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海霞1 張旭亮2 作者單位：1.浙江工商大學旅遊與城市管理學院 2.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區域發展處
一、引言
旅遊業是一個國家、地區的創匯產業，是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旅遊流也是一種貿易流。據WTO統計，2009年中國旅遊服務貿易出口總額達到431億美元，僅次於歐盟和美國，2000年以來年均增長率達到10%①。旅遊服務貿易已經成為中國發展最快、潛力最大的貿易產業之一［1］。對於貿易現象的產生，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有不同的解釋，前者認為要素稟賦和技術條件等因素決定著國家和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後者則用壟斷競爭、規模報酬遞增來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遊服務貿易發育水平是由旅遊資源稟賦和交通、資訊等技術條件決定的。隨著地方專業化和經濟全球化，旅遊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解釋性日漸減弱，旅遊產業空間集聚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成為推動旅遊服務貿易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新貿易理論表現出更強的適用性。
傳統的旅遊產業研究多從供需視角展開，以解決旅遊供需矛盾為主要研究導向，基於演化經濟學的視角探討旅遊產業發展普遍規律的研究相對較少。巴特勒的旅遊生命週期理論以及其他學者對生命週期理論的補充與發展［2］更大程度上僅是對“旅遊目的地”、“旅遊產品”演化規律的總結，很少關注“旅遊產業組織”的演化規律。全球旅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旅遊景區和目的地從本地市場融入到全球旅遊貿易網路，這一過程是否受到某種旅遊產業組織發展規律的影響?而其中傳統貿易理論裡的要素稟賦、技術條件，新貿易理論裡的規模報酬遞增和本地市場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現有研究把旅遊產業的要素稟賦、產業集聚和出口貿易視為相對獨立的研究物件，這種現象也曾經存在於整個產業經濟學研究之中［3］。克魯格曼提出了本地市場效應假設［4］，將三者之間通過本地市場效應理論聯絡了起來，新經濟地理和新貿易理論的融合為產業組織理論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然而，對於本地市場效應理論是否也適用於分析旅遊產業組織的發展演化，仍待旅遊學術界進一步釐清。為此，本文將研究視角從傳統經濟和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假設，轉向新經濟地理和新國際貿易假設，嘗試運用本地市場效應模型驗證中國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性，探討要素稟賦、產業集聚因素在旅遊產業中的作用力規律，以期為旅遊產業組織的研究尋找新的切入點，亦為中國旅遊產業經濟的優化發展尋找新的理論支撐。
二、文獻回顧
對於推動旅遊產業組織演化的決定因素，學者們基於不同的視角得到兩種不同結論:一是受傳統經濟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影響，認為是供需關係、要素稟賦和技術因素決定著旅遊產業的發展;二是在新經濟地理和新貿易理論的影響下，認為地方化、產業空間集聚、規模遞增效應引起了旅遊產業組織的變化。根據傳統經濟學理論，地方旅遊產業的組織以旅遊需求的變化為基本參照，旅遊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和旅遊地與客源地之間的匯率等因素影響著旅遊流的大小。旅遊需求模型相當長時間是國際學界研究旅遊貿易問題的最重要分析框架［5］，但從需求視角解讀地方旅遊產業組織的基本規律有明顯的侷限性，因為它相對忽視了資源稟賦帶來的比較優勢，而後者對遊客忠誠度和目的地競爭力的提升更為重要。Geyikdagi對土耳其的案例研究就證實:“作為供給變數的固定資產投資對旅遊產業的影響明顯高於人均旅遊收入、旅行成本、匯率等需求變數”［6］。儘管固定資產投資是與要素稟賦相關的供給變數，但並不能由此推出供給變數相對需求變數而言，對地方旅遊產業組織變化有更大的推動力。
Crouch和Ritchie借用波特的鑽石模型刻畫地方旅遊產業的競爭力，提出“正是旅遊資源不斷改變著目的地的稟賦條件，從而影響著目的地的相對競爭優勢”［7］，從而進一步驗證了“旅遊業存在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由於與旅遊供給的相關資料難以獲取，使得傳統的旅遊產業組織的研究更加關注需求因素。隨著技術和方法的不斷更新，資料的可得性不斷提高，基於要素稟賦的供給視角的研究也逐漸增多。Jie Zhang和Camila Jensen從供給的視角分析了全球旅遊產業，指出資源稟賦、價格、資本投入、技術等是影響旅遊服務貿易的主要因素［8］，理論上驗證了旅遊產業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是催生旅遊流的主要動力，從傳統經濟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之中為全球旅遊業發展尋求到了理論支撐。