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暴政促成了喜的思想傾向的根本轉變
秦統治者是以法家學說為其治國牧民的指導思想的。秦始皇曾在二十八年的琅琊臺石刻頌文中批評古代的帝王“法度不明”，標榜自己是“大聖作治，建立法度，顯著綱紀”。雖然強調法治並沒有錯，但秦代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封建地主階級手中。在那個“嚴刑峻法”的時代，刑罰打擊的主要物件是所謂的“盜”，這些“盜”其實是一群被壓迫、被剝削而無路可走的農民。失去生計的農民被逼無奈只能鋌而走險去“盜”地主的財產，因而受到更嚴厲的打擊;民不聊生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盜”，而朝廷對“盜”的鎮壓又越來越殘酷血腥。在這種惡性迴圈的社會生態下，秦未農民大起義的爆發絕非偶然。顯而易見，秦王朝“嚴刑峻法”的受害者是農民，秦法不過是統治者鎮壓農民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從出土的秦簡法律文書的內容可以看出，剛剛取代奴隸主而成為新的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是怎樣把奴隸制的枷鎖換成封建制的桎梏套在農民身上，對農民實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3］喜在從政、治獄、從軍的經歷中親眼目睹了在秦的強權政治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於是其思想意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轉變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生活態度的轉變。他從躊躇滿志想幹一番事業，到對秦政失望而失志頹廢，最後選擇了自行恬退。喜的經歷表明，他17歲便投身社會，為國家效力:先後從政、治獄，到29歲近而立之年時投筆從戎。這說明至少在青年時期，置身於天下一統的強大秦帝國裡，他的內心深處或許也曾泛起過些許作為楚國遺民後裔的不快，但這並不曾澆滅他渴望建功立業的年輕夢想。所以，他從軍他鄉，獨身飄零。然而事與願違，或許是懷才不遇，或許是現實影響，抑或是性格使然，他始終在底層打著圈圈。如果說從政和治獄難以很快出人頭地的話，那麼從軍在當時是很容易在戰場上建功立業、論功獲賞的，但是他卻沒有。聯絡到他此時在筆記中極力迴避記載有關戰事的行為，只能作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殘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夢想，也改變了他的人生態度，他的內心其實是反對以強凌弱的戰爭的，所以他不願去拼死殺敵建功。於是，他選擇了退避。31歲成為他人生的一個轉折，此後15年他再無波瀾，默默終老。二是記事內容的轉變。《編年記》由前期記載國家時政大事到中後期轉而以記錄作者家事和個人生活經歷見聞為主。作者當初寫《編年記》的目的，本為記載秦國發生的大事。如在昭王五十三年以前，主要記載秦國發生的重要戰役，幾乎接連不斷;但到昭王五十四年之後，寫作的目的變了，對秦國所進行的戰爭很少有記載了，轉而以記自己家事為主。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喜越來越多、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秦的暴行，不想為其歌功頌德了。境遇的變遷極大地改變他的思想意識，思想意識變了，寫作趣旨也隨之改變了。三是思想傾向和情感態度的轉變。由擇要蒐集、客觀記錄、秉筆直書到刻意選擇、暗含褒貶、曲筆婉諷，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轉變。如《編年記》在昭王五十二年載:“王稽、張祿死”。《編年記》在昭王五十三年中的記述中幾乎完全沒有涉及秦國的內政，而為何獨在昭王五十二年記下“王稽、張祿死”?這頗令人玩味。王稽本為秦國的謁者，地位不高，張祿因有王稽推薦才進見昭王，得以相秦，於是轉薦王稽為河東守以報恩。后王稽與諸侯通，以叛國罪誅，張祿也受到牽連罷相，王稽與張祿同年亡。［2］27喜唯獨在《編年記》中記下此二人之死，恐怕是喜對這兩個人的鄙夷不屑、對秦政的曲筆嘲諷吧。這種在字裡行間裡漫不經心地隱含幾分諷刺味道的手法，深得孔子首創的寓褒貶於曲折的文筆之中的“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之妙，其後司馬遷在《史記》裡也屢屢用到。