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議財經類高職語文教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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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強高職語文教學內容的語言應用性訓練。

試議財經類高職語文教學論文

(一)語文課的內容和形式。

語文學科的內容是什麼,歷來都有很大的爭議。可以說,中國傳統教育文史哲不分,整個就是一個語文教育。蔡元培說:“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葉聖陶也說:“學校裡的一些科目,都是舊式教育所沒有的,唯有國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閱讀和寫作兩項,正是舊式教育的全部。”。

上世紀90年代,隨著人文之風的盛行,語文課程為了凸顯人文性,很多開始按照主題來安排單元,過分強調語文學習的人文性,而從提高語詞表達等方面設計的相對很少。2003年教育部頒佈的語文《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實驗)》,“引進”了“模組”教學的“新概念”,具體如下表:據說這個“語文模組在語文課程改革專家組那裡醞釀了很長時間”,體現了新課程標準關於“工具性和人文性統一”的“核心概念”。這個模組很清楚,是內容側重文學兼顧寫作的語文教育。這個方案似乎得到了人們的預設。

語文學科的形式和內容都是相對而言的,我們說“語言文字”是語文學科的形式,是相對與文學、文章、文化這些內容而說的,實際上“語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種內容,尤其是國小低年級段,識字教育就是最重要的學習內容。所以語文學科的形式,是一種有內容的形式。“五四”前夕,胡適就用“形式”理論來描述文學革命,他說:“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相對於文學史的“形式說”,人們對語文“形式”的認識則有一個過程,不像胡適這樣毅然決然地把文學史叫做“文字形式史”,而是比較折中地以形式內容並舉,如1919年,沈仲九在為浙江一師擬定的《對於中等學校國文教授的意見》中,提出了國文教育的三個目的:目的——形式的。使學生能夠了解用現代語或近於現代語——如各日報雜誌和各學科教科書所用的文言——所發表的文章,而且能夠敏捷、正確、貫通。目的——形式的。使學生能夠用現代語——或口語,或寫在紙上——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目的3——實質的。使學生了解人生的真義和環境的現狀。

學校各種科目,無非是一種做人的工具。所以國文科的內容,也應該注重人生和環境,使學生能夠了解做人的道理。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語文教育的目的先是在形式方面達到“能讀、能聽、能說、能做”,然後才是“個性與趣味的養成”,其實也是今天我們所說的能熟練地運用駕馭自己的母語,達到一定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之後,再此基礎上,再提人文素養的提升。再後來,到上世紀60年代,中國也發生過一場關於語文教學目的任務的討論,《文匯報》的總結性社論說得更加簡潔清楚:“學生在語文課上學習的主要就是掌握和運用語言文字這個“手段”;學會“手段”恰恰成了語文教學的重要目的;語言文字這個“形式”恰恰成了語文教學的內容。”

(二)從語言形式訓練入手,提高高職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

《中國教育報》2012年3月1日版提到“語文課程具有不同於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性質特點,它是實踐性課程,它的內容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和綜合性,不像這些學科都有由一系列概念、定理、公式等構成的邏輯性體系,具有比較清晰的學科邊界,可以構成相對獨立的封閉系統。語文課程必須要求學生在閱讀、表達的實踐上下工夫。語文課程的根本目標在於,要讓學生在實踐中建構多方面的知識,掌握語言文字運用的技能,增強語言文字的感受力,從而獲得情感、文化和審美的體驗。”這種實踐,具體如何操作,把握起來比較困難。

語文的形式是“語言文字”,是口頭語和書面語,再細分為“聽、說、讀、寫”四項任務訓練。無論中國小語文或是大學語文,皆如此,都需要我們老師進一步細化,切實瞭解學生“聽、說、讀、寫”的不同基礎,然後有針對性和有梯度地開展教學。財經類高職學生語文的學習主要是為了學會語言表達,不是為了讓學生學會文學創作或培養作家,也絕對不是想調教出食古不化的今之古人。以書信寫作教學為例,今天已不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的語言時代,學生要學習的是切實可用的語言,不是教師課堂講解的語言,教師的講解應該把學生引向課文,注重語言文字的訓練而不是文學技巧的訓練,激發學生表達言說或動筆寫作的興趣,而不是引向課堂筆記或“標準答案”。學生在語文課上應該是“讀書”,感悟語言的具體表現形式,而不是“聽課”。

教師的責任在於提供學習幫助,學生有困難的地方要給予指導,學生以為沒有困難的地方要進行提示。教師首先有自己學習的任務,那些在課堂上誇誇其談的東西,本來是教師學習的內容,譬如語法、修辭、邏輯、語體等等,這些知識應該考教師而不是考學生的。教師掌握了這些知識,不是照搬給學生,因為學生將來大都不會去當教師。這些知識只是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的。譬如“打掃衛生”這個詞語,有人說不合語法。為什麼不合語法?教師要能夠運用語法術語說這是動賓搭配不當。也有人說可以有這個詞語,那麼你要會說這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又是一條語言規律。或者更進一步說,語法之外還有修辭,這也是一種規範與變通的關係。“打掃衛生”用的是“縮語”修辭方法,是原來不衛生的地方經過打掃而使之衛生。這些知識是幫助學生解惑的,通過一次一次解惑的過程,讓學生逐漸掌握這些知識。

