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淺述十九世紀與歷史比較語言學
19世紀初，語言學家認為只有對語言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才是科學。語言學進入歷史比較語言學階段，語言學家把語言看成是譜系體系，不僅提出了人類語言演變過程的假說，繪出世界語言譜系，而且創造出比較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才使語言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科學。
1.基本理論觀點
（1）每種語言都有與其他語言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通過比較而被認識。
（2）比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來源的語言親屬關係，親屬語言組成語族和語系。
（3）親屬語言的不同之處只能用這些語言所經歷的歷史變化來解釋，這些不同之處正是每種語言的重要特點。
（4）語音要比其他語言要素變化的快，在同一種語系中，語音的變化是遵循嚴格的規律進行的；語言的基本要孫，如詞根，詞綴和詞的曲折變化，在幾千年間都保持穩固性。
（5）根據歷史比較所得的材料可以大體構擬始源語。任何一門學科的出現都有它的哲學背景和鄰近學科的影響。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跟生物學中的達爾文進化論影響有聯絡。
2.初創期代表人物
拉斯克（，1787-1832）歷史語言學初創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語言學家，也是歷史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他通過對語音對應關係的分析，論證了日耳曼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和斯拉夫語有著親屬關係，同出於一個原始語。他認為，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是總體結構和語法上的統一性，而不應過於注重詞彙的統一性。“一種語言，不論與其他語言已混雜到何種程度，如果它與另一種語言有著共同的最重要、最具體、最不可缺少的詞彙（即語言的基礎部分），那麼它們就屬於同一個語支。如果兩種語言的詞彙中存在這種統一性，而且這種統一現象很多，從而可以制定出字母（即語音）變換的規則，這兩種語言之間就存在著根本的親屬關係，如果曲折變化和語言結構相互一致的話，便更是如此”。[1]
格里姆（m）（1785-1863），是日耳曼語言學的創始人，他在《德語史》中的一段話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是意味深長的。他說：“有一種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為生動的東西可以證明民族的歷史，那就是他們的語言。”格里姆的偉大貢獻在於發現了早期印歐語到日耳曼語的塞音（和擦音）的演變規律，即“格里姆定律（Grimm'slaw）”[2]
維爾納（KarlVerner，1846-1896）的研究指出原始印歐語的清塞音p、t、k在古日耳曼語中確實演變為f、θ、h，但只有位於詞首或重讀母音之後的p、t、k演變為f、θ、h，而其他位置上的p、t、k演變為b、d、g。這一演變規律被稱為維爾納定律。
3.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
3.1洪堡特主義代表人物
洪堡特（umboldt，1767-1835）為歷史比較語言學和語言型別奠定了哲學基礎，開創了普通語言學。他的名言是“語言是一種創造的能力，而不僅僅是一種產品”。他認為，語言的本質特徵就是講話人具有的講話並理解話語的言語能力，而不是可以聽到、看到的話語和寫作的產物，更不是語言學家對語言進行分析後所得的詞彙和語法規則。語言作為事物標誌和交際手段而起作用。
洪堡特繼承了海德（Herder，1744-1803）的觀點，更多的把語言學看做人文科學，他堅決反對把語言看作是某種機械的和靜止的東西，不是“活動的產物，而是一種活動”。另一方面，民族語言和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聲稱“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他們的精神，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們的語言”。此外，他還建立了語言型別學分類法，把親緣關係上相近的語言與語言型別上相反的語言相對立，語言型別主要有：一個詞代表一個意思的叫孤立語；由數個詞構成複合詞，而且詞形和意義又都不改變的叫黏著語；用詞尾變化來表示語法關係的叫屈折語。
洪堡特開闢了語言研究的人文傳統，導致了20世紀以來的人類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等的誕生，其影響滲透到哲學、美學、文藝學等等。他詳細描寫了比較方法的操作過程，著重強調語言間親屬關係的證明不是結構上的相似，而是共有的、語音上有著類推關係的語法形式。洪堡特的語言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了德國的斯坦達爾，還間接影響了奧地利的舒哈特，義大利的克羅齊等。[3]
