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自然 華夏傳統 審美趣味
在諸多審美趣味中,自然平淡大概是華夏民族普遍標舉、最為推崇的一類。單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那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名篇,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歷來為人們玩味吟哦、津津樂道;而那些刻意雕鏤、曲盡人工的華詞麗藻,雖說並非沒有流芳千古的上品,但在文學評論家和鑑賞者那裡,抑多於揚、貶盛於褒卻是顯而易見的。可以說,讚賞真實與自然之美,鄙棄矯飾和虛偽,乃是華夏美學的一個優良傳統。這種審美上的意趣,索本溯源,與老莊哲學追求“自然之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在道家老莊哲學那裡,作為宇宙最後根源的“道”,其本質特徵即是“自然”(無為),“自然”被視為宇宙的普遍規律,所以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推而廣之,“自然”不僅是“道”的法則,更是整個宇宙的普遍規律,不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必須遵循“自然”這一普遍法則,人的性情表露也必須要遵循這一普遍法則。莊子雲:“真者,精誠之至裡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足見只有符合自然之道的真情至性,才能夠感染人、打動人。文學作為諸多藝術形式之一,既然是表現社會人生,洞悉人的心靈世界的,當然就應該標舉情性,表現自然。
老莊哲學的這種“自然”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藝術的發展,單從文學理論上就可以看出其前後相因的發展軌跡。樑代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主張詩歌應該表現人的自然情性;唐朝司空圖讚賞具有自然之美的詩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金代元好問認為“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情”; 清代王國維也斷言“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文學理論上的倡導,引領著並促成了文學創作對自然意趣的審美追求。
從藝術創作上看,華夏美學提倡創作應該從自然真切的審美感受出發,反對“為賦新詞強說愁”,反對矯揉造作、無病呻吟之作;追求那種自然天成、不假思索的審美風格,而鄙棄智心的安排、為文的法則。這實際上涉及到了藝術創作是依賴於形象直覺還是邏輯思維的問題。很明顯,華夏美學在藝術創作上推崇的是不期而遇的'藝術直覺,追求的是當下即得的美感經驗,這與西方藝術創作推重邏輯思維、冷靜觀照的審美旨趣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追求形象直覺,並以直覺為橋樑將自然景物與創作者的主觀情思合而為一,即景、即意、即真,物中有我,我中有物,主體的人與客體的物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陶淵明東籬把菊,悠然見山,此時此地此境,一切均處於當下的此在狀態之中,卻構成了一幅絕佳的自然圖畫,與詩人此時此刻的心境相互映襯。這種自然沖淡、超然物外的“真意”是難以用言語來傳達的,也無須用言語來傳達。李白的《靜夜思》沒有深奧的典故,沒有奇特新穎的想象,更沒有華麗精工的辭藻,它只是用明白如話的語言,敘寫眼前如霜月色及由此引發的思鄉之情,它彷彿是脫口而出、渾然無跡,但卻細緻深曲,令人體味不盡,所以胡應麟在《詩藪》中贊之曰“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
例如,同樣寫柳樹,唐太宗的《春池柳》從動態中寫柳姿:“逐浪絲陰去,迎風帶影來。疏黃一鳥弄,半翠幾眉開。“著筆細膩,對仗工穩,但明顯帶有斧鑿雕飾之跡,顯得細巧瑣碎;而賀知章的《詠柳》僅僅著眼於對初春之柳的總體印象,但在近乎問答式的對話中,卻借詠柳以頌春,使得詩歌的意境得到進一步的拓展與昇華,顯得境界闊達,自然渾成。兩首詩在技巧運用上的高下是不言自明的。
從審美鑑賞角度看,自然平淡也不失為華夏美學的一種嗜好,乃至一種偏好。不僅文論家們紛紛標舉“自然妙者為上,精工者次之”,就是藝術家自己也往往熱衷於追求法天貴真的藝術境界,並以此為批評標準,品評藝術。李白在《古風》中就譏諷那些刻意摹仿的詩人“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指斥那些雕琢矯飾的詩作“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不僅一無所用,反而喪失了原本可貴的自然之趣。自身以功力見長的杜甫,卻也欣賞“清真”、“天然”之美,在《戲為六絕句》中宣稱:“不薄古人愛今人,清詞麗句必為鄰。”蘇軾也從“詩畫一律”的理念出發,將“自然”作為文理的最高原則引入詩歌創作之中,追求“不用意而境與意合”的詩之高格。在這方面最為經典的理論,要數姜夔了,他列舉詩歌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無疑把“自然高妙”看作是詩歌諸般品格中最高的一種。可見,自然天成,平淡清真的美學風格,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審美風尚。
自然平淡作為一種審美旨趣,並不應簡單地視作淺薄空疏,相反,它是藝術修養日臻圓熟的一種表現。如同白光是七種顏色色光的融匯渾成一樣,自然平淡乃是各種藝術風格、創作技巧的深層內斂。可以這樣說,藝術愈臻化境,便愈似清水芙蓉。自然是藝術家深厚功力的積澱,是平淡與深邃、妙悟與錘鍊的辯證統一,是“化巧為拙,藏深於淺”的“大巧之樸”、“濃後之淡”,因而是華夏藝術美的極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