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熊及其《女仙外史》學界多有論述。其中對昌熊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證，下面是編輯老師為大家準備的淺論呂熊。
楊鍾賢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恆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呂熊與女仙外史》等;對《女仙外史》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主題思想、回末評點等方面，如杜貴晨的《女仙外史的顯與晦》、劉倩的博士論文《“靖難”及其文學重寫》、楊梅的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等。然而，學界在呂熊的`明遺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及才學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論述。有鑑於此，筆者對此試加探討。
“遺民”一詞最早源於《左傳》。《左傳》閔公二年曰：“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孔穎達疏雲：“經、傳皆雲十二月狄人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為之歌《陳》。’”孔穎達疏雲：“《正義》曰：‘見其思深，故疑之雲，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從上述“遺民”一詞及其註疏來看，遺民最初是指亡國之民。後世文獻基本承襲這一內涵。直至清初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對王莽政權時的漢遺民進行分類，真正意義上的“遺民”內涵才清晰起來。此文將漢遺民分為三類，包括“生於漢朝，遭新莽之亂，遂終身不仕”者，“仕於漢朝，而潔身於居攝之後”者，“顯於東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還出現了“遺民”與“逸民”內涵相混淆的情況，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亦對其進行了明確區別：“凡懷道抱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
根據上述“遺民”內涵及“遺民”與“逸民”的區別，同時，結合清初的具體情況及《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敘例》對“明遺民”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明遺民至少應符合這樣三個條件：一是必須於明亡(崇禎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於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應試，即不能擁有清朝的官銜與功名，但在南明任官、應試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為士人，即擁有一定知識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層士大夫。
在界定明遺民的三個條件後，我們再來看呂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學界引用呂熊生平材料較多為乾隆十六年(1751)《崑山新陽合志》(藏國家圖書館)，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遺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兩縣誌》、光緒六年(188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崑山縣誌》等三縣誌中呂熊的生平材料，學界較少涉及。同時，謝正光等《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明遺民錄彙輯》等均未收錄呂熊。現據上述四縣誌及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呂熊完全符合明遺民的基本條件，其當為明遺民無疑。
呂熊生於明亡之前，卒於清朝。對於呂熊的生卒年，學界頗有爭議。楊鍾賢《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稱：“呂熊當生於明崇禎十五(1642)年，卒於清雍正元年(1723)。”據章培恆在《女仙外史·前言》會考證，呂熊生年當在崇禎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間，卒年當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間。徐扶明《呂熊與女仙外史》稱：“(呂熊)大約生於明崇禎十四年(1641)……大約卒於清雍正元年(1723)。”楊梅在其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中稱：“呂熊生於崇禎十五年(1642)，卒於雍正元年(1723)，虛八十二歲。”總之，呂熊生年的上限時間為明崇禎六年(1633)，下限時間為崇禎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時間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時間為清雍正元年(1723)，顯然符合明遺民在時間上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