3.2自然主義學派的代表
施萊歇爾（eicher，1821-1868），德國語言學家、自然主義學派的創始人，是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關於語言親屬關係的理論、關於重建始源語的比較方法及關於對語言的分類。他認為、語言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跟生物進化的過程是一樣的。他採用生物學對植物的分類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係，並採用雙名法。他把當時存在的語言總結最後得出譜系樹形圖。[4]
4.新語法學派
19世紀最後25年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語法學派時期，歐洲語言學拜託了早期的語文學道路，把語言作為獨立的物件研究，並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歷史比較法。
新語法學派所強調的一點就是“類推作用有普遍性”。“類推作用”除了用來解釋語音的不規則對應，還用來解釋形態結構劃一的變化。新語法學派的“類推作用”理論對形態的歷史演變作出瞭解釋。“在活的語言發展過程中所看到的形態因類推而劃一的現象，詞幹重新分解和簡化的現象，原有獨立詞彙單位的語法化（以後轉變為構詞法附加成分和變詞法附加成分）的真實情況，語音現象和形態現象互相作用的情況等等—所有這些都大大地擴充套件了歷史語言學家的眼界，使他們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闡明較遠的過去的事實。
新語法學派推進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為結構主義歷史語言學的誕生準備了條件。[5]
5.對歷史語言學的總體評價
19世紀末，語言學的發展是同否定施萊歇爾的生物主義和保羅的唯心主義連在一起的，強調語言的系統性及語言學的相對獨立性，併力圖確定語言體系的實質，建立語言學學科都分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些根本原則便已受到了懷疑。歷史比較語法的研究方法先是受到新語法學派，後又受到結構主義學派的衝擊。
歷史比較語法研究方法的優點是實用性強，善於吸收外來語文的長處。主要弊病是它依靠歷史比較搞重建而不過問“比較”的實質，僅僅停留在橫向對比上而缺乏歷史發展的縱向顯示。梅耶也不得不承認，比較語法的方法所提供的不是古代口頭歐語的“重建”，而是歷史上有文獻記錄的那些語言之間的一種有定的對應系統（語言橫向比較）。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通常以具體性（concreteness）和特殊性（specialness）為標誌，而結構語言學則是以抽象性（abstraction）和概括性（generality）為特徵。傳統語言學卻生硬地用拉丁語的範疇來分析現代歐洲的各種語言，分析內容完全無視表達這一平面，這就使其研究難免有教條主義，而結構主義則強調從“表達”和“內容”兩個平面的相互作用出發，去尋找語言的內在功能。
第2篇：歷史比較語言學發展綜述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主要研究語言的發生和發展，按生物進化模式把語言納入譜系關係的框架之中，並構擬不同階段的共同語，探求它們的形式及其演變過程的一種語言學。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產生的前提
（一）語言材料的積累。16、17、18世紀是語言學史上“積累語言材料”的時代。世界的貿易的發展與長途旅行使歐洲人在擴大地理視野的同時擴大語言視野，基督教的傳播使各種語言資訊匯聚增加，殖民掠奪的開始也為世界語言材料的積聚增加了條件。最早進行有意識蒐集語言材料的人是17世紀後期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他想通過比較方法來追溯語言源頭從而發出蒐集語言標本的提議。19世紀初期德國人阿德隆和法特出版的《語言大全或普通語言學》（1806-1817）是“世界語言標本蒐集”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彙集對500種語言的評論和書籍目錄。
（二）方法論的形成。18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生物學領域開始了有系統的科學旅行和探險。生物學家通過對收集到的大量材料進行比較，從而創立比較植物學、比較解剖學等。語言學從中借鑑了比較研究方法。同時，語言學研究又吸收了這一個時期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等所普遍採用的歷史分析的方法，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語言學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三）梵語的深入研究。促使歷史比較語言學產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對梵語的深入研究。歐洲人第一次得到梵語的資訊是在16世紀80年代。當時義大利商人菲利波·薩塞蒂（FilippoSassetti）從印度發回信中提到梵語詞和義大利語詞頗多相似之處，如6、7、8、9等數詞和“上帝”“蛇”等名稱，並指出二者可能同源。1786年，英國人威廉·瓊斯（WilliamJones）在印度加爾各達的亞洲學年會上宣讀著名報告《三週年演說》，首次正式提出梵語和歐洲古代語言希臘語、拉丁語和日耳曼語言在歷史上有親緣關係，具有同一來源的假說。瓊斯的論文引起了歐洲學術界極大的興趣。在歐洲啟蒙運動哲學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學者開始把眼光投向過去，探索各民族的起源和史前史，古代的語言也是系統研究的物件之一。歐洲人真正認識梵語，使歐洲語言研究進入了歷史比較語言學時代。
