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語境下對等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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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語境下對等翻譯理論的文化轉向

  論文關鍵詞 對等理論;轉向;後殖民理論
  
  論文摘要
 在後殖民語境下,作為研究的根本理論對等理論出現了文化轉向。多層次對等理論在全面關照本體層面對等的基礎上,將文化因素納入翻譯學的研究視野,倡導原文在原語文化與譯文在譯語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後殖民理論消解霸權,弘揚弱勢文化,承認文化差異,主張平等對話的思想,對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均有著深遠的意義,是翻譯研究的深化。中國譯學從中可以得到極好的啟示,即加強漢外翻譯實踐,弘揚中華優秀文化,進一步提升譯者身份和譯學地位。
  
  一、多層次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發展脈絡
  
  對等(equivalence)是翻譯理論研究中一個關鍵概念,是翻譯學發展過程中爭論最多的話題,也是隨著翻譯學的發展,不斷深化、日臻完善的課題。
  國內外翻譯理論界對對等理論的研究有著悠久的傳統。從中國傳統譯論代表“信達雅”到現代譯論“神似”、“化境”說,直至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和諧說”等等,對翻譯中語言、風格直至整體效果的不同層面的對等進行了闡述。但是,傳統翻譯研究基本上由“忠實”、“準確”等概念所主導,以語言分析和文字對照為主,侷限於靜態語言轉換機制。
  國外對等譯論以奈達(Nida)形式對等和功能對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影響最大,後有波波維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貝克(Mona Bak-er)的分層次對等理論,跨越了形式與內容二元對立的侷限,使對等理論研究出現“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在闡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後殖義以及女性主義理論文化批判的策略引導下,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的翻譯轉向,對等理論研究必然將從語言內部層面走向廣闊的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語境,從而給予翻譯以深刻而具現實意義的啟示。
  奈達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dynamic correspondence)突出內容為主,形式為次的思想,引發了很多批判和誤解。後來,他將功能對等中的“資訊”作了引申,指出資訊不僅包括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語言形式。他認為,形式也表達意義,在功能對等的翻譯中,不但要求資訊內容的對等,而且儘可能地要求形式對等。90年代中期,奈達放棄句子轉換生成的觀點,將社會文化因素引入對等理論。對動態對等或者說功能對等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認為“最貼近的自然對等”看來是不夠的,沒有一種譯文可以稱得上與原文是完美的對等,雖然可以認為它們達到了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層次的翻譯對等概念——“最高層次的對等”和“最低層次的對等”。所謂最高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達到高度的對等,使目的語聽眾或讀者在理解和欣賞譯文時所作出的反應,與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所作出的反應基本上一致。所謂最低層次的對等,是指譯文能達到充分的對等,使目的語的聽眾或讀者能理解和欣賞原文聽眾或讀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欣賞。他認為,在最高與最低之間,可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對等。可見,經過多年的探索,奈達逐漸將對等的範圍從語言內部向讀者反應擴充套件。
  波波維奇將等值從詞法、句法、篇章及文體等語言層面分為:
  (1)語言對等(1inguistic equivalence):原語與目的語在詞法和句法等語言層面構成共質,有時可以採用字對字的翻譯;
  (2)詞形對等(縱聚合關係的對等)(paradig—ma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縱聚合語言表達軸上各要素之間具有對等關係;
  (3)文體對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各個要素在功能上的對等,旨在表達同一、恆定的意義;
  (4)語篇對等(橫向組合關係對等)(textual/syntagmatic equivalence):原語與譯語在篇章結構形式上的對等。
  可見,波波維奇對翻譯等值的探討,停留在語言內部,但是他將對等按照語言結構層次進行劃分,對後來的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巴斯奈特認為,翻譯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意義上的等值,而是多層次的對等。她援引諾伊貝特和皮爾斯語篇理論的觀點,認為翻譯等值屬於符號學的範疇,由句法、語法和語用三方面的對等構成。而且這三方面的對等構成一定的層次關係:語義對等優先於句法對等,而語用對等以前兩種對等為前提和補充。巴斯奈特強調,等值問題的研究應該把對等放在文化及時空的背景來看待。巴斯奈特在其與列夫維爾(Lefevere)兩人合編的《翻譯、與文化論集》對“功能對等”又作出如下解釋:等值即指目的語文字在目的語文化中承擔其功能的方式與原文字在原語文化中曾經發揮或承擔的功能方式一致。顯然,這裡的等值內涵已遠遠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等值概念。在這個定義的理論框架下,譯者為了獲得功能上的對等,除了語言層次的潤飾,還需文化上的'整合,從而滿足文化價值系統下等值的全新標準,也明確了多層次對等理論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莫奈·貝克將對等層次進一步細化為5個層次:
  (1)詞層對等;
  (2)片語對等,包括搭配、習語和成語的翻譯:
  (3)語法對等,對照原語與目的語語法範疇的多樣性;
  (4)語篇對等,涉及主題、資訊結構和連貫性的對等;
  (5)語用對等,照顧到內涵的傳承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
  翻譯是一項交際活動,譯文不是一個靜止的文字,而是原文作者意願的載體,譯者的任務是如何在目的語文化中將這一意願毫無保留地傳遞給另一個讀者群。這裡,對等理論不僅在語言內部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化,而且從語用的視角再次將社會文化因素納入研究視野,追求文化層面的語用對等。
  
  二、對等理論文化轉向的後殖民語境
  
  綜合上述,文化轉向的對等理論,均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文化研究大潮的衝擊下,尤其是在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翻譯理論研究“文化轉向”的必然結果。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大潮的衝擊下,翻譯理論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後殖民批評消解霸權,弘揚弱勢文化,承認文化的差異,主張不同文化的平等。後殖民研究視角給予翻譯研究的啟示在於,它將翻譯看作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獲得瞭解放和國家獨立之後,更增強了解除、擺脫宗主國的精神控制的要求,這當然是一個比體制變革更艱難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後殖民學者認識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權文化的侵略。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來說,雖然殖民主義早已結束,但殖民主義作為維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代名詞仍然以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的形式在經濟、科技領域進行著壟斷,在社會、文化上進行不遺餘力的“滲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價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勢文化的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