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馬克思曾經以“鐵的必然性”來強調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點，他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規律時指出“：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恩格斯也非常強調規律的客觀性，他指出，人類的實踐活動並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而是要受到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制約。正是由於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強調，以至於後來有的學者認為恩格斯著作中只見規律不見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他那裡成了“人的空場”“、非人哲學”。
19世紀後半期，隨著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迅速發展，加上晚年恩格斯的不懈努力，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各種流派，在歐洲更為廣泛地傳播和發展起來。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結合本國革命和鬥爭實際，堅持不懈地反對修正主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歷史時期，歐洲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最重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而這其中，取得最突出成績的應該是義大利19世紀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1843—1904）。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拉布里奧拉第一個明確地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實踐哲學”，並由此創立了義大利獨具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但是，由於他過分強調人的經濟活動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忽視其它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總之，無論是深受馬克思恩格斯早中期思想影響，還是時代背景使然，19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唯物主義領域的研究無疑籠罩在經濟決定論的陰影之下，在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面前，人的活動顯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經濟決定論到重視政治上層建築研究
19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開創的.現代化運動在東方社會逐步拓展和深化，馬克思恩格斯轉向對東方社會的研究，從而形成了東方社會理論。這一理論的研究主題是探尋東方社會現代化發展之路。在這一探尋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詳細考察和分析了俄國等東方社會自身特殊社會結構和所處世界歷史環境，多次提出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實現東方社會的根本性變革，走出一條完全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而這，即是對上層建築能動性的大力凸顯，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社會歷史領域開始重視上層建築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列寧早期在探索俄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沿著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軌跡，繼續高揚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其中特別是政治革命對奪取國家政權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將這一哲學轉向顯現無遺。但總的來說，列寧只是結合俄國革命和俄國社會發展實際強調了政治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對於上層建築的其它因素未能進一步作深入研究。所以，我們可以說，從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到列寧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社會歷史領域開始走出經濟決定論的陰影，逐步重視對政治上層建築的研究。
列寧在探索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過程中，繼續沿著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研究思路，進一步強調了政治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他早期在批判民粹派的過程中主要深入考察和分析了俄國現代化的根基和道路問題，俄國現代化的根基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問題，俄國現代化的道路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看待俄國現代化的主體問題，而這二者，歸根結底就是如何看待人的創造性和上層建築的能動性問題，特別是如何看待政治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問題。當然，無論是對東方社會現代化根基還是對東方社會現代化主體的論述，列寧在這裡主要強調的是政治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列寧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考察是從分析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開始的，但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究其實質是一種政治體制的變革，而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在革命中的主體作用主要是指通過政治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的重要作用。至於後來，他在領導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同樣高揚了政治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而且由於當時革命和建設形勢發展的需要，他同樣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國家政權的重要性，未能深入研究上層建築的其它因素。重視對上層建築其它因素其中特別是意識形態的研究，是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安東尼奧葛蘭西開始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從重視政治上層建築研究到重視意識形態研究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是義大利繼拉布里奧拉以後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理論貢獻之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發展，而這其中尤以他政治哲學的核心理論———文化領導權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創造性發展最為光輝。所謂文化領導權，在葛蘭西那裡是指統治階級在市民社會行使的國家權力，體現了國家的意識形態職能。與文化領導權相對應的是政治領導權，即統治階級在政治社會行使的國家權力，體現了國家的強制統治職能。由於文化領導權是統治階級在市民社會行使的一種國家權力，所以，葛蘭西首先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結構，揭示了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指出市民社會是文化領導權賴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在此基礎上，他更新了以往的知識分子概念，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提供新思想、創造新文化的社會階層，是實現文化領導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最後，他提出了實現文化領導權的革命戰略———陣地戰，強調這種革命戰略實質上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
上述內容，共同構成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對於知識分子的理解，葛蘭西可以說是獨樹一幟。他擯棄了傳統的從職業上區分知識分子的做法，轉而以知識分子在社會關係中擔負的社會職能作為劃分標準。在此意義上，葛蘭西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的觀點，但這只是廣義的知識分子涵義，因為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涵義上，就無從說明知識分子階層的存在並規定其作用。為了凸顯知識分子真正的社會職能，他進一步指出：“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知識分子是執行著特殊社會職能的人，即創造和傳播新文化、新世界觀，這是狹義的知識分子涵義。較之從智力活動角度理解的知識分子而言，這種區分更具體、更明確，它真正超越了職業界限，同所擔負的社會職能緊密聯絡在一起。
總之，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由於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變革在歷史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努力消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機械論和宿命論影響，因而在意識形態———文化層面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0世紀的哲學轉向，即從重視經濟基礎決定作用到重視政治上層建築能動作用、再到重視意識形態能動作用這樣一個哲學轉向過程。自此，重視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一種重要潮流和趨向。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高舉的理論旗幟之一就是意識形態批判，只不過，這一理論後來變為改良理論，基本失去了批判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