二、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的創立和發展
19世紀初，以梵語的研究為契機，一代又一代學者聚焦了印歐語的歷史比較，創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整個19世紀中，歷史比較語言幾乎佔據語言學界的統治地位。對此語言學界早以達成共識，但關於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分期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爭議：國內語言學界一般認為以1870年為界分做前後兩段，主要見於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徐通鏘的《歷史語言學》和徐志民的《歐美語言簡史》等；國外湯姆遜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史》則分成了初期、中期、最後25年三個階段。①兩種分法各有長處和不足，為了更加清晰表現出歷史比較語言學發展脈絡，筆者採用以時間為經線，以人物和主要成就為緯線進行分述。
（一）德國葆樸（FranzBopp，1791-1867）
葆樸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是第一個把相似相關的語法事實收集起來進行比較，並把梵語引進比較領域的人，是第一個提出以語言親屬關係為依據建立“比較語法學”的人。
1816年，他發表了《論梵語的動詞變位系統》，對幾種親屬語言的動詞變位作了系統的比較研究，由此為“印歐語系”奠定了基礎。1833-1852年，他撰寫了第一部系統的印歐語比較語法書《梵語、禪德語、阿爾明尼亞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語、古斯拉夫語、哥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葆樸的研究出發點是通過梵語和歐、亞幾種語言的比較，找出它們動詞詞尾變形式的源頭，即原始形式。然而在撰寫過程中，他發現這些語言的動詞變化不僅僅是個別相似，而且是“家族相似”，顯示出系統的一致性。由此，他發現了比較語法的一些重要原則，建立了比較語言學。索緒爾認為葆樸“意識到親屬語言之間的關係可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內容。用一種語言來闡明另一種語言，以一種語言形式來解釋另一種語言形式。這可是前人沒有做到的。”②[P2]法國語言學家梅耶稱葆樸的研究有點像哥倫布尋求去印度的航線（喻指初衷是構擬一種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結果卻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喻指建立比較語言學）。
葆樸在同源語言詞法形態的基礎上建立普遍的理論，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但葆樸的研究物件過於狹窄，他專注於詞形變化，沒有注意語音的發展規律，建立歷史語音學，更沒有注意句法形式的發展規律。在這些方面做出貢獻，並奠定歷史比較語言學基礎的是葆樸同時代的兩位學者：拉斯克和雅各布·格里木。
（二）丹麥拉斯克（RasmusChristianRask，1787-1832）
拉斯克也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個對語言進行系統比較的學者。
拉斯克在《古代北歐語或冰島語起源的研究》（寫於1814年，出版於1818年）一書中對冰島語和希臘語、拉丁語作了詳細比較，論證了它們在語音、形態和基本詞彙上的對應關係；他提出要確定語言的親屬關係必須考察語言的整個結構，應特別注意語法對應關係，並把古冰島語歸入日耳曼語系，認為古冰島語和波斯語、印度語有一個較遠的共同來源；第一個發現日耳曼語中的“子音大演變”，即希臘語的p、t、k對應日耳曼語中的f、p、h，希臘語的b、d、g對應日耳曼語中的p、t、k。拉斯克在《古代北歐語或冰島起源的研究》中所論述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啟發了雅各布·格里姆。
（三）德國雅各布·格里姆（JacobGrimm，1785-1863）
雅各布·格里姆也是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索緒爾稱他是“日耳曼語研究的創始人”。同時，他還與弟弟威廉·格里木（WilhelmGrimm1786-1859）一起蒐集德國民間故事，編成具有世界影響的《格里木童話》（也有翻譯成《格林童話》）。