國內也有學者關注到旅遊供需與旅遊貿易的聯絡，如劉林青、李文秀等在研究中就指出“豐富的自然與文化景觀資源是中國旅遊服務貿易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9］，指出旅遊資源稟賦與旅遊貿易存在相互關聯。吳玉鳴通過空間計量分析探討了中國省域層次的旅遊產業彈性，得出“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是中國目前旅遊產業增長的主動力”的結論［10］，再次驗證要素稟賦在中國旅遊業發展中的作用，但在模型構建時未考慮需求變數的作用，對旅遊需求、旅遊供給與旅遊產業發展之間關係上的解釋上存在侷限性。孫根年不但提出了“旅遊-貿易互動”的假設［11］，後續研究中又指出旅遊資源丰度、區位指數和貿易聯絡度對於日本遊客到訪率的解釋度高達97%［12］，驗證了旅遊與貿易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此研究中強調的“旅遊資源”和“區位指數”兩個解釋變數屬於要素稟賦因子，符合新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發展的解釋。儘管區域旅遊與對外貿易的互動性得到了證實，仍需進一步探討旅遊業本身作為服務貿易的組成部分，其產業組織發展演變的內在機理。
對旅遊地而言，從吸引本地旅遊者到入境旅遊者集聚的旅遊貿易產生過程中，其內生影響因素除資源稟賦外，旅遊產業組織狀況是否也發揮著作用?傳統經濟學多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分析，而許多事實證明了這種前提假設不合適，因為內在的報酬遞增效應和外在的迴圈累計效應會使得產業組織出現空間集聚［13］。產業集聚理論的創始人Porter在對美國鄉村區域競爭力的研究中證實了旅遊產業叢集是典型的產業叢集型態［14］。Julie Jackson和Peter Murphy進一步指出“旅遊叢集通過差異化和創新發展促成合作性、互動性的競爭機制，使得要素稟賦向更有利於區域的優勢發揮”［15］。旅遊業作為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產業集聚能極大地增強中小型旅遊企業的競爭力［16］。然而，旅遊產業叢集給旅遊流帶來的擴大效應到底有多大，理論上缺少一種分析框架。根據新經濟地理和新貿易理論，產業集聚是由於規模報酬遞增而引起的，克魯格曼為此提出了“本地市場效應”的假設，認為“由於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在滿足本國或本地需求之外，還能捎帶出口的現象”。最早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運用計量模型驗證了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17］，隨後大量的.製造業［18－20］和國家雙邊貿易［21－22］研究驗證了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相對而言，很少有研究運用本地市場效應理論來探討旅遊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規模報酬遞增的產業集聚以及本地市場效應帶來的貿易出口之間的關係。
綜上所述，如果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是推動中國旅遊服務貿易發展的唯一因素，那麼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稟賦成本將會增加，中國旅遊將逐漸失去競爭優勢。如果本地市場效應存在，中國旅遊業發展勢必會經由依賴旅遊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進入到依賴地方旅遊產業集聚，滿足本地市場需求(國/區內旅遊發展)後旅遊產品大量出口(即入境旅遊發展)的階段。顯然，將旅遊要素稟賦、旅遊產業叢集與旅遊服務貿易看成是相對獨立的研究命題已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為此，下文著重驗證本地市場效應在中國旅遊業是否存在。
三、研究方法及資料來源
(一)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模型
綜合參考Krugman和ZhangX．L等的本地市場效應檢驗模型，假設一國或地區的超常旅遊需求是決定其旅遊產出和旅遊服務貿易的基礎，那麼該國或地區的超常需求(需求差異)將帶來本地旅遊業的規模經濟，並在旅遊出口貿易中形成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需求的變動差異引發生產的再擴大”是本地市場效應的理論依據，也就是說，需求在0～1之間的變動會帶來大於1的產出變動。另據文獻分析，資本稟賦和勞動稟賦的差異性對於旅遊產業組織會產生較大影響，為減少變數遺漏所造成的誤差，在模型中增加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變動差異兩個解釋變數，以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度。具體檢驗模型如下:（略）。等式左側表示本地旅遊業產出相對各地區產出均值的偏離程度，是等式右側(Xr－Xr)/Xr(本地旅遊需求相對各地區旅遊需求均值偏離)的函式。勞動力稟賦和資本稟賦作為檢測變數。