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遊戲作為對語言述說和表達活動的一種語用性強調，從哲學詮釋學的維度看，事實上就已是對哲學解釋活動的一種強調，以下是小編蒐集的一篇探究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語言遊戲差異性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借鑑。
自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追逐語言遊戲並在追逐中建構“語言遊戲論”之後，伽達默爾也在《真理與方法》中追逐遊戲及語言遊戲。維特根斯坦是在語言哲學的層面追逐語言遊戲的;伽達默爾則是在哲學詮釋學的層面追逐遊戲及語言遊戲的。維特根斯坦將語言遊戲論視為《哲學研究》的核心思想和中心問題，整個《哲學研究》的文字分析都是圍繞著語言遊戲論展開的;伽達默爾則是通過對遊戲的分析而將其作為對詮釋學本體論進行闡釋的入門，並進一步在詮釋學本體論的分析中，將語言遊戲同對世界的理解結合起來，從而得出哲學詮釋學的一個核心理念：理解是一種語言遊戲。於其中不難看出，雖然二者在追逐語言遊戲的哲學層面上和追逐程度上存在著差異性，但是差異性本身就說明了語言遊戲的追逐是二者的共同哲學旨趣。因為語言遊戲的追逐自有其能夠得以追逐的哲學境域。
一、維特根斯坦在語言哲學層面追逐語言遊戲
維特根斯坦作為現代西方語言哲學的代表人物，其語言哲學思想經歷了由前期《語言邏輯論》中的語言影象論思想到後期《哲學研究》中的語言遊戲論思想的轉變過程。這種轉變其實是在語言哲學的層面上由重視語義向重視語用的轉變，反映了英美語言哲學內部的邏輯實證派和日常語言派的思想分野。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不僅批判了自己的前期語言影象論思想，並且還確立起自己的語言遊戲論思想。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由於語言具有人文的多樣性和遊戲性，那種企圖藉助科學邏輯來建構理想語言的語言理想化道路客觀上違背了語言的人文特性，易導致語言多樣性被單一化的弊端。於是，維特根斯坦就在哲學層面上由強調語言的語義轉向強調語言的語用。正是在強調語用的意義上，維特根斯坦引入了“語言遊戲”概念，即“我也將把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叫做‘語言遊戲'.”[1]7維特根斯坦之所以引入“語言遊戲”概念，是因為使用“’語言遊戲‘一詞的用意在於突出下列這個事實，即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17語言的述說作為生活形式中的一種活動，實質上是語言對生活進行表達的一種活動。就語言述說的這種表達意義而言，伽達默爾認為，“語言表達問題實際上已經是理解本身的問題。一切理解都是解釋(Auslegung),而一切解釋都是通過語言的媒介而進行的，這種語言媒介既要把物件表述出來，同時又是解釋者自己的語言。”
可見，語言遊戲作為對語言述說和表達活動的一種語用性強調，從哲學詮釋學的維度看，事實上就已是對哲學解釋活動的一種強調。這種哲學解釋活動，對維特根斯坦而言，“哲學不應以任何方式干涉語言的實際應用;它最終只能是對語言的實際使用進行描述。”
這恰好也詮釋了伽達默爾所主張的理解、解釋和應用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的哲學詮釋學思想。因此，語言遊戲意義上的哲學解釋活動，對哲學而言，哲學的思辨性質被維特根斯坦所弱化，哲學的功能只被界定為“對語言的實際使用進行描述”,從而使得哲學的語言描述功能被放大為哲學的使命。這固然有其極端化的一面，但語言在哲學中的解釋性活動卻被強調和突出，“因為，當語言休假時，哲學的問題就產生了。”
伽達默爾也深有同感，認為“我們的整個世界經驗以及特別是詮釋學經驗都是從語言這個中心(Mit-tederSprache)出發展開的。”顯然，語言作為哲學性解釋活動這一共通感，存在於伽達默爾和維特根斯坦之間。
遊戲一般都設定遊戲規則，但維特根斯坦沒有為語言遊戲設定遊戲規則，因為沒有規則的規則被維特根斯坦視之為語言遊戲的規則。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遊戲是一種開放性的關係遊戲，各種語言遊戲之間具有關係性質的“家族相似性”,於“家族相似性”中“我們看到一種錯綜複雜的互相重疊、交叉的相似關係的網路：有時是總體上的相似，有時是細節上的相似。”
語言正是不斷地於遊戲中生成出各種“語叢”關係，形成家族的相似性，成為沒有規則的內在規則性，無形地約束著語言遊戲持存的“度”,以凝集遊戲“形散而神不散”的向心力，並在此基礎上發散遊戲的開放性。因此，“家族相似性”既是語言遊戲的本質所在，也是語言遊戲的魅力所在。“家族相似性”作為“本質對我們是隱藏著的。”它隱藏於遊戲的自身之中，需要通過遊戲的自我表現而呈現出來，“是不依賴於任何未來的經驗的。”