1819年，雅各布·格里姆出版了《德語語法》。在呈現日耳曼語言發展史的過程中，他確立了字母與語言的本質性區別，以及語音在歷史語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822年，《德語語法》再版，並增寫了三卷，不僅系統地論述了日耳曼語族與印歐語系其他語族之間子音一致性的問題，而且最早提出了語音規律，即藉助在第一音變和第二音變中的子音變化，就可以把日耳曼語族諸語言區分開來，該定律同樣可以對高地德語和低地德語進行有效的區分。這就是著名的格里木定律。該定律被羅賓斯稱為“建立印歐語系和其他語系的框架和支柱”，直到今天“仍然是印歐語系內部最著名的一套語音對應。”③（P211）
雖然格里木定律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音研究方面最為突出的成果，但它留下了難以解釋的一組例外。如拉丁語中的t依據格里木定律推知在日爾曼語中的對應形式應該是p，實際上對應形式卻有時是p，有時卻是d。這些例外也吸引著其它語言學家，特別是維爾納的深入研究。
（四）德國施萊歇爾（AugustSchleicher，1821-1868）
施萊歇爾是19世紀中期歷史比較語言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語系語言比較語法綱要》。由於受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他認為語言和其他自然現象一樣，受相同的自然規律和發展規律的支配，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學中所制定的精確方法運用於語言研究。他根據已發現的規律來重建原始印歐語，並用星號*來標示構擬的形式，為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的歷史演變過程設計了一種樹形譜系圖，使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以直觀的形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一大進步。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世界範圍內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都是參照或按照這種語言分化的權威模式進行的。但該理論的弱點是隻考慮到語言分化，而沒有考慮語言的統一和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直到19世紀後期，他的學生施密特（J·Schmidt）用“波浪說”對此作了修正。
（五）丹麥維爾納（KarlVerner）
在19世紀後25年裡，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維爾納和他所屬的“青年語言學派”。他們把格里木定律進一步發展完善。
維爾納對日爾曼語中的許多音變例外的例子進行研究。1875年寫成《第一次子音變化的一個例外》。文中指出：如果原始印歐語中的重音放在非詞首擦音之前的母音上，原始印歐語中的p、t、k，在日爾曼語中就相應變為清擦音f、p、h；如果重音放在非詞首擦音之後，那麼原始印歐語的p、t、k，在日爾曼語中則對應為b、d、g。維爾納這一發現，揭示了日爾曼語中輔音系統的變化與重音位置的聯絡，被稱為維爾納定律。該定律的發現解除了許多歷史比較語言學家的疑慮，使他們開始認識到一切語音變化都是有規律的。同時期，維爾納所屬的“青年語言學派”也在自己創辦的刊物《形態學研究》正式宣佈“語音演變規律不允許例外”。他們在堅持這個原則時，以語言材料為依據，借鑑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同“類推”在語言演變中的作用。
維爾納和“青年語言學派”對語言演變性質的認識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改變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向，改變了對原始印歐語的認識，但其缺點也很明顯：（1）研究方法的“原子主義”。認為語言的變化是孤立的、個別的變化，看不到語言統一性和完整性，有損於語言總體的認識。（2）個人心理主義的語言觀。把語言僅僅看作個人的生理現象和心理現象，缺乏對語言社會性質的瞭解。
三、20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最後25年，青年語法學派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他們也培養了一個語言學巨人德·索緒爾。1916年德·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標誌著語言學進入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時代，而歷史比較語言學已不再處於語言學的主流地位。但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並沒有停止，研究物件從19世紀基本侷限於印歐語系逐步擴充套件到其他語系，比如漢藏語系的研究、南亞語系的研究、班圖語系及非洲諸語言的研究等，研究方法也突破了單一的歷史比較法的格局，吸收了語言共時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梅耶和高本漢。
