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女神》 浪漫主義 憤激與焦灼 青春期話語特徵 斷裂
[論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巨集大氣魄開一代新風,奏響了五四精神的最強音,並以其浪漫主義的精神氣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詩歌中所傳達的憤激與焦灼這些青春期徵兆,我們可稱之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著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騷動。這種青春期話語特徵成為一個時代的話語方式,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生命特徵。《女神》以其斷裂式的絕叫撕裂了文學史,但郭氏之浪漫主義很快如明日黃花,後繼無人。
中國新文學運動與傳統文學最大的區別在於它的開放性文化心態，在繼承傳統的同時，節新或改造了中國的傳統文學。這是一次質的飛躍。此開放式的文化運動，是以新詩節命為突破口的。新文學運動的“發難”之作，胡適的《文’‑,,改良當議》提出的文’學“八事”有五事是就詩而言。陳獨秀在《文學節命論》中提出的“二大主義’夕，也大都涉及詩歌創作。詩體節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學節命的先異。
而這距黃遵憲、梁啟超的“詩界節命”已一十年矣。作為五四新文學節命的序曲，“詩界節命”未達到通過“節命”而拯救詩歌的目的，因而實質上是失敗了的文’學改良。梁啟超們抱殘守缺，脫離小開舊文化的軌跡，此乃其失敗的重要原因。時過一十年，陳獨秀、胡適以力挽狂瀾之勢提出了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統’，源流，而是要從“根抵處’，摧毀之，“別立新宗’夕，其實質是一場反對舊文化舊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節命。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斷裂”式震撼前無占人。
胡適、劉半農等人初期寫實主義新詩，在掃一破舊詩格律束縛、大膽使用白話寫詩方而具有開創之功。在對底層黎民的仁慈關懷上，上承國風、杜甫、白居易，卜啟減克家、賀敬之們，表現出了可貴的民主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成了百年來中國文’‑,,的一以貫之的一股內在的永恆的生命張力，異引著文學發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長短，有不}一麼題目，做不}一麼詩”的白話詩，實現了詩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適們更重形式突破，尚無暇亦無力探求詩歌的藝術特徵，發掘新詩深廣的藝術內涵，無論直陳其事，還是描繪意境，或流於直白，或流於粗鄙，猶如“給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韻文的衣裳”這從一個方而表明了詩歌節命和一種新的詩體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即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人絕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時代的召喚卜脫穎而出。
在新詩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巨集的創作從詩情與詩體兩方而確立了作為奠基者小可動搖的地位。詩人以其雷霆萬鈞之力掃蕩了詩壇一切陳腐之氣，他那掃一破一切束縛，實現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現了新詩的時代精神。他那徹底解放的詩體和潛在的佔代詩歌傳統影響，形成了新詩的基木體式。“此後新詩的基木體式都可以從郭沫若那裡找來濫筋:自山體(如《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半自山體(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體(如《匪徒頌))《爐中煤》等)、格律體(如《鳳凰涅樑》等)。新詩從艱苦孕育到呱呱墜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從詩體突破，到詩情復甦,再到詩式確立的過程,新詩誕生了”。
《女神》的橫空出世是一種昭示,中國五千年漫長詩史自此斷裂為兩半。
清著名詩評家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如用這一標準衡量,中國新詩除郭沫若恐難有人擠入這一行列。徐志摩、聞一多固然在新詩建設與發展中舉足輕重,影響巨大,亦有淵博之學識,然就對時代精神的開掘氣度、反映社會的深廣度、創作思維空間的開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詩人當屬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島、海子次之。
郭氏乃詩之天才。田漢早年留日間就說郭有“詩才”“詩魂",朱自清稱郭氏之詩“異軍突起”,“他的強烈的情感能夠將理融化在他的筆下,是他的獨到處”,聞一多“每每稱道郭氏為現代第一詩人”,康白情則說:“郭沫若的詩筆力雄勁,不拘於藝術上的雕蟲小技,實在是大方之作”。這裡眾人稱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實際上,對於《女神》的傑出貢獻,眾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體。
五四是一個尋求社會、思想、文化、個性全面解放的時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華、豐富學識和驚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國浪漫主義詩歌傳統與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義詩風於一爐,煉出了中國現代浪漫主義的燦爛新篇章,並且閃耀出五四狂飆突進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聞一多看來,之所以只有郭詩才配稱為“新詩”,是因為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甚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或者說《女神》同時滿足了新詩百年傳統和加入“現代性”的`世界潮流的雙重要求。郭沫若呼喚“開闢鴻荒大我“,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覺醒;他提出藝術是“靈魂與自然結合”的“泛神論”,既是生命的創造力的充分張揚,又為詩情尋找了紛繁多姿的得以表現的形象。
“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鳳凰涅》)
唐曉渡在評論《鳳凰涅》時說,“藉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啟超所曾熱忱謳歌過的‘少年中國’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達,然而卻是以徹頭徹尾的烏託幫方式。這種烏託幫同樣充滿了
‘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它不是來自傳統的‘桃花源’式的遁世衝動,而是來自米蘭昆德拉所說的那種對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對一個嶄新世界的的末世學信仰’。18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者曾基於這種信仰,狂熱地尋求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