對某些人和事，他還用一種故意冷落的曲折方式表現自己的憎惡，如對在奠定秦國地位並在統一六國之前有過巨大功績的白起，《編年記》對其戰功及死亡都避而不寫，因為正是這個白起攻楚拔郢(公元前278年)，使楚國滅亡，而楚國是喜曾經的祖國。此外，也正是這個白起在“長平之戰”中殘忍地活埋了40萬趙國戰俘。因此，喜的內心是非常厭惡白起的，所以對其視而不見。這也從側面表現了他對楚國的懷念之情和對秦滅六國的隱恨。從昭王五十四年起到秦始皇三十年，《編年記》很少再有記錄戰爭和秦國政事的文字，對後來秦滅燕、滅齊更是隻字未提。這恐怕和喜的思想意識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聯，對於一個自己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滿的王朝，他再也無心去記什麼秦國大事了。《編年記》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2年)載:“興，攻荊□□守陽□死，四月，昌文君死。”據史料記載，此年剛好昌平君反秦，昌文君可能也是位楚公子，本與昌平君同仕於秦，二人還在平嫪毒之亂時一道立過功。其後，昌平君遷居郢陳，起兵反叛，昌文君受其牽連而被秦始皇誅死。［2］35喜為什麼要記這一事呢，這隻能表明喜的內心是贊成反秦的，對秦始皇株連昌文君是憤恨的，所以在此特記一筆。同時也可以看出喜對楚公子之死的惋惜和傷痛，這不正好是一個楚貴族遺民難以言說的痛楚嗎?綜上，喜因其楚國貴族後裔的背景，在骨子裡有著對秦滅六國的不滿和牴觸情緒;從政、治獄和從軍的經歷見聞使他對秦的暴政和高壓禁錮下人民的痛苦有了越來越真切的感受;同時，自己人生道路的崎嶇和灰暗也使他越來越失意和消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這位具有一定知識才能、原本也有雄心壯志的下層知識分子的精神大廈轟然坍塌，他的不滿和牴觸情緒更加強烈，最後終於在政治上站到了秦王朝的對立面，用特有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秦統治者的不滿、牴觸和反抗。這種思想意識的形成和轉變，在高壓統治和殘酷剝削下的秦代社會，尤其是在被秦先後滅掉的原六國子民中具有極大的代表性。
二、從《編年記》看
作者求變求簡求新的歷史觀與審美觀再來看看《編年記》的記事內容、風格和文字書寫所體現出的'歷史觀與審美藝術觀。《編年記》共53簡，雖然距今2000多年了，但無論是其記述內容、思想觀念、敘述方式、語言風格，還是文字書寫、字型變化等，較之同時代的官方書寫都體現出鮮明的特色和全新的風貌，表現出觀念更新、記事簡約、字跡飄逸的強烈個性和鮮明特色，體現了求變、求簡、求新的歷史觀與審美價值取向，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1．求變———不滿秦政，期待變革
如前所述，喜是楚國貴族後裔，同時又是一個入吏的知識分子。《編年記》寫作於“諸侯並作”、“天下散亂”、莫之能一的時期，對於秦統治者而言，它不僅不是為秦王朝歌功頌德的編史，而且很可能還是“妄語”“妖言”。［4］9幸運的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坑儒”時，作者已逝去三四年了，《編年記》被作者帶入了地下，倖免於那堆炙烤文明的大火，才得已讓兩千多年後的我們看到這劫後餘生的珍貴史料。幾百年諸侯割據稱雄爭霸的混亂政治局面，使秦的統一順應了歷史的發展。但一統天下的戰爭是激烈、殘酷的，統一之後的鬥爭也是複雜、尖銳的。由於秦統一過程中殺戮太多，破壞太大，加上秦的橫徵暴斂，民怨沸騰，致使各種反秦勢力長期存在，天下從未太平過。統治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縱橫交織，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從未停止，這些導致了秦王朝日趨嚴重的政治危機。這是喜生活的社會背景，也是《編年記》寫作的時代背景。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在《編年記》這一方完全屬於個人的小小天地裡，用記事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秦政的強烈不滿和對變革現實的隱隱期待，體現了一種反對暴政、蔑視權貴、同情反抗者和下層民眾的進步的歷史觀。喜對於楚國的滅亡記載最詳細。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攻楚，喜的居住地安陸便由楚地一變為秦國南郡的屬縣，喜由楚人變為秦人。對秦政的不滿，加劇了他對故國的懷念，於是他詳細地記下了那些恥辱的不堪回首的亡國曆史，也悄悄地將自己對眼前這個暴虐的政權及其統治者的強烈厭惡隱含其中。《編年記》中對秦王政持不尊重不避諱的語句頗多。如:秦昭王五十六年，書“正月，速產”;秦始皇十八年，書“正月，恢生”。