（一）法國梅耶（AntoineMeillet，1866-1936）
梅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創始人德·索緒爾的學生，可以稱得上即是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的集大成者，又是20世紀以後在索緒爾語言系統觀及青年語法學派的語言地理學等思想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寶庫的傑出語言學家。梅耶一生致力於印歐語系的歷史比較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
1925年，梅耶在挪威斯洛“比較研究所”做學術演講，並將演講稿整理成為《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在該書中明確主張必須廢棄僅依據個別孤立事實來進行語言比較的方法，而這正是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的致命弱點。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他指出：進行原始母語的重建工作時，必須就整個系統進行比較，而且重建的也只能是部分語言成分的對應系統，而不可能構擬出整個原始共同語；強調在語言的歷史比較中應重視方言區別，重視語言歷史演變中平行發展的可能性。這些觀點正是梅耶在他的老師索緒爾的語言學說影響下，對19世紀曆史比較語言學所作的總結性思考的反映。該書被認為是關於歷史比較法的最好的著作。
（二）瑞典高本漢（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1978）
高本漢是瑞典著名漢學家，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個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引入傳統的漢語音韻研究中，取得顯著的成就，從而大大開拓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領域。
1926年，高本漢出版了《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在1940年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成為中文，在上海出版。高本漢一方面參照隋、唐以後《切韻》類韻書中的反切，把3100漢字排列成表；另一方面運用歷史比較法比較各字在現代各種方言中的讀音、構成其音值、據此確定韻書等大量書面材料裡的中古音類別及各字的中古讀音，達到對切韻進行語音學描寫。該書對漢語從《切韻》到現代各方言的語音變化作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1954年高本漢對以前的研究成果進一步修訂，總結性地發表了《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語言學簡編》，上古音研究的輪廓因此而更為清晰，他的學術活動使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古老的漢語音韻研究領域結出了碩果。
綜上所述，歷史比較語言學通過16、17、18世紀的積累語言材料，在19世紀初創立進而輝煌了整整一個世紀，到20世紀在結構主義語言觀影響下，吸收語言共時分析的理論和方法，使自己的理論和研究更為合理，在語言學發展中的發揮自己的作用。
第3篇：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奠基者
歐洲從文藝復興到18世紀，特別是18世紀，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收集了大量的語言材料，彙編成多種語言的詞表、詞典、讀本等，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做了材料上的準備。大家都認為是德國的弗蘭茨·葆樸（FranzBopp）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第一個奠基者，因為他於1816年曾著《論梵語動詞變位系統，與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和日耳曼語相比較》一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拉斯克和他的《試論古斯堪的納維亞語或冰島語的起源》
丹麥學者拉斯克說，必須有條理地研究一種語言的總體結構，不可能只挑選幾個細節或幾個詞彙，來與另一種語言相比，從而找出類似現象。他認為，不應過於注重詞彙的統一性。他指出，在區域上相近的語言之間，必有無數的詞相互來來往往，因而使得它們看上去十分相像，而實際上這種相像歸因於詞彙的借用，而不是因為有什麼親屬關係。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語法上的統一性，因為，無論一種語言借用多少詞彙，其語法結構很少受到外部語言的影響，所以他認為語言的統一性是確定語言親屬關係的重要手段。