按照方程，某地旅遊業產出相對地區而言，不僅受到該地區資源稟賦、勞動稟賦的比較優勢影響，還受到旅遊需求規模的影響。如果兩地具有相同的旅遊需求規模，則旅遊產出模式將由要素稟賦決定，如果某地區對某要素的積累快於其他地區，則該地區的旅遊生產甚至旅遊服務貿易將主要依託這些要素稟賦。本文將方程中不包括要素稟賦的部分稱為模型Ⅰ，包括要素稟賦的部分稱為模型Ⅱ。參照Donald和Weinstein對本地市場向效應驗證模型的解釋，因為方程的理論框架預測了旅遊產出對旅遊需求變動的正反應將大於1，因而b1在檢驗模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當b1=0時，表示處於無摩擦狀態，旅遊產出主要受勞動力與資源稟賦帶來的比較優勢影響;當b1∈(0，1］時，表示處於有摩擦狀態，旅遊產出除受勞動要素稟賦、資本稟賦的影響外，目的地與客源地的空間距離成為摩擦因素，不存在規模經濟;當b1＞1時，表示處於規模經濟狀態，空間摩擦效用趨小，出現本地市場效應，規模報酬遞增影響著旅遊產出的區域組織。
(二)空間樣本與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的樣本覆蓋我國31個省域單元，g主要包括旅遊景區、旅行社、旅遊星級飯店和其他企業等四個旅遊子行業，據此可建立31省*4=124個旅遊產業樣本。其中，產出變數用“旅遊營業收入”表示;需求變數由“旅遊人次”表示;勞動要素稟賦變數由“從業人員數量/企業總數”表示;資本稟賦變數用“固定資產投入”表示。以上變數原始資料來源自《中國旅遊統計年鑑2010》、《中國旅遊統計年鑑副本2010》、《中國旅遊統計年鑑副本2009》以及各省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山東、廣西、天津缺失的部分資料參照三地旅遊局的公開資料。
(三)迴歸方法說明
由於旅遊需求變數的資料沒有細化到各旅遊行業，本文將每個省的旅遊需求加權分攤到四個子行業，假設各省旅遊需求的行業構成是相同的，以營業收入權重為係數①，旅行社、星級飯店、旅遊景區和其他旅遊企業的加權係數分別為0．4、0．4、0．17、0．03。由於各省的旅遊需求總量不同，上述方法解決了資料缺失的問題，但也可能會縮小不同旅遊行業的省際差異性。為達到無偏、一致和有效的計算結果，本文對迴歸模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逐個排除。考慮到旅遊需求、產出和出口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依賴性，從而引起自變數與誤差項相關，違反高斯假設，因此用最小二乘法迴歸(OLS)難以表達出自變數對因變數的獨立影響;另外，旅遊全行業的原始資料還可能存在序列相關或空間自相關，因為地方法規、利率和技術等影響因素會共同影響不同產業，但方程卻將其放入殘差項中，違反了高斯假設的無序列相關，使OLS迴歸法雖然無偏、一致但卻不再有效。鑑於此，本文使用似不相關回歸法，並利用Stata11．0統計軟體進行計量分析。
四、計量結果
本地市場效應檢驗的關鍵是觀察需求偏差係數對產出偏差的影響關係，首先用模型I來檢驗，然後加入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稟賦解釋變數，使用模型II來檢驗，觀察兩組的需求係數。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無論是僅考慮HMEs因素的模型I，還是將勞動力和資本兩大因素也考慮進來的模型II，需求偏差指數均小於1，且通過1%的z檢驗，表明中國的旅遊全行業不存在明顯的“本地市場效應”，尚未形成規模集聚效應，說明中國旅遊業的產出除受需求變化、勞動和資本稟賦的影響外，還受其他摩擦因素影響。然而，“全行業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並不意味著“旅遊行業層面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進一步檢驗發現(見表2):(1)根據模型Ⅰ，除了旅遊景區(g3)的需求偏差為1．442外，其他三類部門的需求偏差均小於1，除其他旅遊部門(g4)的係數不顯著外，其他係數都顯著通過1%的z檢驗，說明旅遊景區存在顯著的本地市場效應。(2)根據模型Ⅱ，除了旅行社(g1)的需求偏差係數小於1之外，旅遊星級飯店(g2)、旅遊景區(g3)和其他行業(g4)的需求偏差係數都大於1，全部係數都顯著通過10%的z檢驗。此結果說明在同時考慮要素稟賦和本地市場需求的條件下，除了旅行社外(g1)的中國旅遊行業已經普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而旅行社業的產出變化並非僅受旅遊需求因素影響，也未顯現較明顯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檢驗表明，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和本地市場效應的規模經濟同時存在於中國旅遊業中，且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仍佔主體地位，因此僅以比較優勢或僅以本地市場效應來解釋目前的中國旅遊產業的發展都是欠妥的。因為僅考慮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結果只有旅遊景區行業(g3)符合要求，而同時考慮這兩方面變數的檢驗結果除了旅行社行業(g1)外都存在本地市場效應，這與中國當前旅遊業從“要素稟賦依賴”向“產業集聚”升級、規模效應逐漸顯現的現狀相吻合。
