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起——更恰當地說是從新中國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迅速一統天下，給中國的任何一個領域都帶來巨大的影響。之前存在的哲學觀念、思維方式被一起仍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或者成了民間的隱匿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紮根，推動了一批新的學術成果的產生，對中國每個方面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數不勝數。但是我沒有要去歷數這些成果的意思，本文要談到葛兆光先生的鉅著《中國思想史》，所以就不得不從學術的一統化說起。
馬克思主義思想一統天下，學術界當然是莫能例外。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下，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上就放棄了以前的進化論，轉而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作為指導思想，其主要意旨是：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因此，歷史也是有著某種目的和方向，在歷史中的一切都在不斷地發展，後一個時代必然優於前一個時代。照此類推，後一個時代的思想也必然優於前一代的思想。於是學者們不論是寫什麼的歷史，其方法的後面都隱藏著這樣的一個結論：社會是在向前發展，今天的現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就在這種單一的方法的指導下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是結論相差無幾，幾乎沒有創新可言，而且造成學科內部的資源浪費，學科重複建設也就在所難免。
在這樣的方法成了包治百病而又在推動學科發展的過程中走入死衚衕的情勢下，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1 （以下簡稱《中》）在大陸出版，自然受到普遍的關注。這一部書共分兩卷，第一卷於1997年出版，而第二卷則於2001年完成出版。還是在第一版面世的時候，就引起了眾多的關注和強烈的爭論，但是葛先生無意於這些爭論中的孰是孰非，而只是想在各種意見中得到一些更好的啟發。葛先生在該書《後記》中寫到：
“我想，一部學術性的著作，作為一個文字產生以後，它就是公眾評頭論足的物件，作者沒有權力對這些批評說三道四，特別是人文學科中的各種見仁見智，並不像是老吏斷獄下判決書，更像是一種表達智慧和洞見的寫作，而如今有引起書評的寫作習慣，也不像是對被評的書發表針對性具體意見，而更像是借題發揮表示另一種高明的寫法。所以，我想無論什麼意見，讚揚的、批評的甚至是挖苦諷刺的，都無所謂，我也不願意迴應，只是內心裡總是在希望，希望可以聽到一些關於中國思想史的益人神智的見解。”
如果葛先生只是想在國內的學者們的評論中尋找一種能夠“益人神智的見解”，可能他會非常失望。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還沒有人從葛先生所憑據的特殊角度來寫作學術著作。更不用說是有著《中》這樣紮實的歷史學術著作。正如在文首所提到的，在總體歷史觀的影響下寫出的史學著作，無不有著強烈歷史失實感。但主要問題在於：進行歷史敘述的主體的哲學基礎的合理性能否與研究的歷史事實形成配合。如福柯所說，歷史只要發生了，用任何一種方法敘述出來都無法恢復歷史的原貌。因為必須得有歷史敘述主體的主觀參與，歷史敘述才能成為可能。所主觀性介入的問題就成了追求真實的歷史研究者無法解決的終極問題。但是，總體歷史觀所存在癥結並不僅於此，而是在於以一種設定好的歷史發展思路去指導研究。所以有這種知識背景的學者，他們能夠提出什麼好的意見呢，最多就是以自己的總體歷史觀去攻擊其他人的方法。
與總體歷史觀不同，葛先生使用了考古學和譜系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思想的歷程。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家當中，福柯當算是這兩種方法的開創者和實踐者。而葛先生就是有意借鑑這種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思想史。關於考古學，《中國大百科書·考古學卷》就有這樣的說明：
從現在通常使用的情形來看，考古學這一名詞主要有三種涵義。第一種涵義是指考古研究所的歷史知識，有還可引伸為記述這種知識的書籍；第二種涵義是指藉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包括收集和儲存資料、審定和考證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第三種涵義則是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係，論證存在於古代社會歷史中的規律。
“福柯的考古學與後兩種涵義有關。不同的是：福柯的考古學並不限於對古代社會的研究，他將近現代的醫學、人文科學等都作為考古學的物件；傳統考古學尋求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福柯的考古學則注意歷史發展中的斷裂和不連續；傳統考古學的物件往往是物質的遺物或遺蹟，福柯考古學的物件則是知識。”2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運用了知識考古學方法，《中》就特別注重有關中國思想的文物的運用，特別是新近出土的歷史文物。當然，歷史學是注重考證的，比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而運用了知識考古學的新方法以後，《中》中的歷史性敘述就與之前的歷史性敘述有著很大的差異。（這點在下文還要論述。）
與此同時，總體歷史觀按照主觀性的取捨塑造歷史人物，與虛構性的寫作相差無幾。例如，我們一向都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是不容置疑的聖賢。而在引入了知識考古學，考察了出土的文物和古代典籍的記載之後，葛先生寫到：
“被稱為文明開端的周文、周武時代也一樣，當我們讀到《逸周書》中的《克殷》、《世俘》篇時，總會感到傳說中理性和文明的聖賢，竟然如此的殘忍和譎詭，……”（第一卷《引言》）
這樣的結論對於一向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來說衝擊是很大的。原因是我們一直都在忽略這樣的文字記載，而專門作思想研究的學者也絕口不提，他們從總體歷史的原則出發，把自己的主觀性帶入到研究當中，因而，古代的聖賢只是一些被塑造產物，與真實也就相去甚遠。而《中》的研究結論雖然對思想界有著很大的衝擊力，但是卻起到一種祛魅的作用。
二
歷史事實是一個隱沒的在場者，即不能窺見它的全貌，也不能把握它的首尾。它也沒有什麼起源可言，因為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歷史場域是一個在現實離場的事實，其中所發生的歷史事實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絡。但是弔詭的是，很多的事實在後世的歷史敘述中就生成了有機的聯絡，由此就有著敘述之魅。所以要使研究的歷史事實有著合理性的基礎，就不得不引入知識考古學的方法。
知識考古學所引出的歷史敘述有著一種祛魅的作用。思想的歷程通過表意符號傳達出來，那麼思想或思想的傳達說到底也就是話語和權力的關係所締結的盟約。權力與思想有著依附的關係，同時也有著對立的關係。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者佔有真理，與權力合盟。在總體歷史觀的指導下清理著思想史，得出的結論是思想史是沒有斷裂的、沒有裂縫的。但是，在葛先生的《中》中，情況卻並不是這樣。這就匯入了葛先生對福柯的譜系學思想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