（三）葆樸和他的《論梵語動詞變位系統》和《比較語法》
德國語言學家葆樸的主要目的，從他的書名中就可以瞭解，他是要把梵語和歐洲、亞洲的好幾種語言相比較，以求出他的語法形式的來源。他對於這幾種語言的關係有一個很正確的看法。他不相信希臘語、拉丁語和其他歐洲的語言是由梵語變來的，也不相信梵語是由其他語言變來的。他認為它們都出於一種共同的原始語言，不過梵語比其他語言儲存有更多的原始形式。
（四）雅各布·格里姆和他的《德語語法》
德國著名學者雅各布·格里姆在1819年發表了《德語語法》第一版，其實這是一部日耳曼語言的比較法。格里姆強調，他是要描寫語言，而不是為語言做任何規定。他說：“對語法中存在著普遍邏輯的說法，我十分反感，因為這種說法會把定義弄得分毫不差，固定不變，但卻影響人們對語言的觀察；而我認為，對語言的觀察是語言科學的靈魂。”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一）洪堡特和他的《人類語言結構的多樣性》
德國學者洪堡特在《人類語言結構的多樣性中》指出，在人腦力天生有著創造語言的能力。他說，語言是講話者產生語言和理解語言的能力，而不是說話或寫字所產生的可觀察的結果。
（二)奧古斯特·施萊歇和他的《印歐語言比較語法手冊》
奧古斯特·施萊歇（AugustSchleicher）在1861年出版了《印歐語言比較語法手冊》。此書施萊歇並沒有什麼獨到的見解和新發現，而是把前人的發現加以總結歸納。由於他擅長綜合分析，組織材料，邏輯性強，文筆流暢，《手冊》一書多年被視為權威性的語法書。
（三）歷史比較語言學發展的新時期
歷史比較語言學自建立後發展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關的期刊也出了好幾種，其中最有名的是庫恩（AdalbertKuhn）主編的《比較語言學雜誌》。這個雜誌自1852年起發刊，多隻限於日耳曼、希臘、拉丁諸語言的比較研究。1858年，庫恩還和施萊歇合編一種《比較語言期刊》，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語系。
（四）維爾納和“維爾納定律”
丹麥學者維爾納在歷史比較學上最重大的貢獻是解決了“格里姆定律”中一個大家認為沒法解決的問題。維爾納有一天無意中看到這些變化不同的詞在梵語的相當的詞裡面，它們的重音的位置都是不同的。他覺得很奇怪，於是把許多有關的材料拿來比較研究，結果找出了這個謎底。
（五）布魯格曼和“新語法學派”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上的貢獻
德國語言學家布魯格曼和他的朋友奧斯脫霍夫等辦了一個刊物叫做《形態學研究》，後來布魯格曼跟他的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新語法學派”。布魯格曼於1886年出版《比較語法綱要》一書，1904年還出了一本《比較語法簡編》都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著作。
（六）索緒爾和他的貢獻
施萊歇對母音的變化提出過錯誤的假設，他認為原始印歐語只有三個母音a、i、u，其中a又長又短。隨後許多語言學家經過對梵語的進一步研究證明了原始印歐語應該有五個母音：a、i、u、e、o。在發現有五個母音之後，人們開始注意到母音的變化規律，但是總會被一些例外打破。
後來，瑞士偉大的語言學家索緒爾在1878年發表了他那篇驚人的代表作《論印歐語言中母音的原始系統》中提出了新的假設。他把古印歐語的四個領讀母音n、m、l、r和整個元音系統都概括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並且很巧妙地解釋了印歐語言中大家認為很難解決的a、ē、ō和a、ā、ō幾個原因交替的問題。
（七）梅耶關於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著作
法國著名語言學家梅耶是索緒爾的學生，他一生著作頗豐，多是與歷史比較語言學有關的，其中尤以《印歐系語言比較研究導論》，《印歐語方言》，《日耳曼族語的一般特徵》，《共同斯拉夫語》等最為重要。1925年他應邀到挪威奧斯洛“比較文化研究所”去進行學術演講，講後將講稿整理成《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一書出版，一般認為是關於歷史比較法的最好的書。
梅耶博聞強記，掌握有許多語言的實際材料；他對於歷史比較語言學所做的差不多是一種總結性工作，從來沒有抹殺前人的成績，也毫不遷就他們的錯誤的見解。每本書都先說明有關各種語言的情況，然後分論它們的語音、形態、句法和詞彙。這些有關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著作可以說是比較全面的。
第4篇：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語音研究工作中的運用