五、結論、建議與展望
(一)基本結論
本文基於新貿易理論的基本假設，檢驗本地市場效應在中國旅遊全行業和分行業的存在性，探討旅遊業的要素稟賦、產業集聚與本地市場效應的相互關聯，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結論:(1)中國旅遊景區行業(g3)存在明顯的本地市場效應，已經出現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即便是不考慮勞動力和資本稟賦因素，旅遊景區的本地市場效應依舊明顯。換言之，中國整個旅遊景區行業已經從要素稟賦依賴，進入到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帶動產業集聚階段，對景區的旅遊需求帶來了規模化的收益遞增。(2)中國旅遊飯店行業(g2)和其他行業(g4)只有在考慮要素稟賦的情況下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表明這兩類行業相對依賴於要素稟賦因素，人力資本、固定資產投入都會直接影響行業的產出效率，要素稟賦與本地市場效應共同發揮著作用。(3)中國旅遊全行業和旅行社行業(g1)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說明中國的旅遊全行業和旅行社行業(g1)尚未形成規模集聚經濟，這是因為本地市場效應尤其強調要素的本地空間集聚，而旅行社業(g1)的需求與產出空間之間的耦合性較弱，加之旅遊全行業又是由旅行社(g1)、旅遊飯店(g2)、旅遊景區(g3)和其他行業(g4)疊加而成，更加複雜的空間關係造成集聚效益被削弱。(4)由於本地市場效應帶來的較高規模經濟效應和較低的貿易成本，使得旅遊飯店、旅遊景區等行業在空間集中，通過建立前後向聯絡使其他相關企業也趨向集中，從而形成旅遊產業的優勢聚集區，進而帶動旅遊經濟發展、旅遊目的地空間的拓展和旅遊產業結構的升級演變。
文獻分析表明，學界對於旅遊產業組織的研究多是基於要素稟賦的需求視角，以解決旅遊供需矛盾為主要研究導向，側重關注旅遊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等需求變數，儘管近年來有少量對旅遊資源稟賦、資本投入、技術等供給因素的研究，但大多還是把旅遊產業的要素稟賦、產業集聚和出口貿易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物件。在全球旅遊網絡多向擴張、旅遊地方化和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背景下，旅遊資源稟賦、旅遊產業的地方集聚、旅遊貿易發展之間的聯絡更加錯綜複雜，顯然傳統的研究思路已經不適應現實需求。
為此，本文立足新經濟地理和新國際貿易的基本假設，通過驗證本地市場效應在中國的存在性，探討要素稟賦、產業集聚因素在旅遊產業中的作用力規律，這種力求兼顧旅遊產業“供需平衡”與“從本地市場到區域市場”的分析思路把旅遊產業的要素稟賦、產業集聚和出口貿易緊密聯絡起來，也是對現代旅遊產業組織研究的創新和發展。研究結果表明，除旅遊資源稟賦外，旅遊產業組織狀況是影響旅遊地貿易發展過程的重要因素，其中本地市場效益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對旅遊產業組織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進一步證實了中國的旅遊要素稟賦、旅遊產業集聚與旅遊本地市場效應存在關聯性，儘管“旅遊全行業不存在明顯的本地市場效益和規模經濟比較優勢”，但旅遊景區、旅遊飯店等部分行業則出現了“規模經濟比較優勢”對“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替代趨勢，以上觀點對中國旅遊產業的優化發展也具有借鑑意義。
(二)政策建議
鑑於以上分析，中國旅遊產業的發展應當高度關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確立“立足本地市場需求、嵌入大區域旅遊網絡”的旅遊目的地發展戰略。根據本地市場效應原理，本地旅遊需求是旅遊地得以生存的前提，而來自區外的“超常旅遊需求”則是支撐旅遊地成長和旅遊產業優化提升的動力之源。因此，建設旅遊目的地，需以保護和維護能迎合本地乃至更大區域需求的旅遊資源稟賦特徵為前提，加強旅遊產品營銷推廣，培育需求市場，從而嵌入更大區域的旅遊網絡。二是確立“培育旅遊產業叢集，發揮規模經濟比較優勢”的旅遊產業發展戰略。根據檢驗結果，目前中國適合以旅遊景區為核心著力培養旅遊產業叢集，避免將旅行社業作為主體進行產業叢集的孵育，而旅遊飯店及其他行業應在要素的投入與改善的基礎之上引導關聯企業的集聚，從而更有序地推動旅遊全行業的規模集聚效應的發揮。
(三)研究展望
本文通過對全國旅遊業本地市場效應的驗證，證實了旅遊要素稟賦、旅遊產業集聚和旅遊貿易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後續研究仍需在全國(以省域為樣本單元)驗證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驗證各省區(以各地市為樣本單元)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性，探討本地市場效應顯現的空間規律，分析省域旅遊業本地市場效應的空間關聯與優勢貢獻，從而為旅遊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具現實意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