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理論視野下的翻譯批評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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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理論視野下的翻譯批評理論框架

  [論文關鍵詞]:批評;對話理論;對話
  [論文摘要]:
翻譯批評的發展對推動翻譯研究發展有重要作用,它經歷了從作者中心到文字中心,再到讀者中心的闡釋模式,卻無法擺脫獨白的色彩。文章以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為基礎,從翻譯批評的本質、功能、原則、規範嘗試構建翻譯批評的理論框架,以期在認識論上為翻譯批評帶來啟示。

  
  一、國內翻譯批評現狀
  
  翻譯批評,作為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橋樑,與翻譯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各種翻譯理論的出現,都會為翻譯批評帶來新的理念和變化,如對等理論,讀者反應,闡釋學和解構主義均為翻譯批評的發展拓寬了研究的視野。翻譯批評隨著翻譯研究正規化的演進而演變,亦出現了幾種翻譯批評研究模式。
  作者中心論以忠實於作者的原意為標準,文字不過是獨特個體的表現形式。文字中心論將“忠實於原作”作為首要責任。讀者中心論將讀者的反應被視為譯作的標準。儘管他們更新了自身的研究視角,卻切斷了翻譯活動過程的鏈條作者——文字——讀者(譯者),進行的是獨白式的研究,滿足不了翻譯批評發展的進一步要求。前蘇聯家巴赫金•米哈伊爾的對話理論提倡參與者之間對話,因此文章以其為理論基礎,以期促進翻譯批評的進一步發展。
  
  二、對話理論概述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從1920年的《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1935年的《小說話語》,到1961年的《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書的改寫》,經過逐步的補充、深化和拓展,最終構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文章將集中探討對話理論的幾個核心問題:
  1. 對話與對話性
  巴赫金稱作品中人物之間的對話為“純對話”。文章討論的是對話理論意義上的對話:“同意或反對關係、肯定和補充關係、問和答的關係”。[1]
  對話性指“具有同等價值的不同意識之間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基於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分析,巴赫金得出結論:“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一切莫不都歸結於對話,歸結於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3]對話滲透到人們最深層的精神領域。
  2. 對話生存的時空
  對話生存的時空包括共時性和狂歡化。[4]
  同時存在和相互作用即共時性。對話在共時性的作用下,在一句話中表現兩種不同的聲音——雙聲語,而且,各種聲音、各種意識,在對話中同時出現,必然產生爭論、交鋒。狂歡化是個體之間的相互關聯。在狂歡化的時空裡,每個參與者都積極參與和交流。
  3. 對話關係:自我與他者
  針對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巴赫金認為,我之存在是一個“我之自我”,我以外,皆為他者“於我之他”。自我意識的加強只有建立在與他者意識的對話關係上才能成為可能。沒有他者,自我就不能生存和掌控自己。只有建立在互相反映,互相接受,互相認可的基礎上,自我才能獲得本身的完整性。
  
  三、對話理論關照下翻譯批評理論的框架
  
  文章作者採用對話理論進一步對翻譯批評理論的內部框架嘗試進行重新透視與構建,包括本質,功能,原則和規範,以期獲得一些對翻譯批評理論框架的新認識。
  1. 翻譯批評的本質
  1.1 翻譯的本質
  鑑於翻譯批評是在翻譯活動之後進行,作者將從對話理論角度審視翻譯活動的本質。
  文學作品一旦產生,與讀者相遇,在其能動參與下,作品就被不斷地詮釋並經歷著多重考驗。作為原文字的`第一讀者,譯者發揮他的主動性創造性地完成譯作。在這其中,他不止是與原文字或者原作者相遇,還與心中假想的讀者相遇。譯者與目的語讀者對話不可避免。譯本在進入目的語的過程中,經受各種質疑與考驗,使得譯作與讀者之間的對話不斷迴圈。
  由以上可看出,翻譯是一場主體間對話的綜合體,它不是單純發生在原文字產生的空間或目的語文化的空間,而是譯者在發揮主動性的同時,遊走在原作(作者)和讀者之間,來回調解,平衡,以期奏出和諧的樂章。
  1.2 翻譯批評的本質
  基於對翻譯過程中對話層次的認識,翻譯批評對翻譯中包含的對話也應投以關注。
  呂俊指出,譯者在文字翻譯時,並不知道他的譯文現實性讀者會是哪些人,也不會準確預測,而另一方面譯文讀者在閱讀時,作為第二作者的譯者又是不在場的,隱匿的。讀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確定譯者話語與他所理解的之間由多大差別,更不知與原文作者(第一作者)的原文話語由怎樣的區別。這就造成了雙重的缺席性話語。批評的介入就會把原文作者,原文文字,譯者與譯文文字以及譯文讀者串聯起來。它對於譯文讀者來說就充當了一種現實性的聯絡紐帶,並激活了這種隱含的對話關係,它是參與對話的一種對話。[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