比較語言學又稱歷史比較語言學、比較語法，有時也稱之為歷史語言學，是十九世紀重要的語言學流派，也是對漢語研究影響較為深遠的語言學理論之一。具體而言，它是用比較的方法確定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親疏遠近，重建原始語，把各親屬語言納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線發展關係之中。它的主要任務是探索語言演變的規律。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和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發展也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它推動了語音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由此出現了眾多的中外語音研究學者，產生了大量的學術理論成果，為語音史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其中，高本漢的《漢語音韻學》中對《切韻》音系的構擬就充分運用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結論和方法。隨後，中國學者汪榮寶、黃淬伯、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在掌握了西方理論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憑藉自己深厚的音韻學功底，在漢語語音史的成長、發展和繁榮的過程中顯現著重要的地位、價值。
研究語言的發展，主要任務即是探索語言演變的規律。現本文將主要從這一中心任務出發，著眼於語音的層面，來談一下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漢語語音研究中的運用問題，旨在弄清二者結合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的方面，以期在研究學習工作中達到更為準確嚴密的標準。以下分析具體是通過語言材料的選取，有關理論學說的運用這兩個方面來進行簡要的分析、探討，進而避免我們在語音研究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和失誤。
一、語言材料的選擇
任何語言演變規律的探討，都開始於語言材料的選取，語音演變規律也不例外，擁有紮實、準確的材料基礎，其後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順利的進行。歷史語言學的材料大體分為兩大類：一是原始方言和親屬語言的材料，一是文字、文獻的材料。前者是現在的活材料，主要是用於建立有史時期的語言史；後者則是反映歷史發展狀況的死材料，主要用於建立史前時期的語言史的。在分析語音演變規律，無論是死材料、活材料，還是史前抑或是有史時期的語音研究，在材料的選取問題上都應當注意到一點，並且是避免研究結果有所偏差的重要的一點：比較或構擬的進行應當並且必須是建立在原始語和它的後代語言之間，而不能在出於同一共同語的後代各語言之間進行。因為兩種親屬方言之間，誰也不可能是誰的祖先，誰也不可能由誰發展而來，如若要通過比較來得出規律性的結果，二者的比較往往是無用、錯誤的。
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在確定了所要進行比較的原始語和後代語言之後，在具體材料的收集、選取上，要努力做到剔除那些無用的偶然同音現象和借用現象。各種語言之間的發展總是會因為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因素相互作用、影響著，同族語之間更是如此。所以，區分語音本身的性質，剔除那些實屬偶然同音以及借用性質的語音現象就顯得非常的必要。例如，日、朝、韓、越等語言曾與漢語發生過密切的關係，都從漢語中借去大量的詞語。
這些詞語的外形極其相似，但它們是借用的結果，在歷史比較中是沒有地位的，應該予以剔除。通常意義來講，文化詞語和科學術語不宜用來比較，因為他們更容易互相借用。相對而言，語言中的那部分基本詞彙就較為穩定，特別是那些基本核心詞，往往是進行語音比較時可選材料中較為理想的部分。例如劉寶俊在《論原始漢語“二”的語音形》中就選取了基數詞來進行比較分析，就材料選取方面，他就比較嚴格的遵循了上述的方法原則，所得結論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二、有關語音演變規律的兩種重要學說
語音的發展規律和對應規律統稱為語音規律，用來“解釋一種語言在由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時語音系統的一系列規律性的變化，或解釋不同語言間的一系列語音對應關係”。人們對語言學史的研究就主要是通過語音的對應規律去探索語音的發展規律、確定語言的親屬關係，可以說，對語音規律的正確把握與否，是取得研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語音的發展規律而言，在歷史比較語言學這一領域先後出現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派別和學說。青年語法學派，也稱新語法學派所堅持的“語音規律無例外”的觀點和由美籍華人語言學家王士元提出的詞彙擴散理論都是這方面較為著名的論斷。這兩種有著諸多相悖觀點的理論在應用於漢語語音的研究時，也分別有著各自應該注意的方面。
（一）新語法學派和“語音規律無例外”的主張
“語音規律無例外”是新語法學派的主要觀點之一。即中國學者所謂的“類同變化同，條件同變化同，凡有例外，必有解說”。他們提出，語音的變化是漸進的、連續的，同時這些變化反映在詞彙中則是突然的、離散的。而這些變化都是機械地、盲目地、同時的，並且都是按照相同的規律進行的，是不允許有例外出現的。這些變化都是有規律的變化，如果有例外，那也是另有規律的例外。
