人共知。尤其是從京師繁華之地來到這千里之外的柳州城，異域的山川風物，必然會給其帶來文化上的強烈震撼，帶著這種複雜情感，他在《寄韋珩》一詩中寫到：“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回眸炫晃別群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斬石麻蘭高。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在今人看來，詩歌的風氣稍顯陰鬱，色調不夠明亮，特別是“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兩句，讀之讓人不寒而慄。然而對於遷謫中的柳宗元而言，拜別京中師友，離開繁華都市，獨赴萬里征程，其心境之淒涼與無奈可想而知。所以，寫出這種風格低沉、意境淒涼的作品，我們應當抱之以理解。倘若拂去詩人悲涼的主觀情感，透過浩蕩的灕水、高高的麻蘭、陰森的野葛、懸接的虺蛇，便能窺見一幅充滿神祕異域色彩的南疆風物圖。將之與盛唐時期著名邊塞詩人岑參的作品比較而言，一為神祕詭異的西南邊疆，一為雄奇壯麗的塞外大漠，均是迥異於中原的風物。
(二)謫居柳州期間
除《寄韋珩》以外，柳宗元居柳州之後寫下的許多詩歌作品中，亦明顯帶有嶺南民俗風情的浸染，．而詩人的情感相比初至柳城之時，則從抑鬱憤懣逐漸轉歸於平靜淡薄，並有發憤為政之意，如《嶺南郊行》雲：“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其中的“瘴江”、“海邊…‘象跡”“颶母”等均是來自於嶺南的物象，“颶母”乃是越地百姓對於颱風的稱呼，《桂海虞衡志》有記載雲：“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晝夜不息。……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氣，鬱勃蒸薰之所為也。……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另有《赤雅》關於“瘴母”的記載雲：“瘴起時，上衝如注，稍頃散漫，下似黃霧空中如彈丸，漸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為痞悶，為瘋瀝為汗死，人若伏地從其自擲則無恙。”關於“四瘴”的記載雲：“春日青草，夏日黃梅，秋日新禾，冬日黃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氣肖欣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為毒烈。”除此以外，《嶺表錄異》中亦有“颶母”“瘴母”的相關記載如下：“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為颶母。……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將颶風和瘴氣呼之為“颶母”和“瘴母”，從中可見古時越地的百姓對於這種災難性自然物象的恐懼與敬畏心理，這其中或有圖騰的文化因子。柳宗元以寥寥數筆，將奇異的嶺南風物盡攝詩中，可見其文風之簡潔深厚。《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畫通風俗故事》一詩直接敘述了自己在蒐集撰錄嶺南風俗民情方面所做的具體事情：“聖代提封盡海瑛，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黃茅深洞敢留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可見，詩人除了身體力行的參與南方風俗調查之外，並藉助文獻做了一定的工作。另有《柳州峒氓》雲：“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籃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御臘縫山葡，雞骨佔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該詩直接向我們描繪了一個“異服殊音”、“青箬裹籃”、“綠荷包飯”的當地少數民族百姓形象，其中的“墟”字同西南少數民族傳統節日中的“歌圩”應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詩歌還直接記錄了流行於西南地區的雞骨佔神習俗，充滿了邊地民俗風情。《嶺外代答》有關於這一習俗的`記載雲：“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佔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梃之端，執梃再禱。左骨為依，依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佔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梃長寸餘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依人之吉凶焉。”另《桂海虞衡志》載：“雞b：南人佔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佔，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細竹梃長寸餘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兩則文獻都詳細記載了整個卜筮的過程，可見，雞骨佔神習俗在當時嶺南地區百姓的生活中，應該是比較盛行的，能夠將此類民俗事象攝人筆端而依舊保持詩歌的質樸清新，不難看出，柳宗元在長期的遷謫生活中，受當地民風民情浸染之深。雖尚不能夠達到蘇軾“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豁達心境，但相比其初至嶺南時期而言，也算是平靜淡薄了許多。另外，在《種柳戲題》一詩中的“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二句，借鑑了當地民歌的藝術表現手法，讀來琅琅上口，充滿了一種天真閒適與自得之趣，這在柳詩中算是難得的恬靜欣悅之筆，相比同時代劉禹錫筆下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元晴卻有晴”兩句而言，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帶領柳州百姓植樹造林、勤政一方的事蹟。廣西是歌的海洋，少數民族民間的對歌傳統，自古至今，生生不息。而柳州更是歌仙劉三姐的故鄉，子厚居於此地，從民間對歌的習俗中汲取詩歌創作靈感，當是沒有疑問。
二、嶺南民俗風情浸染下柳宗元散文創作的新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