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題】法國學者米歇爾·勒維在美國《社會主義和民主》雜誌第14卷第1期（2000年春—夏季號）上發表文章《馬克思的進步辯證法：封閉的或是開放的》，認為馬克思有兩種歷史進步觀，一種是目的論的、先定的和封閉的，一種是非目的論的、未定的和開放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正文】
一、馬克思的兩種不同歷史進步觀
人們通常認為馬克思是19世紀曆史進步觀的俘虜。這一指責是不準確的。馬克思的進步觀是辯證的，它既考慮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消極方面，也完全有別於那種認為現代文明會導致社會生活逐漸且必然改善的觀點。然而，馬克思的這一辯證法是不完備的，而且也沒有免於目的論因素。實際上，在馬克思歷史進步的辯證法中，存在著兩種不同進步觀的張力。
第一種進步觀是黑格爾主義的、目的論的和封閉的。它表現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這種進步觀認為，歷史具有終極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標，“歷史事件”都是歷史進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時刻；而“理性的狡計”則能解釋通向自由王國的不斷運動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這種封閉的辯證法可以在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似乎把源於歐洲都市的生產力發展與歷史進步等同起來，因為生產力發展必然導向社會主義。人們只要想一想他1853年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就明白了。與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不同，馬克思毫不掩蓋西方統治下的恐怖景象：“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761頁）西方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帶來進步，而且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結構，惡化了人民的生活狀況。但在文章末尾的分析裡，馬克思指出，“英國不管幹了多少罪行”，它在將資本主義生產力引入印度並在停滯的亞洲激發真正的革命上“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同上，第766頁）。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裡，馬克思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在印度，“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儘管“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但資產階級和工業卻“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同上，第772頁），這個新世界就是社會主義。這篇文章的著名結論充分表現了第一種進步觀的巨集大和侷限：“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同上，第773頁）
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進步的矛盾性質。他從未忽視資本主義的邪惡面，但他同樣堅信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對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也就是說是有益的），因為它為“偉大的社會革命”準備了道路。
這種目的論的、歐洲中心論的論證，無疑為第二國際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教條提供了基礎。這種決定論的社會主義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不斷增長）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也使得某些具有馬克思主義外觀的理論將殖民和帝國主義擴張辯解成“進步的”成為可能。最後，它還能為斯大林主義的生產力論(StalinistProductivism)利用。該理論將“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工人對經濟的民主控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標準。
儘管這種“進步主義的”、決定論的和經濟主義的方法可以在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礎，但是人們也能夠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種“進步辯證法”，這種進步辯證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論的，而且本質上是開放的。它認為歷史同時既是進步又是災難，既不會偏袒這一方也不會偏袒那一方，因為歷史程序的結果不是先定的。弗裡德里克·詹姆遜對《共產黨宣言》的評論很好地表現了這種方法：“馬克思強烈要求我們去做不可能的事，就是說，同時積極地和消極地思考資本主義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在同一個思想中既理解資本主義明顯的有害特性，又理解資本主義不同尋常的具有解放作用的`活力，而同時兩個判斷的力度都不減輕。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的思想作這樣的理解：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既是最好的事物，又是最壞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