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臨死亡的時候，更多會想到宗教而不是。《斐多》是蘇格拉底臨死前一天的言行記述，所以毫不奇怪，在其中，與死亡直接相關的通常的宗教主題即靈魂不朽問題成了主要的內容；伽達默爾研究《斐多》的篇章也極其合理地名為：“柏拉圖《斐多篇》中的靈魂不朽證明” [1]。我們平常人在讀到《斐多》所述蘇格拉底戰勝了死亡恐懼、從容赴死的故事時，通常深受感動，我們出於常識所想望從其中獲得的教益也正是如何直面死亡、戰勝死亡。但是，當我們拿起《斐多》，我們首先不可能忽視的是，《斐多》所記述的並不是一個宗教家，也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哲學家（準確地說，一個哲學家的最初與最高典範）的臨死言行——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其對死亡的態度與表現造就其為這典範，同樣，《斐多》的記述者也不是一個普通人或者宗教家，而是大哲學家柏拉圖，而且，柏拉圖本人並不是蘇格拉底故事的直接講述者（他本來也不是故事的親歷者），在文中，他讓蘇格拉底故事的親歷者斐多（也是一個哲學家）進行回憶與講述。如果我們足夠重視《斐多》文字首先向我們展示的這些最表面的東西，同時又對自己是否是（或夠得上）哲學家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那麼，我們便不會匆忙又天真地相信，《斐多》（以某種前基督教的方式）給了我們平常靈魂戰勝死亡的確據。作為柏拉圖最優美的作品之一，《斐多》以極其詩意的方式表現出哲學家蘇格拉底如何戰勝了死亡，在追憶結束之時，斐多發出了對蘇格拉底的無上讚美，這樣，初看起來，《斐多》是哲學家們在讚美其始祖蘇格拉底、讚美哲學，我們能得出的可靠結論最多是：哲學生活讓哲學家戰勝了死亡。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斐多》和我們平常人的指望又有何干呢？它能為我們平常靈魂的指望留下什麼呢？
作為柏拉圖哲學文字的一個主要詮釋者，現代哲人伽達默爾對平常靈魂的指望所面臨的上述困難顯然瞭然於心，這也許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他的《斐多》篇一開始便指出，人們可以把《斐多》比作基督性的戰勝死亡，可以把蘇格拉底的靈魂不朽證明當作基督性戰勝死亡的異教預示，但這卻是一個誤解。針對這一誤解，伽達默爾認為，《斐多》真正處理的問題並非“戰勝死亡”（Überwindung des Todes），而是“解釋死亡”（Rechenschaft über den Tod）。讓我們相信他的這一看法並非隨意得出，如他一貫堅持，解釋一個文字必須有對詮釋學原則的適當考慮 [2]，他的看法首先來自對詮釋學處境的洞察。伽達默爾看到，柏拉圖《斐多》對話所發生的詮釋學處境有其特殊的背景，那是一個對自然的科學理解與認識日趨進步、學開始獲得真正的自我意識的時代，用現在的話說，一個經歷科學啟蒙之後的時代。誰都不能否認他的這個洞見，更重要的是，這個洞見同樣規定了他的《斐多》篇的詮釋學處境，伽達默爾（或者說我們）同樣身處在一個經過科學啟蒙之後的時代，根據伽達默爾，哲學在這樣的時代必然有它特定的任務，那就是他在“科學時代的理性”之題下孜孜以求的詮釋學真理。正是在對詮釋學處境的如是意識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與他所看到的《斐多》對話錄的視界達到了融合：“戰勝死亡”是前啟蒙時代、宗教傳統站統治地位的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在啟蒙之後、理性與自我意識的時代，真正的問題在於怎樣“解釋死亡”。由於對死亡的解釋根本地涉及到我們對自我或靈魂的理解，所以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處境洞見的成果便可具體地表述為：《斐多》的真正主題並非靈魂如何戰勝死亡，而是如何理解靈魂。