二、增強高職語文課程內容的時代性。

(一)關注高職學生的語文生活。

對高職學生來說,雖然已經完成了12年的語文學習,但是很多學生都是大學聯考的淘汰者,在自主學習習慣和語文基礎方面差距非常大。但學生自己並不完全意識到自己有差距,對語文課程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老師在課堂上大量開展語言形式的訓練,估計引不起學生太大的興趣。因此要提高高職學生的語文能力,除了課堂上的引導外,老師還得時刻關注高職學生的語文生活。學生有自己的語文生活,有他們的語文圈子,比如課外閒書的閱讀交流,上網、QQ、微博、微信等等,這些也是他們語文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涉及到他們語文興趣的培養和閱讀習慣的形成。語文教學效果好不好,不在於期末考試時卷面答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在於他課外的表現和應用。我們關照學生的語文生活,把語文訓練融在學生日常的語文生活中,哪怕是結合通俗文化來進行語言訓練也未嘗不可,只要能激發學生自主學習語文的興趣,在語文課和學生的語文生活之間架起一個橋樑,從而提高他們的語言運用能力。

(二)關注行業語言生活。

高職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行業產業特色明顯,在高職語文教學中,如能適當地將行業產業的語言生活引入到課堂或校園中來,讓學生了解並嘗試接觸行業用語,用實用性和功利性激發其語言訓練的興趣,進而提高其語言運用能力。比如,對財經類高職專業的學生來言,引入服務行業的規範服務用語,使學生認識到語言服務是服務業中一項很重要的能增加附加值的服務,如廣告語言服務、導遊語言服務、銷售語言服務、客服語言服務等等,可以說百行百業,只要涉及到用語言做事,就會涉及到語言服務問題,因此,在語文課堂上適當加強服務語言訓練,從而提高高職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五、強化高職語文課程師資隊伍建設大學語文課程看似平凡而邊緣,但是對教師提出的要求卻非常高。

歷史上,教大一國文的大都是大家名家,尤其是民國時期,講授“大一國文”的幾乎是大師雲集。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朱自清、聞一多、俞平伯、沈從文、朱德熙等等。當時,講授“大一國文”的必須是有豐富教學經驗的飽學之士。因為唯有具備這樣條件的老師,才有能力設計教學內容、統整國學專業,深入淺出的講授,選用適當份量的教材;也唯有這樣的老師,才能在帶領學生細讀文字的同時,有足夠的人生歷練體驗、加入驗證;並有辦法旁徵博引,開啟學生視野與胸襟。語文教學的內容,至少包括範文教學、寫作教學、課外閱讀教學、經典閱讀,甚至王羲之〈蘭亭集序〉的書法、方文山,周杰倫歌詞中的古文物等。所以語文教師平日必須裝備的本學科知識,除了文字學(包括聲韻學、訓詁學)、文法學、修辭學、國學概論、文學史、各體文章作法、書法、講演辯論技巧,及對《四書》有相當的理解外,在散文、韻文、駢文、小說、戲曲等方面的名作佳篇也得有廣度、深度的涉獵,方得以應付實際教學之需要。對大學語文老師而言,除了自己本學科的知識之外,相關學科方面的知識也得了解的相當多,如:教育心理學、普通教學法、中外史地、中外思想家等,都應有相當的常識。

總之,一個高職語文老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新聞時事、人情世故,方能在授課時得心應手,暢所欲言。否則,一知半解,或全然陌生,必是難以相互生髮、無法滿足課本知識不多、但涉獵面廣泛、思維活躍的高職學生的需求。學問浩如煙海,廣而無涯。當前,舊聞新知,層出不窮,世界潮流,瞬息萬變,作為語文老師不僅講授的教材會有變化,詮釋教材的方式和觀念,也得日新月異。

特別是在網際網路快速發展面前,教師要敢於和百度等知識搜尋引擎賽跑。如果教師故步自封,不求在學養上深造自得,仍以傳統的口耳記問之學,已很難能立足講臺,為人師表?孔子常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終身之憂”,這種嚴謹的治學精神仍值得我們大學語文老師學習。語言應用能力是逐步積累出來的,不是一蹴而就,高職語文教學改革也要從上述幾方面系統推進,通過多方位努力,讓學生逐步擺脫為考試而讀書的習慣,體會漢語言文字的魅力,在此基礎上,又不止於語言的工具教學,適當昇華到對語言建構世界的審美層面的理解。這樣,高職語文教學的效果才能得到進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