這說明了遊戲之所以成其為遊戲的根由就在於遊戲自身的自我表現。對此，伽達默爾也認識到“遊戲最突出的意義就是自我表現。”[2]140而這種“自我表現”就是“視域融合”中的詮釋學“理解”.維特根斯坦之所以如此重視語言遊戲，用他自己的說法，其目的就是：“我們所做的乃是把詞從形而上學的使用帶回到日常的使用上來。”[1]73也因此，“當我討論語言(詞、語句等)時，我必須說日常的語言。”[1]73這樣，維特根斯坦既將語言遊戲定位在日常的使用上而不是定位在邏輯的使用上，也將語言遊戲之“語言”界定為日常的語言而不是界定為理想的語言。據此，我們也可將“語言遊戲”理解為：日常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因此，“語言遊戲”也就成為英美語言哲學內部的日常語言學派的核心概念之一。
二、伽達默爾在哲學詮釋學層面追逐遊戲及語言遊戲
在伽達默爾的詮釋學視域中，遊戲結構是由遊戲、遊戲者和觀賞者這三者共同構成。遊戲者居於遊戲的內層，觀賞者居於遊戲的外層，遊戲就像一個磁力場一樣吸附著遊戲者和觀賞者，滲透於遊戲者和觀賞者的興趣之中。伽達默爾認為“遊戲的主體不是遊戲者，而遊戲只是通過遊戲者才得以表現。”就此而論，“其實，遊戲的原本意義乃是一種被動式而含有主動性的意義(dermedialesinn).”之所以是被動式的，是因為遊戲本身要通過遊戲者來表現，遊戲是一種“被表現”的活動;之所以是主動性的`，是因為遊戲相對於遊戲者的意識來說具有優先性，即遊戲是遊戲自身的真正主體。是故，“對於語言來說，遊戲的真正主體顯然不是那個除其他活動外也進行遊戲的東西的主體性，而是遊戲本身。”因此，伽達默爾認為，假如我們從遊戲的被動見主動的意義出發，其一，“遊戲顯然表現了一種秩序(ordnung),正是在這種秩序裡，遊戲活動的往返重複像出自自身一樣展現出來。屬於遊戲的活動不僅沒有目的和意圖，而且也沒有緊張性。它好像是從自身出發而進行的。”
其二，“正是首先從遊戲的這種被動見主動的意義出發，才達到了藝術作品的存在的。就自然不帶有目的和意圖，不具有緊張感，而是一種經常不斷的自我更新的遊戲而言，自然才能呈現為藝術的藍本。”在此意義上，伽達默爾認為，遊戲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既然遊戲的真正主體是遊戲本身，而不是遊戲者，那麼遊戲本身對於遊戲者來說其實就是一種風險，而這種風險對於遊戲者來說就意味著一種嚴肅性和冒險性。而“遊戲對於遊戲者所施以的魅力正存在於這種冒險之中”而其自身的“遊戲的魅力，遊戲所表現的迷惑力，正在於遊戲超越遊戲者而成為主宰。”因此，遊戲的存在方式就是遊戲超越於遊戲者而成為主宰的自我表現，從而凸顯了“遊戲最突出的意義就是自我表現。”
而且遊戲本身是通過它們的精神而彼此有別的。這意味著遊戲並不依賴於任何其他的東西，而是隻依據於遊戲對於構成其實質的“遊戲反覆運動”預先有不同的規定和安排。因此，與維特根斯坦的那種作為沒有規則之規則的無形“家族相似性”不同，伽達默爾認為遊戲的規則是預先規定了的，這種“預先規定遊戲空間界限的規則和秩序，構成某種遊戲的本質。”
通過遊戲者與遊戲的關係而探討了遊戲的真正主體、遊戲的存在方式、遊戲的意義、遊戲的魅力和遊戲的本質後，伽達默爾在對觀賞者與遊戲的關係上認為，“事實上，最真實感受遊戲的，並且遊戲對之正確表現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種並不參與遊戲、而只是觀賞遊戲的人。在觀賞者那裡，遊戲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
在伽達默爾看來，遊戲是為觀賞者而存在的，遊戲者只不過是表現遊戲而已。這一見解具有非凡的詮釋學本體論意義。因為伽達默爾正是基於此認識，在詮釋學的本體論層面上，將遊戲結構轉換為哲學詮釋學結構，形成了文字、作者和詮釋者這一哲學詮釋學結構。在哲學詮釋學結構中，文字的意義域不是由詮釋者完全依據作者當時的見解和意圖而形成的一種認識論、方法論意義上的意義域，而是在詮釋者與作者的視域融合中，注入詮釋者的詮釋而形成的一種在理解中存在的本體論意義域。而這恰好突出了詮釋學本體論所強調的文字是為詮釋者而存在的本體論詮釋學思想。在此詮釋學思想中，語言遊戲為伽達默爾所追逐。
語言遊戲之所以為伽達默爾所追逐，就在於使作為遊戲中的我們能夠在語言遊戲中達到對世界的理解。“所謂理解就是在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SichinderSpracheverst?ndigen),而不是說使自己置身於他人的思想之中並設身處地地領會他人的體驗。”
在詮釋學看來，理解過程就是一種語言過程，語言也因之成為談話雙方進行相互瞭解並對某事取得一致意見的核心。“因此，詮釋學問題並不是正確地掌握語言的問題，而是對於在語言媒介中所發生的事情正當地相互瞭解的問題。”
就語言作為理解本身得以進行的普遍媒介來看，語言表達問題實際上已經是理解本身的問題。“一切理解都是解釋(Auslegung),而一切解釋都是通過語言的媒介而進行的，這種語言媒介既要把物件表述出來，同時又是解釋者自己的語言。”