除了對詮釋學處境的洞察，伽達默爾緊接著所強調的另一條詮釋學原則是，要注意《斐多》對話表面的、的特徵，即它是對一場戲劇性對話的詩意摹仿。伽達默爾正確地指出，若以邏輯的標準衡量，恐怕對話中提出的靈魂不朽諸證明都是不充分的，但是對話錄對蘇格拉底言語與行為的詩意刻畫則令人信服，顯然，其中文學描繪的“詩的說服力量”（poetische Überzeugungskraft）比其論證的“邏輯的證明力量”（logische Beweiskraft）更強有力。基於對“詩的”與“邏輯的”這兩種論證的區分，伽達默爾認為，比較適當的進入對話的方式是，先考察其證明歷程，搞清楚柏拉圖是否充分意識到了這些證明的不完善性，若這是真的，便要追問[柏拉圖運用]這些證明的真正意圖是什麼。任何一個人，若非對柏拉圖對話最表面文學特徵的意義視而不見，都不可能否認伽達默爾所建議方法的必要性。
本文將遵循伽達默爾所建議的方法，並跟隨他重歷柏拉圖的證明歷程，看他如何對待柏拉圖所運用的“詩的”與“邏輯的”兩種論證，從而探討，他從其詮釋學原則而得來的與平常靈魂的平常指望相背離的高論是否真的與柏拉圖的視界、與柏拉圖對我們提出的問題相合。
二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設定”
伽達默爾以考察柏拉圖《斐多》對話的詩性特徵，即其場景虛構來作為探索的出發點。他當然不會去糾纏那些瑣碎的時間、地點、人物、情景諸要素，而是一上來就抓住了場景安排的大特徵：真正的對話是[很有象徵意味地]在蘇格拉底與兩個“畢達哥拉斯派”的朋友之間進行的。而這意味著什麼呢？伽達默爾說，兩個畢達哥拉斯派的朋友，西米阿斯與克貝，並不代表畢達哥拉斯派特有的那種宗教特性，反而代表著在那一派思想中有其起源的、以及自然科學研究 [3]，他們是前蘇格拉底自然哲學的代表；而蘇格拉底，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的知識侷限在人類的問題與自我認識上。伽達默爾進一步設定，柏拉圖這樣安排對話人物，表明他認為自己的任務正是：
把蘇格拉底所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反省與畢達哥拉斯派所代表的科學認識結合起來。 [4]
我們只需想到道德反省屬於精神科學的範圍，便能明白伽達默爾於是又讓柏拉圖與自己達到了一種視界融合：伽達默爾的“理解”的任務正是探詢超出（自然）科學方法的普遍要求之外的真理經驗，即哲學、、歷史等精神科學的真理經驗，而理解作為普遍的詮釋學經驗，即人類的世界經驗本身，它所獲得的知識與真理根本上當然不只是與自然科學相對立的精神科學的真理，而是兩者真正的結合。本文一個核心的爭點就在於：柏拉圖是否真的在（像伽達默爾一樣）追求科學認識與道德反思相結合的詮釋學真理？不過，為了釐清這一點，我們先得跟隨伽達默爾，看看他的《斐多》篇如何貫徹這一設定（Hypothese）。
三 “真正談話”的開端
從上面的設定出發，伽達默爾略過了開篇長長的“引導性談話”直接進入到隨後“真正的談話”中，並首先看到，真正的談話是從一個宗教問題即畢達哥拉派明確禁止自殺這一宗教禁令開始的（61c），那麼，柏拉圖這樣開始對話的真正內容用意何在？為什麼一場哲學對話以一個宗教問題開始？伽達默爾說，柏拉圖可是知道“通過強調使重要的事情顯得清楚明白”的！顯然，如伽達默爾反覆指明的，蘇格拉底的對話者對傳統宗教的態度突出地表明瞭對話所處的背景（詮釋學處境），具體說來，柏拉圖在這裡強調的無非是畢達哥拉派朋友與蘇格拉底在這一宗教問題上態度的對比。
蘇格拉底提到的這個宗教禁令，本是畢達哥拉派的，但是他們卻說從老師那裡所聽到的語焉不詳，伽達默爾說，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對畢達哥拉派學說的宗教內容不再感興趣，而真正代表著當時的（modern）科學啟蒙”[5] 。這並不僅僅是他們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時代的風尚，如伽達默爾後來明確指出的，整個討論的背景就是科學的啟蒙以及迄今有效的傳統宗教的徹底崩潰[6] 。相反，正是蘇格拉底提醒他們注意這一禁令的宗教背景。伽達默爾還特別指出兩個戲劇性的細節來印證他們的思想傾向：當蘇格拉底提到對自殺禁令的反對意見（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