這一理論在一定時期顯示了它的優越性。但是同時，這一理論本身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這就是有關“語音規律無例外”的“例外”部分。由於語音發展本身的複雜性使得人們往往用連續式音變的特點來解釋語言中的音變現象，並隨之將不符合特定的語音現象納入“例外”之列。這一做法使得語音研究中出現了太多的例外現象，因而，人們往往會忽視對語音例外現象的研究。乍看之下，各種語音現象都可以有一個相對圓滿的解釋，但是太多的例外的產生，這一將語言演變規律過分簡單化的學說就顯得不那麼合理與適用了。所以說，我們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可以忽視語音的例外現象，不能認為普遍、一般的語音演變規律分析完成之後，我們的工作就結束了，就可以將那些在語言中所佔比例相對較小的看似不具規律性的例外束之高閣了。相反，應當把對這些具有特殊性例外現象的研究也放置於重要的地位，這對語音史乃至語言史的發展都是有著顯著的作用和價值的。徐通鏘在這方面的研究就是值得我們效仿的物件。他在對寧波方言進行研究的時候，並不是簡單的將具有特殊性的“鴨”字的兩個讀音（a和ε）歸入離散式音變的例外，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是對其展開了詳盡、深入的分析，從而知曉了寧波方言中語音演變的疊置式變異和殘存的文白異讀現象。
（二）詞彙擴散理論
詞彙擴散理論是美籍華人語言學家王士元於1969在《競爭性演變是殘留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觀點。這一理論的出現是以與新語法學派的“語音規律無例外”的論斷相悖的角色出現的。大體上講，詞彙擴散理論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然的、離散的，而詞彙的變化是漸變的、連續的。這一觀點的提出，一方面是對新語法學派理論的反對與質疑，另一方面，它解決了原有學說在解釋語言現象時所顯現出的艱難與吃力問題。新語法學派的理論不足主要就是“語音規律無例外”中的“例外”問題。詞彙擴散理論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然的、離散的變化，因此，這些變化就不會如新語法學派主張的那樣整齊劃一的完成，而是一種有著先後順序的整體變化。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些因素就會影響這種音變先後過程的發生，致使語音變化出現了完成與未完成的結果。這中論斷就能很好的解釋所謂的“例外”問題。所以說，詞彙擴散理論的出現很好的糾正了新語法學派“語音演變規律無例外”觀點的不足，為語音研究開闢了新的途徑，為歷史語言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詞彙擴散理論本身及其思想方法都有極高的價值，對整個語言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通過詞彙擴散理論進行語音研究的時候，我們也應該有所注意。不能因為它彌補了新語法學派的理論不足，就完全意義上一味遵從，而忽視新語法學派理論觀點的合理和正確之處。詞彙擴散理論也存在著一定的弱點，它過多的注重音變在詞彙中的擴散過程而忽視了音變的規律，並且有些否定音變規律性的傾向，它否定了語音演變、推移的整體性，否定了語音的漸變方式。從這個角度講，這也是有些絕對化的看法，不能片面的相信語音的變化只存在擴散式，而不具備推移式的存在。所以，在我們語音研究工作中，相信連續式音變和離散式音變並存的事實是一種較為合理的做法。這樣的堅持，對於語音的研究更加具有說服性和完整性。徐通鏘在《歷史語言學》中，談到語音演變問題，特別是在介紹詞彙擴散理論的時候，他就沒有過分的絕對化，而是將連續式音變和離散式音變都視為語音變化的形式。
以上就是歷史比較語言學在有關語音演變這一問題的幾個方面的初步考察。從最開始的材料收集直至具體到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在具體的實際操作中我們都應當有所注意。準確，恰當的材料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與否。我們絕不可小視材料的選取，材料就是以後所有構建的基石。在探討語音的演變規律的時候，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語法學派和王士元先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語音演變規律無例外”和詞彙擴散理論在實際的運用之中也應小心行事。我們應當看到，每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有著它的優點和缺陷，針對性和侷限性。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恰如其分的理論使用和建樹是語言研究工作者所應有的認識。這樣才可以將這些理論學說的重要性和價值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實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