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中國大陸領先世界幾千年，近代的落後，是由於制度、制度不行，經濟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滯的緣故。而歐洲由於其制度的不斷演進，尤其是《拿破崙法典》頒佈以後，果斷保護個人的產權，市場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我們現在在這些方面還很欠缺，憲法還未對私人財產權做出明確的規定，其他制度建設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國的企業家有發展空間，首先是修改憲法，加上保護非國有經濟，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經濟權益的，同時要有具體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種自動實施機制。私人財產權的明晰與保護，是上盡大多數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這些法律有了自動實施、自我完善的動力，在這樣營造的法律氛圍中，企業家才能放開手腳，大展巨集圖。
2.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常抱怨，他們的活動舞臺太小，無法與國有經濟相比。現在的很多領域都沒有放開，這不但了發展，也直接影響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後顧之憂。大家都覺得改革深化以後，住房要交錢，醫療要交錢，子女也要交錢，於是大家都不花錢，內需不足，反而以為這是改革帶來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 “有所顧忌”，難有作為。實在這是一種熟悉上的誤區。假如進行全面改革，真正放開管制，非國有經濟進進後，會使這些方面的供給充分起來，價格就會低落下來，人們就不會有後顧之憂。後顧之憂就是這些方面被國有的一些部分、一些產業所壟斷，為我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預期，影響了現在的改革與發展。
一旦放開了這些領域，非國有經濟會有更大的發展，由於真正賺錢的很多東西都在這些方面，而那些已經放開的領域往往輕易產生過度競爭，消耗非國有經濟的氣力以至於企業家難以發展。
3.歷史上中國總是兵荒馬亂，那時的企業家、有錢的人都要僱保鏢，建莊園，修宅子，保護他的生活，保護他的事業，形成一種微觀的環境。現在的企業家也是受騷擾不斷。怎麼能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這是所有企業家都很關心的大。工作環境不說了，大家都知道要減輕稅費、禁止攤派集資、不搞達標評選等，為企業家支起“塑料大棚”、“保護傘”。在生活環境方面，企業家也應該有自己的住宅區，富人的住宅區，世界各國全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開居住是非常公道的。在國外人們不像我們見面就問，你是不是處級、局級，以此來判定一個人。國外的人是問你住在什麼地方，你住的地方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對社會的貢獻。這樣良好的居住環境，也是社會對這些人的回報。這種富人區的形成也有利於我們的農副產品和品上檔次。我們的優質化的無公害的農副產品為什麼只能輸出到國外往，國內不行呢?國內那些有錢人都散落到居民樓裡頭，裝修的時候，裡頭裝得挺好，外面那門不敢裝，於是形不成對這些產品的成規模的需求。企業家、富人在消費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會惹來“紅眼病 ”，我們的產業結構怎麼升級!世界各國的產業結構的上升都與消費結構變動有關，而這又是由富人帶動的，接著是中等收進的人，然後是低收進的人。
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這樣一種社會分化。要真正形成這樣的社會階層，就應該創造便於其生存、發展的生活環境。越南首都河內的風景區西湖邊上已形成了富人區，所以那裡的很多老闆有了錢以後，不像中國人時興買綠卡，把錢轉移到國外，送子女出國，時刻預備撤，人家是腳踏實地地在國內創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