二處“正”字，均不避諱始皇“政”，而《語書》官方檔案中凡“正”皆改為“端”。《編年記》秦始皇二十八年記:“今過安陸”。“今”當指經過安陸的秦始皇，在古代對當朝的聖主應敬稱為“今王”，略一“王”字，其蔑視之態昭然若揭。還有，《編年記》中對三代秦王均直言其“死”，如:秦昭王直書“昭死”，秦孝文王書為“立即死”，莊襄王書為“莊王死”。反觀喜在記自己的父母之逝時，皆敬書為“公終”、“嫗終”，親親之情，油然而生，［4］6其憎愛分明躍然簡上。對秦王去世所使用的近乎詛咒般的語言，足以表明喜對秦王朝的不敬和憤慨。在秦法淫威下，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只能解讀為喜對秦滅六國、荼毒人民懷有極大的不滿和仇恨，希望那個該“死”的王朝和那些同樣該“死”的暴君“立即死”，期盼能出現新的社會政治局面，改變當時的一切，強烈的祛舊圖新之渴求同樣躍然簡上。從民本思想看，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進步歷史觀。而且，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求變往往是一個人乃至一個社會時代審美觀念變革的前奏與先導。
2．求簡———刻意省略，記事簡約
喜生活的秦苛政時代，嚴刑峻法如條條枷鎖禁錮著人，人們普遍有一種要衝破束縛，過輕鬆自由的簡單生活的願望。這種“求簡”的審美價值取向在《編年記》中可見一斑。《編年記》記事從簡，有些地方甚至刻意省略，只書年代不寫內容。這裡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編年記》續編對秦王政時期的戰爭所記寥寥無幾。如:“三年，卷軍”;“四年，□軍”;“十五年，從平陽軍”;“十七年，攻韓”;“十八年，攻趙”;等等。凡涉及秦國的軍政大事，皆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用字之簡省令人驚歎，甚至略去許多秦人引以為豪的重大事件。在整部《編年記》中，喜並未記載秦國軍事上的威武和政治上的強勢，對秦國君包括始皇帝不僅沒有歌功頌德之詞，甚至出現“昭死”、“立即死”等不敬之詞。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將歸於“天下大定”之時，《編年記》卻出奇地留下了空白，使人絲毫看不出秦國即將奪取全面勝利的痕跡和普天同慶的喜氣。這一再出現的空缺，絕不可等閒視之，如果將它理解為無言的輕蔑和無聲的抗議，似乎更切合作者的本意。如前所述，喜是楚人後裔，秦滅六國，對他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隱痛，不堪回首，故此不書。這足以證明，喜的出身、經歷和感受，決定了他是反對恃強凌弱的，更不願意看到國破家亡的慘象發生。其二，如果說對秦政的用筆簡省中包含有政治與情感因素的話，那麼，整部《編年記》所顯示出的刪繁就簡的敘事風格，則鮮明強烈地顯示了作者對處理複雜題材的一種自覺的審美價值取向:求簡。即要言不繁，簡潔明瞭，以簡馭繁，以少勝多。這樣的例子在該書中隨處可見，幾乎用不著列舉。如記載私事的:“今元年，喜傅。”“(今)三年，卷軍。八月，喜揄史。”“(今)十三年，從軍。”……記載時事的:“(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張祿死。”“(昭王)五十三年，吏誰從軍。”“卅七年，□寇剛。”……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來解釋《編年記》的這種求簡傾向，那就是人們在社會制度的強壓態勢下，內心必然會激發起一種本能的對抗心理和向現實規範相反的方向尋求變革的追求。而且，由繁到簡是人們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普遍規律，也是審美觀念發展的必然趨勢。
3．求新———率意而書，字跡飄逸
書體的變革不單是字型形態的變化，它是與書寫者思想藝術觀念直接關聯的，也是與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審美觀念的變革要求密切相關的。戰國時期，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到了秦篆的出現，才給我國古代文字的發展演變做出了總結。從睡虎地出土的兩封戰國末期的家信來看，民間流傳的便不是先秦古文字，而是隸書。由此說明，隸書在當時已經十分成熟，並流行於民間，所謂隸書起於秦代程邀所造也不言自破。《編年記》字型也是隸書，喜在工作之餘，提筆在簡上記事，所用的書體抑或就是當時民間流行的字型吧。按說喜作為秦朝官吏，抄寫文書包括記事應該是用國家統一文字小篆，而我們在《編年記》中看到的卻只是通俗的隸書。［5］在嚴刑峻法的朝代，作者竟如此大膽，其求新求變之意顯於筆端。