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提出了“時”“位”這兩個相當重要的觀念，“時”與“位”有區分也有聯絡，兩者都與中國哲學的最高範疇“道”緊密相連，是“道”之“時”、“道”之“位”。儒家、道家、和禪宗分別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對這種“道”之“時”“位”觀做出了迴應，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君子人格”、“聖人人格”和“超越人格”。三者共同熔鑄成中華民族所共有的人格品質。
關鍵詞：《周易》時位道中華人格
《周易》是中華民族的一部“智慧書”，其中的許多觀念對於整個中華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開創性意義。“時”與“位”就是這樣的兩個觀念。歷代的易學家對於這兩個觀念都給予了相當的重視，進行了著力探究。但在當代，尤其是近十年的《周易》研究中，研究者對於這兩個觀念都較少涉及。在我看來，無論是在《周易》史還是在周易文化的研究中，“時”“位”的觀念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如此，它們在討論中華文化，尤其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的人格精神時，更具有源初的意義。本文旨在從文化的角度對《周易》中的“時”“位”觀念及其對中華人格的形成和影響作一番考察。
一、《周易》中的“時”“位”觀念
《周易》是中華民族最為古老的'文獻之一，被譽為“群經之首”。《周易》分《易經》和《易傳》兩部分。其中，《易經》包括卦名、卦辭、爻題和爻辭；《易傳》包括漢儒稱之為“十翼”的上下《彖》、大小《象》等七種十篇，都是後人對《易經》的解釋之詞。在構成《周易》的這些文字（尤其是《易傳》）中，“時”“位”觀念頻繁出現，它們可以說是《周易》的兩大基本觀念。
《周易》中的“時”大致可分為兩種型別，一類是對自然界中時間流轉、四季變化的描述，如：“觀天地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卦·彖傳》），“變通莫大乎四時”（《繫辭上傳·第十一章》）等，這一類“時”都是對外在自然界變動規律性的歸納總結，故可以解釋為時間、時辰、時節等；另一類“時”則是對人事活動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繫辭下傳·第五章》)，“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卦·彖傳》）等，這多是強調社會活動的規律性，故可以解釋為時務、時局、時勢等。
這兩類“時”的觀念的形成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表示自然時序的“時”是直接得之於對自然的觀察，即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賁卦·彖傳》）。此處的“天文”二字尤為重要，古人對於四季變遷的觀念就來自於對天之“文”，即星相、雲霞、雨雪、霜降等的直觀感受。他們就是從這種直觀感受中抽取了“時”的觀念，作為他們對外在自然進行解釋和把握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科學的把握方式。古之人又將這種對自然時間性的體察方式運用於社會，“與四時合其序”，以對待自然界變化的方式來對待社會變化，從而將“時”的觀念從自然界擴充套件到了人類社會。雖然人類社會的運動發展規律與自然規律不能等量齊觀，但是在“變動不拘”這一點上，兩者有著共通的結構。《周易》就是在對這種內在變化規律的把握上將“時”這一觀念運用於人類社會的。
再來看《周易》中的“位”。“位”在《周易》中也有兩層含義：一者是“爻位”之“位”，即以“--”和“——”作為基本符號的排列組合方式；另一者，是與“人之所立”之“時”相對應的“人之所立”之“位”。“爻位”之“位”，有“初、二、三、四、五、上”之分，以示爻與爻之間的聯絡與活動；“人之所立”之“位”則也多與“君子”等相聯絡，如“君子進德修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乾卦·彖傳》及“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同上）。兩者與物理中的表示空間的“位”不同，都與點、線、面、體的關係無關。因此，不能作“空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