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老子 對於終極問題的探究無法依據現成的概念框架，但又不可能完全憑空而行，因而必須“緣”於某種微妙的技藝（“幾”、“藝”、“術”），以便讓思想非現成地發生出來和被維持住。數學對於古希臘人、瑜伽對於古印度人都作為這種幾微而起作用。與它們不同，中國古代思想、特別是先秦思想中似乎沒有特別突出的、為人普遍尊崇的思想技藝或藝術。“易”在漢代之後起過相當大的作用，但在先秦時似乎也只是眾多技藝中的一種。而且，對卦象解釋的任意性相當大，“象數”如何切真地激發和保持本源的“義理”或“道”從來就是一個挑戰。孔子、老莊似乎很少受到易的直接影響，老子“大象無形”的講法甚至可能就是不滿意那種拘於易象的做法的表示。實際上，中國古人看出，各種切身的生存技藝都可能揭示出和維繫住道。而且，有真見地者也都看出，離開了這切身技藝的運作，人的思想就會陷入華而不實、“與影競走”的空疏境地。
中國古代的源頭思想的蛻變也與此相關。這就是說，當開創者（比如孔子、老子）的思想與它“緣”出的技藝，比如六藝、歷史、治國、勞作、靜坐、養生、用兵、等等，一旦分離，其中的“要妙”就蔽而難見了。後人對它的理解極易淪為一種概念上的思辨和任意構建。本書之所以要在分析老子之先討論韓非子與孫武子，就是因為從某個角度講來，後兩者的勢論更直接地與某種技藝（統馭臣民、用兵）相連，在一個偏狹但緊張發生的局面中揭示出道的終極構成性。而這一見地在後人解釋《老子》時幾乎再也見不到了。所以，這種時間上的逆推，即從韓非到孫武，再及老子，意味著緣構道境由狹窄的統馭之術舒張到對抗之術，再擴大至宇宙人生境地的“還原”。
一、終極處境中的構成之道
韓非子探討一種能構成臣民的生存、並因而令其無所逃避和蛻變的勢態；孫子則力求領會在軍爭對抗中仍然能立於不敗之地的勢態。定則、條件之所以不敷用，原道的終極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總有可能被愚弄、被篡改、被重新做成的局面。“天命靡常”對於古人不僅意味著天不可被現成規範，更顯示出天的無所不在，並因此而要求一種更本源的領會方式和對待方式。《老子》的道只有置入這樣一個比軍爭還要根本和廣闊的對抗形勢或“靡常”境地才能被啟用為一個純構成的本源。道論中的所有那些“惚恍”和“難言之隱”都出自這樣一個形勢的造就，甚至逼迫，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個比笛卡爾的懷疑所假設的局面還要深徹的靡常形勢下“立於不敗之地”、“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形；謀攻）達到長生久視、長治久安的境界。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40）“反”首先是對根本的無常局面的認識，其次提示出適應於這種局面的對策。“反”意味著絕不可依靠任何現成者，而總是在它們的反面和反覆中看出道的動向。 這種對於線性的思維來講處處都是陷阱的狀態卻不是完全無望的，其中確有一個讓大道通流的境域。“弱”、“柔”、“虛”、“靜”、“衝”、等等，是老子用來表示道的一組“無形大象”。它們透露出的“妙”義是：在一切具體法則的終結處，並沒有更高階的存在者和法則，而只能是一種“柔弱”到再無一絲一毫現成性可循的純勢態。有一分“堅強”或“形”、“質”，就有一分可被“反”對的把柄和實處。而且，這再不被擺弄的終絕處，也不是乾癟的空無，因為那樣的空無仍是一種觀念上可把捉的現成者；而只能是將一切現成性“反”過來的發生的構成態。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老》16）真正的虛極和篤靜必是一種壁立千仞的終極情境，其中一切都失去了現成存在性。一切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器都禁不住這虛靜的大化。這一點是老子與後來解釋老子者及講形而上下者的最關鍵的區別。對於老莊，這虛極處離形而上者（理）絕不比離形而下者更近。正因為達到了真正切身的“虛極”，才會“萬物並作”。因此，老莊一方面摒棄可被現成化和相對化者，另一方面運用了大量的形而上下混然不分的“大象”來投射出、引發出至道的意境。象“衝”、“虛”、“谷”、“水”、“嬰孩”、“風”、“山木”、“解牛之刃”、等等，都是一些“在世界之中”的、在稱手使用中顯現的活象，比易的卦象更能引發道境。“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老》21）與後人按某種現成路數的闡發方式很不相同。這種“風格”的不同正顯示出思想的透徹程度的不同。達到終極情境的思想必有原發的“信言”（《老》81）氣象。可惜的是，戰國以後，這種蔥蘢朴茂的氣象就只在文學、書畫、工藝作品中見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