據此，伽達默爾認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Sein,dasverstandenwardenRann,istSprache)”而語言中的“理解是一種遊戲”在此意義上，伽達默爾將語言遊戲視之為對世界的理解，反之亦然。就此，伽達默爾贊同海德格爾的觀點：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這樣，作為此在存在方式的理解，也就上升到詮釋學本體論的層次上得到確認;而作為對世界理解的語言遊戲也就被置於詮釋學的本體論層面中進行闡釋，因為“語言的思辨存在方式具有普遍的本體論意義。”所以伽達默爾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我們認識了語言性和理解之間的根本聯絡，那我們就不可能把那種從語言無意識經由語言意識再到低估語言價值的發展認為是對歷史過程的明顯正確的描述。”顯然，伽達默爾不滿意那種對語言價值進行低估的行為。在伽達默爾看來，世界是在語言中得到表述的，人通過語言而擁有世界，語言就是世界觀。作為此在的人，其在語言遊戲中相互理解的語言過程，也是一種生活過程，在這種生活過程中通過語言遊戲而彼此形成一個個生命共同體，從而彰顯著語言的普遍思辨模式和普遍的適用範圍，在此意義上，生命共同體的相互理解過程就是一種語言遊戲的相互交流和談話過程。因此，語言遊戲通過生命個體對世界的語言性體認而彼此間相互建構起一種生命共同體性質的問答邏輯。這種問答邏輯正是哲學詮釋學視域中的語言遊戲的本體論邏輯。
至此，伽達默爾經由美學領域的作為藝術作品存在方式的遊戲推進到語言領域的作為此在擁有世界方式的語言遊戲，使得伽達默爾對遊戲的全方位闡釋最終在語言遊戲中得到完滿詮釋和提升，使得“作為本體論闡釋入門的遊戲”探討無縫焊接式的過渡到“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探討中，從而實現了伽達默爾對遊戲和語言遊戲進行互文式的闡釋和照面式的相互滲透，乃至於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遊戲就是語言遊戲，語言遊戲就是遊戲。伽達默爾正是在其闡釋意圖中實現了其對遊戲、語言遊戲的哲學追逐。
三、追逐語言遊戲的哲學境域
在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的哲學思想層面，之所以能夠追逐語言遊戲，自有其能夠得以追逐的哲學境域。正是在這種哲學境域之中，追逐語言遊戲有其哲學的必然性。而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成為追逐語言遊戲的傑出代表。
一方面，從哲學背景看，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的轉向”和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分別為追逐語言遊戲提供了時代境遇和哲學語境。
英美分析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促進了哲學的“語言的轉向”.“語言的轉向”是指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所發生的西方哲學由以認識論為主體的研究轉向以語言哲學為主體的研究。它“使哲學研究從認識的內容轉向了認識的表達，從心裡概念轉向了語言形式。由於這種轉向標誌著西方哲學的主題從近代走向了現代，因而在西方哲學界被稱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有些哲學家認為，“語言的轉向”正式開始於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而完成於被維特根斯坦後期語言哲學思想所影響著的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現代西方哲學之所以會發生“語言的轉向”,是因為現代西方哲學為了反對由笛卡爾的“我思”命題所開啟的近代思辨哲學的心理主義和形而上學性，而將哲學研究由“我思”的意識層面移到了語言層面，由自我意識的個體性“獨語”轉向了社會意識的社會性語言，使得語言成為哲學研究的主要物件。這樣，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的轉向”,就為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追逐語言遊戲提供了難得的時代境遇。
