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呂氏春秋》是戰國後期政治一統趨勢的產物, 它在編纂上以統一全國為指導思想,體現了大一統的趨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呂氏春秋》為西漢文化和政治的一統構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座標,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呂氏春秋》 大一統 融合 座標
《呂氏春秋》是在秦國即將統一全國的前夕,由秦國丞相呂不韋招集門客寫作而成的,是戰國時代諸家思想的彙總,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體現了文化一統和政治一統的趨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文化特色。
1 《呂氏春秋》以統一全國為指導思想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西周的王權遭到了極大破壞,雖然有楚、齊“問鼎”事件,但是各諸侯國還時常以“尊周復禮”為號召,圖霸稱雄,仍然說明“周禮”在統率人心方面還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戰國時期,周天子已經毫無顏面可存,已經淪為一個小諸侯國的地步,各諸侯國連名義上的“尊周”也不再有了。到了戰國後期,列強紛爭而漸趨於統一,秦國日益強大,兼併六國而統一天下的局面已經基本趨定。這樣,在戰亂即將結束,統一大勢已經確定的情況下,怎樣統一天下以及統一之後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成為擺在秦統治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作為當時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呂不韋自然也在思考這一問題,因此,他召集眾多門客各著其說各著所聞,“被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史記·呂不韋列傳》)[1],在此總的要求通領下,諸家賓客各論其學派學說,以期為秦王朝的統一提供理論前導。
因此,《呂氏春秋》雖是“被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內容上其側重點還是在軍國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呂氏春秋·先己》)[2]、“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意也”(《恃君》),以期用自己的學說來重建統一穩定的政治秩序。書中各章,最終的落腳點,很多都是為了國家統一而提供理論的支援。比如,即使是談養生說樂律,其最終落腳點還是在政治大事上。“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大樂》),“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貴生》)。在《呂氏春秋》中這些論說其最終旨歸是勸說秦王應時統一全國,受命為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謹聽》),“伐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則不和,數備,將徙於土”(《應同》)。
2 《呂氏春秋》中體現出文化統一意識
春秋時期,“官學下移”,諸子興起,紛紛闡述自己的政治秩序構建藍圖,於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當時“百家爭鳴”的中心在齊國,即齊國的“稷下學宮”。到了齊襄王時期,“稷下學宮”開始衰落,諸家士人大多數都離開了“稷下學宮”,此時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記·呂不韋列傳》)。各國招徠人才的目的,除了社會風氣使然外,都是為了圖謀振興國家,乃至實現有己國為中心,統一、恢復周代的統治格局。
此時,身處其中的呂不韋,對於文化上的地域差異和人才奔趨各國的情況,他走的是揉和各學派,取精用弘的路子。這就成為《呂氏春秋》編撰的指導思想。
《呂氏春秋》自覺以揉和眾家思想為旨歸。《用眾》篇說:“天廠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在《呂氏春秋》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派別的思想。如評論各派別思想:“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不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農家、陰陽家的思想都有體現。但是《呂氏春秋》是站在揉和的角度採用各家思想的。如:
儒家思想,在《呂氏春秋》中,不僅僅推崇孔子為唯一聖人,“仁”被放置在“道”之下,不像孔子及其儒學後人那麼講究禮,雖然也講究“樂以成人”,但是也貫穿了道家的自然之義。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呂氏春秋》把儒家高度重視的“孝”同法家的“耕戰”思想結合起來,尤其是顯示出《呂氏春秋》的改造勇氣。
道家思想,《呂氏春秋》一書中,雖然也標榜“道”,但是以“精氣”說闡釋“道”,而以“無為”說為貫徹說明“君道”服務,把道家的無為縮小到僅僅為了說明君道上來,變道家的“小國寡民”治世理想為封建大帝國的巨集偉藍圖,另外,如堯讓許由、大鵬逍遙等故事,雖然由《莊子》而來,但是在《呂氏春秋》中都變成了說理的工具,與《莊子》本意完全相反了。
另外,《呂氏春秋》也對墨家、法家、農家、陰陽家等思想進行了改造,可以說,《呂氏春秋》中,已經找不出純粹的“九流十家”原始思想,這固然是各家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可能有所變異,但是,《呂氏春秋》有意識地整合理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
《呂氏春秋》內容雖然以揉和眾家學派,力圖形成學術體系為指標,但是,對於入列其中的諸子學說也是有選擇的:“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者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處,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類》)。在《呂氏春秋》一些矛盾、對立的思想中也一併出現。如子華子學派重生而輕功業的思想與儒家重視建功立業的思想是相牴牾的,兵家的“義兵說”與惠施等人的“偃兵說”也是對立的,但是,《呂氏春秋》卻存而有之,體現了一種學術思想的融合。《呂氏春秋》雖然思想混雜,但是有一個總的宗旨,即以封建大一統政治需要為宗旨,在其中體現了一種融合匯流的趨勢,它力圖糅合百家為一體,從而為現實政治服務。例如“義兵說”是視秦國為義兵,它用兵是在解救六國的人民,是拯民於倒懸之舉,“偃兵說”則是希望停止戰爭,不再用兵,其目的還是結束紛亂的爭戰局面,它們從相反的角度為秦國的一統提供依據。高誘的《呂氏春秋序》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這樣,《呂氏春秋》在當時的政治即將一統的大背景下做出的融合文化的嘗試,為以後大一統理論的系統提出做了一定的努力,這種嘗試是上有所承下有所啟的,孔子希望運用周禮來實現一統,左丘明在禮樂文化下選用賢明君主來結束紛亂的局面,道家提倡“道一”,不過這都還是一種思想的萌芽,並未形成體系。到了《呂氏春秋》,對百家思想進行整合而漸趨於一統,在理論上開始展開論述。
3 《呂氏春秋》大一統思想的文化史意義
這種百家爭鳴而近於一統的趨勢,為秦國的統一而提出,在秦一統天下之後,本應該會實現,但是由於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專制王權,專用法家思想,所以這種文化一統的努力也只能是暫時“擱淺”了。到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定文化一統於儒家。不過此時的儒家已經不是原始的`儒家,而是一種融匯了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在內的新的治國思想,由此才實現了真正的文化一統的局面。但是,《呂氏春秋》在中國文化一統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漢書·地理志》說陳國“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薊國“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而“吳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刑”。這種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學風格。其實,不僅社會風俗及文學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學術流派也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儒墨以魯國為中心,而儒家傳播於晉、衛、齊;墨家則向秦、楚發展。法家主要源於三晉。[3]我們說,政治文化一統也包括各個民族、地域之間政治文化的交融。戰國時期,隨著七國紛爭的展開,各國文化之間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在戰國後期,秦國與六國通過戰爭、會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強了交流,齊國的陰陽五行學說進入秦國,晉國的法家思想也成為了秦國比較重要的思想,並且後來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成為秦國的治國方針。秦朝一向奉行專制皇權,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實施。
《呂氏春秋》集合東方各國賓客而寫成,這本身就是一種地域之間的人才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會帶來思想的融合。陰陽五行學說是齊學的中心,在《呂氏春秋》中,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得到了強調,要求秦始皇應時而稱帝,統一全國,秦始皇后來也是利用了此學說來為其統治提供合理依據。齊學中的 “無為”思想在《呂氏春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強調,呂不韋為其做的原序就說“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鹹當,無為而行”。
綜上所述,《呂氏春秋》作為戰國末期的一部彙總百家的著作,形成了融百家於一爐的風格,體現了文化政治一統的時代特色,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參考文獻
[1] [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 許違遹.呂氏春秋集釋[M].北京:中國書店,1985.
[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M].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