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明末清初，千餘年的詩騷之樹已經老了。有明一代出現了幾乎一邊倒地以盛唐為宗的詩學傾向，主導者意欲使詩高華滋壯，但事實上卻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為一種主要的抒情文體形式還要存在下去併發揮功能的話，人們必須接受“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的邏輯，通過新變來維護和復興詩歌。對於清人來說，在唐詩、宋詩建立了兩大詩學格局，囊括了儘可能多的詩學範疇、詩法家數以後，要想完全超離於這兩大格局而另闢天地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時的所謂“變”，似乎只能是對既有的兩大格局重新體認、選擇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後”。既然認識到明人是法唐而贗，自狹詩道，那麼他們為拓寬路途最能有所作為的就是接納宋詩了。清初詩人邵長蘅《研堂詩稿序》曾指出：“詩之不得不趨於宋，勢也”，這是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當然這一“勢”，既是迴圈往復、剝復代序的詩壇風會的內在性，同時也是清代詩人的審美心理結構的能動支配。對於唐宋詩的不同特點，邵長蘅曾說“唐人尚蘊藉，宋人喜徑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為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頗能說明一些。就其體格之殊而論，如果以人為喻的話，則“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1) 如果以佛學為喻的話，則唐詩如禪，深玄窵遠，宋詩如淨，含容廣大。前者境界高華，然參究不易，後者氣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標舉第一義卻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變風氣，走向“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暢之情”，詩學空間更大的宋詩，確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淨”法需要禪淨合行的永明延壽式的宗師一樣，清人要融匯宋詩卻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來開其風氣，錢謙益的選擇和被選擇正成為個人創作祈向與詩歌史內在趨向相重合的必然結果。
一、接納宋詩：一個長期的潛隱走向
宋代的詩歌史是在“江西”與“晚唐”之爭中劃上句號的，隨著蒙古王朝統一全國，南北詩學逐漸從趨尚的多元化轉為反撥宋詩，邁開了迴歸唐代乃至漢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國祚不長，詩道亦未遠。當四大家以盛唐詩風為典範的詩歌出現，產生了具有特徵的體派時，朝代卻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實，如果元代享祚如宋，並且返回漢唐的步履強勁不衰的話，明代詩歌史的起承轉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格局。從文體文風隨時代而興替的規律來看，我們似乎可以說，明代並沒有一反元代詩風，反而與元代詩歌合為一個大的文學階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導風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當然，將元明詩合為一個大的階段，是一個籠統的看法。明人弘唐詩之法，誅宋詩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詩”未臻勝境外，時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集雄才大略與果毅殘暴於一身的開國君主，鑑於元代制度鬆懈與思想統治不力而產生異變，在奪鼎定基伊始便強化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著手詔復唐制，純潔文化習俗，創造沉潛執著地追求的學術環境，一方面力求高揚新的時代精神，創造與大一統的程序相一致的文化氛圍。在詩歌風格上，太祖“尤惡寒酸咿嚶，齷齪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2) 因此捨棄宋調而尚“盛世清明廣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誅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楊維楨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強烈地詆斥鐵崖體雲：“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3) 這裡提出要“除滅而禁斥”鐵崖體以“復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強烈的時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濃厚的廟堂色彩，在這種文化心態中長期閃回著“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宦官專權和商品的，生產關係的變化，都從不同角度啟用這種幻影，儘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試圖遠離廟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維，使他們實際上進入並不自覺地強化了這種文化機制。直到嘉靖以後，權力機制逐漸瓦解，而隨著啟蒙學術的展開，知識群體知性精神覺醒，人們才開始衝破思想的囚縛，走出虛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這時，人們才能重新審視既有的具有統治力的文學，一種與七子派相悖，對廟堂文化具有巨大沖擊力的新的詩學價值觀才真正得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