由“語言的轉向”所形成的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因語言視角的差異和語言認識的歧見而發生了分野，沿著英美語言哲學和歐陸語言哲學這兩種哲學路徑各自向前發展。英美語言哲學主要是分析語言哲學，包括邏輯實證學派和日常語言學派這兩個學派。維特根斯坦的前後期語言哲學思想分別代表了這兩個學派的語言哲學思想，語言遊戲論正是維特根斯坦後期的主要語言哲學思想。歐陸語言哲學，從語言的視角看，主要包括現象學語言哲學、存在論語言哲學、詮釋學語言哲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哲學。其中，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如果從語言哲學的維度看，應屬於詮釋學語言哲學。可見，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就為維特根斯坦和伽達默爾追逐語言遊戲提供了時代性的哲學語境。
另一方面，從哲學思潮看，追逐語言遊戲是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這兩大社會思潮相較量的結果。從維特根斯坦方面看，維特根斯坦追逐語言遊戲是其後期轉向人本主義而反對邏輯實證學派所堅持的科學主義思想的結果。邏輯實證學派是語言哲學中的理想語言派，強調語言的邏輯性和科學性，堅持將數理邏輯的求真性運用於語言分析之中，企圖建立一種普遍有效的永真語言，以此消除自然語言的邏輯混亂和規避近代思辨哲學的心理主義與形而上學性，這不僅體現在羅素的摹狀詞理論中，而且也體現在維特根斯坦前期的語言影象論中。可見，邏輯實證學派作為理想語言派，其主導思想是一種科學主義思想，將數學中的現代數理邏輯方法運用於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哲學之中，無疑是科學主義思潮在哲學領域中的瀰漫和滲透。這種滲透的結果是：使得語言的豐富性、多樣性和人文性等自然特性禁錮於邏輯形式之中而僵化於自然科學的程式化之中。語言哲學領域中的這種由科學主義所造成的弊端顯然已引起維特根斯坦的重視和反思，因為維特根斯坦作為建構理想語言的參與者、推動者和代表者，對此科學主義弊端自然比別人感受的更深刻也更強烈，一旦與之決裂，其決裂也就更徹底。維特根斯坦帶著這種哲學反思而觸動於一場足球比賽之中，於其中他看到了遊戲的魅力。帶著這種哲學靈感，他開始在《哲學研究》中確立起他的後期語言哲學思想：語言遊戲論。通過語言遊戲論，維特根斯坦在哲學層面上將語言由科學主義思潮帶回到人本主義思潮中來，由科學邏輯思維帶回到日常生活思維中來，由此彰顯了一次人本主義對科學主義的勝利。
從伽達默爾方面看，伽達默爾對語言遊戲的追逐則是其繼續推進海德格爾對傳統詮釋學進行詮釋學本體論轉向的結果。詮釋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可上溯到古希臘哲學時代。在詮釋學這一漫長的發展程序中，儘管施萊爾馬赫在哲學層面上把詮釋學理論系統化並發展為一般詮釋學而作出了哲學貢獻，儘管狄爾泰立足於施萊爾馬赫的一般詮釋學，從認識論的維度為精神科學尋求方法論來奠定詮釋學的基礎而極大地拓展了詮釋學的應用範圍，但他們的詮釋學作為傳統的詮釋學，依然侷限於認識論、方法論的哲學思維之中，依然為自然科學思維所統攝和牽制。在伽達默爾看來，方法論思維是一種科學至上的技藝思維，是一種尋求規則和應用規則的工具理性的思維，無論是就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包括語法的解釋技藝和心理學的解釋技藝”來說，還是就狄爾泰的生命哲學來說都是如此，“在他看來，科學的確實性意味著生命確實性的最高形式。”
自海德格爾在存在主義哲學的視域中啟動了詮釋學的本體論轉向後，詮釋學就在哲學中獲得了一種本體論的地位。伽達默爾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他後期的語言思想的浸潤下，繼續推進並完成詮釋學的本體論轉向。伽達默爾全力以赴所從事的這種哲學工作，意在使詮釋學從自然科學的工具論思維中突圍出來，為社會科學確立起一種真正符合自身特點的精神科學思維方式，併為一些人文傳統正名。因此，“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本體論轉向”就在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中得以完成。而語言遊戲也就在這種詮釋學本體論轉向中得到了重視和定位。就此而論，無疑是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相較量的結果。而這種相較量的結果，恰恰詮釋了伽達默爾偏重於人本主義思潮的哲學傾向。
參考文獻：
[1]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李步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3]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